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圖 | 鄧小平
1935年1月15日到17日，遵義會議召開。鄧小平為這次會議的召開，做了大量的準備工作······
主辦《紅星》，參加長征
1931年的夏天，鄧小平來到了中央蘇區，並被推選為瑞金縣委書記。一上任，鄧小平就在大家的幫助下，迅速清除了很多反革命分子，為被冤枉的人平了反。
圖 | 鄧小平
於是瑞金縣全縣人心大快，人們拍手稱讚，說鄧小平為“包公再世”。
1931年11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在瑞金成立了，鄧小平認為瑞金的地位提高了，但擔子也更重了。
於是，一個確保農業豐收，發展經濟的運動在瑞金縣全面展開了，水庫開始動工了，水壩的渠道也開始修整了，被服廠、紙菸廠等也開始建立起來了，當地的農民幹部、群眾的積極性都積極起來了，全縣的局面也大為改觀。
之後，鄧小平的工作也經過了一些變動，到了紅軍總政治部工作。在那裡，需要做的工作並不是太多，於是鄧小平請求去辦《紅星》報，併成功徵得了相關領導的同意，成為了《紅星》報的主編。
出版紅軍報紙，指導紅軍建設和中央蘇區的革命鬥爭，是紅軍政治機關的優良傳統，因此辦好這份《紅星》報也是非常重要的。
圖 | 鄧小平
對於辦報，鄧小平並不陌生。早在法國勤工儉學的時候，他就獲得過“油印博士”頭銜。在瑞金當縣委書記的時候，鄧小平又創辦過《瑞金紅旗》報。
長期的黨務工作和軍隊政治工作，練就了鄧小平敏銳的觀察力和樸實的文字風格，他也非常瞭解中央蘇區和紅軍的實際情況，對於辦好《紅星》報，鄧小平也是非常有信心的。
於是，他將《紅星》報辦得有聲有色，但這份報紙在中央蘇區最終還是辦不下去······
這不是主編鄧小平的責任，更不是編委們的責任，而是紅軍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
就這樣，鄧小平和《紅星》報全體工作人員被編在了“紅章”縱隊，跟隨紅軍主力，開始了漫漫長征路。
在長征路上，敵人圍追堵截，自然環境十分惡劣，在一面作戰一面行軍的艱苦條件下，鄧小平等人仍在堅持出版《紅星》報。
圖 | 《紅星》報
當時《紅星》報工作人員用兩條扁擔，挑著4個鐵皮箱子，隨著大部隊行軍。鐵箱裡面裝的是辦報的全部裝置：油印機、油墨、蠟紙·······
一到了宿營地，那些鐵箱子就是現成的辦公桌，他們經常在國民黨飛機的轟炸中，就開始工作，為在前線浴血奮戰的將士們提供精神上的慰藉。
長征初期，紅軍在過了湘江後，處境是非常危險的。在這緊急的關頭，毛主席根據敵我雙方的軍事情況，力主中央紅軍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前進，當時周恩來等大多數的人都贊成毛主席的主張。
圖 | 毛主席等人參加會議
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在湖南通道召開緊急會議，討論紅軍的行進方向，大多數人支援毛主席向貴州進軍，但博古等人還是堅持應該北出湘西······
1934年12月下旬，紅軍攻克黎平，並在那裡召開了黎平會議。這次會議之後，中央軍委對幹部進行了調整，鄧小平由《紅星》報主編調任中共中央秘書長。
當時中共中央秘書長的職責是整理會議記錄、整理檔案、檔案歸檔、收發信件等。鄧小平除了以中央秘書長的身份經常參加中央的重要會議外，還兼管中央軍委縱隊警衛人員的政治思想工作。
1935年1月初，中共中央又在猴場召開會議。會議重申了毛主席的正確主張，改變了中央軍委李德個人包辦的狀況。
通道、黎平、猴場三場會議，讓毛主席的正確主張得到了更多人的支援。而紅軍也成功西進，突破烏江，佔領了遵義，贏得了在遵義地區休整的時間······
圖 | 毛主席
1935年1月15日到17日，中國共產黨在遵義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也就是遵義會議。
毛主席、張聞天、周恩來、朱德、劉少奇等人參加了會議。據楊尚昆回憶，鄧小平是以中共中央秘書長的身份參加會議的，並擔任會議的記錄工作。為了遵義會議能順利召開，鄧小平做了大量的準備工作。
會議開始由博古主持，他做了關於第五次反“圍剿”的主要報告，對自己一定的錯誤做了分析和檢討，但也強調了很多外在的隱私，為自己犯下的錯誤進行了一定的辯解。
接著周恩來作了第五次反“圍剿”軍事問題的副報告。之後，毛主席做了重要的發言。
毛主席的發言非常詳細，針對“消極防禦”的各個方面都做了說明。
之後的王稼祥和朱德、聶榮臻、彭德懷等人都支援了毛主席的意見。
圖 | 毛主席
這次會議，集中全力解決了當時具有決定意義的軍事問題，揭發和批評了第五次反圍剿和長征以來軍事領導上的錯誤。
在會議的後期，會議指定張聞天起草決議，他根據參加會議的大多數人的意見，尤其是毛主席發表的長篇內容，起草了《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決議》明確指出：
