封面新聞記者 曾潔
一個冷知識,中國為何稱為“華夏”?唐朝經學家孔穎達《春秋左傳正義》記載:“中國有禮儀之大故稱夏,有服章之美謂之華。”作為中華文明最為核心的象徵之一,服飾文化彰顯了華夏民族的文化風貌,不僅展示著光彩奪目的服飾之美,更承載著華夏民族衣冠載道、禮樂之邦的厚重內涵。
1月19日,封面新聞記者從成都博物館獲悉,“雲想衣裳——絲綢之路服飾文化特展”將於1月25日開展,來自全國20餘家文博機構的186件/組精美文物即將亮相,譜寫一曲流光溢彩的錦程華章。我國考古發現最早的對襟袍服、馬王堆彩繪立俑身著的深衣制長袍、來自內蒙古的鑲寶石金冠飾等重磅文物,彰顯了不同時期、不同地區人們的審美特點與服飾文化。
一襲䋺衣,揭開戰國絲織業的興盛
中國是世界蠶桑絲織的起源地,距今5000多年前,長江流域和黃河流域的先民們已完成了從野蠶馴化到繅絲織綢的探索歷程。早期的絲綢是養生送死、祭祀酬神、溝通天地的重要物質載體;商周後,絲綢逐漸演變為身份的象徵,其上出現了織花和刺繡,標誌著絲綢藝術的真正開始。
䋺衣,音同秋衣,屬於陪葬明器,無實際穿著功能。來自荊州博物館的戰國䋺衣,出土時附有墨書“䋺衣”的標籤,是迄今為止我國考古發現最早的對襟袍服。它雙袖平直,兩襟對中,腰與下襬等寬,凹後領,紅棕絹面上刺繡有鳳鳥逐蛇紋樣,袖緣為條紋錦,領緣是大菱形紋錦。雖無實際穿著功能,但仍有“衣作繡,錦為緣”的基本特徵,足以見當時的審美趨勢與織錦技術的發達。
一身彩繪,訴說秦漢大一統的繁榮
秦統並天下後,曾“兼收六國車旗服御”。其後,隨著漢代大一統政治體制的完善和社會生產力的提升,衣冠制度得以全面貫徹,形成具有漢文化特色的服飾體系。
“上下連裳,披體深邃”的深衣,就是當時普遍流行的服飾之一。出土自湖南馬王堆的彩繪立俑身著深衣制長袍,交領右衽,廣袖曲裾,袍上以紅黑二色彩繪出花紋,袍緣、袖口繪黑底紅花織錦,完美呈現了漢代服飾突出形體之美的審美特徵。
一縷薄紗,彰顯兩漢絲織技術的發達
時至兩漢,除了設立絲織品官營生產機構,民間私人作坊式和家庭式的絲織生產也得到長足發展。絲織品商品化生產規模有了突飛猛進的提高,不僅產量增大,種類也日趨繁多。
本次展出的西漢黃褐色對鳥菱紋綺地“乘雲繡”,以綺為繡地,織紋和繡紋交相輝映,幾何紋、植物紋、動物紋交替分佈,飛鳥、雲氣與瑞草花卉連續緊扣,硃紅、淺棕紅、橄欖綠三色絲線繡出桃花紋與雲紋,是為“乘雲繡”,寓意“鳳鳥乘雲”,畫面生動,華貴異常。
同時期的印金銀火焰紋紗則是是迄今所見最早的三版套印絲織品。金銀研成粉末後,加膠調和成泥,用青銅凸版印模印在輕薄透明的紗上,火焰紋樣(或稱博山形紋)綺麗多姿,可以想象,其時作為衣物,在行走搖曳之間是如何的明豔動人。
一頂金冠,見證絲綢之路的文化交融
公元前2世紀,漢武帝派遣張騫出使西域,開闢以首都長安(今西安)為起點,連線地中海各國的陸上貿易通道,即陸上“絲綢之路”。絲綢,成為古代中國向世界輸出的最重要的商品之一。
南北朝時期,兵戈擾攘,民族融合。來自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服飾在絲綢之路上熙攘交錯,不同的文明以服飾為載體,在這裡互通互鑑,交換著關於文化、藝術與技術的秘密。
在展出的眾多璀璨的飾物中,來自內蒙古的鑲寶石金冠飾顯得極為醒目。它呈花環狀,纏繞著由金葉、金絲、金片編織而成的樹葉及花卉,花卉中間鑲嵌各種寶石,華麗奪目,仿似希臘神話中的月桂冠,見證著北方遊牧民族透過草原與西方文化的交流與融合。
一件陶俑,輝映盛唐“衣冠王國”的黃金時代
南北朝時期的五方雜處為盛唐服飾文化的綻放奠定了基礎。唐代國力強盛,東西文化交流頻繁,在吸收中亞緯錦技術的基礎上,其紋樣也推陳出新,兼具北方遊牧民族的服飾特點,創建出一套詳細的冠服制度。
唐代風氣開放,女子裝束華麗精美,並興起著胡服、男裝的風潮。本次展覽的兩尊彩繪灰陶女俑可為我們一窺彼時風貌。她們頭梳烏蠻髻和鳳髻,皆著對襟內衣,胸前系袢,拖不同色彩的曳地長裙,足蹬翹頭履。女俑應為貴婦形象,面頰豐潤,描細眉,抹胭脂,紅唇欲滴,形態端莊大方,雍容華貴的形貌,精緻迭麗的妝飾,彰顯著大唐盛世之風。
這些千年前的華服、錦袍、冠飾,攜著所在時代的倩影,為今人展開一幅浮翠流丹的旖旎畫卷。從5000多年前的桑蠶馴化,到兩漢絲織技術的發達;從絲綢之路開啟的東西交流盛況,到盛唐時期包容綻放的輝煌……服章之美,覆衣天下。春節逛成博,領略“華夏”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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