紅軍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乃至退出中央蘇區後遭受的嚴重損失，其主要原因是博古、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犯了一系列原則上的錯誤，肯定了毛主席等人關於紅軍作戰的基本原則。
會議還改組了中央的領導機構，選舉毛主席為中央政治局常委。隨後，在貴州鴨溪一帶，又成立了毛主席、周恩來、王稼祥組成的三人小組，負責指揮全軍的軍事行動。
這次會議，確立了毛主席為代表的正確領導。之後的紅軍長征，就是在毛主席、周恩來、朱德等領導和指揮下進行的，毛主席則起著最重要的核心領導作用。
鄧小平作為中央的秘書長，直接參與了中央領導機關工作，認真履行著中央秘書長的職責。當時行軍，鄧小平和毛主席、周恩來等人都是一起。
據鄧小平會議當時：
每天住下來，毛主席他們都會等各個部隊的電報，一直等到深夜，再根據這些電報確定紅軍行動的······
之後，在毛主席等人的正確指揮下，紅軍轉戰了川、黔、湘等十多個省，四渡赤水，強渡大渡河······奪取了一個又一個勝利，最終成功到達了陝北，突破了敵人的封鎖。
圖 | 鄧小平
在此後的時光中，鄧小平全身心投入到革命之中，參加了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大西南的解放和建設······
多方證明，終成定論
在長征途中，顛沛流離，很多會議都是隨時召開的，就算遵義會議也是這樣的，留下的記錄並不夠全面。
而鄧小平本人也很少提及這段歷史，以至於在很長時間內在提到會議參加者的時候，並沒有鄧小平的名字。
圖 | 鄧小平
遵義會議紀念館是在1955年開放的，當時會址內的輔助陳列室裡，介紹會議參加者的名單中並沒有鄧小平。
當時還誤將董必武、林伯渠列入了參加者的名單，直到後來才弄清楚他們並沒有參加。
1958年11月，鄧小平在楊尚昆的陪同下在貴州視察工作。期間，他們參觀了遵義會議紀念館。
當鄧小平走進這座闊別了20多年的建築後，他是非常興奮的。
他一邊參觀建築的環境，一邊興奮地同陪同人員說：“就是這裡，當年就是在這裡，這個地點找對了。”
在樓下參觀的時候，鄧小平認真地看著一張張照片，一件件文物，然後和大家訴說著當年在這個房間裡發生的故事，彷彿又回到了當年那個硝煙瀰漫的崢嶸歲月······
走進當年開會的房間後，鄧小平看著熟悉的場景，立刻就想起了當年開會的場景，他非常肯定地說：“會議就是在這裡開的。”然後，他又指著靠裡面的一角說：“我當時就坐在那裡。”
圖 | 遵義會議舊址
聽完鄧小平的話，當時的隨行記者、遵義會議紀念館的工作人員等人迅速記錄了下來，這也是比較珍貴的史料啊！
走出會議室後，鄧小平站在走廊上，若有所思，問身邊的人：“為什麼這個地方原來很寬，怎麼現在變窄了？”
有一位工作人員回答：“當年紅軍在很艱難的條件下才打下了遵義，在這個樓裡開會，自然感覺房子很高大寬闊，但是您這次從北京來，自然也就感覺窄了。”
鄧小平聽了以後哈哈大笑，和大家說起了當年在這裡一起看地圖的場景。
鄧小平的這次參觀，不僅證實了當年的會址和會議室位置，還留下了一份珍貴的黨史資料。
根據鄧小平的現場追憶，1965年遵義會議紀念館請示了相關的領導之後，在遵義會議會議室的說明牌上列上了鄧小平的名字，並在會議室的牆壁上掛出了參加遵義會議的毛主席、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林彪、鄧小平七人的照片(按照八大政治局常委名單序列)。
圖 | 鄧小平
到了20世紀70年代，鄧小平賦閒在家的時候，一個老幹部的孩子去看望他，在閒談間提及了這件事情，鄧小平還感慨地說：
“遵義會議，我參加了就是參加了，沒有參加就是沒有參加。我一生的歷史不因沒有參加遵義會議硬說參加了，來添一份光榮······”
到了1980年，在中國革命博物館、遵義會議紀念館以及有關他的黨史資料中，在介紹遵義會議參加者的時候，又重新出現了鄧小平的名字。
時光流轉，幾十年的滄海桑田，就在鄧小平是否參加遵義會議這個簡單的問題上，也隨著時間的變化而起伏······
除此之外，鄧小平參加遵義會議的身份也有很多不同的說法：
第一，《紅星》報主編；
第二，中央隊秘書長；
第三，先以《紅星》報主編身份列席會議，會議中被選中黨中央秘書長，正式參加會議。
直到1984年9月，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公佈了《關於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若干情況的調查》以後，才將鄧小平參加遵義會議時的任職搞清楚——中央秘書長。
當然關於這個身份的確認也是有很多佐證的：
比如在鄧小平那個時期所填寫的履歷表中，一直填的是中央秘書長。鄧穎超也曾經多次和人說過，在遵義會議時，鄧小平是中央秘書長，這一點“我完全可以證明”。
圖 | 鄧穎超
1984年，有關部門在為《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撰寫我國主要領導人的傳略條目的時候，就曾請示過鄧小平本人，他說自己在1934年年底開始擔任黨中央的秘書長。
1984年的10月，楊尚昆在回答美國著名作家哈里森·索爾茲伯裡就鄧小平參加遵義會議職位的提問的時候曾很明確地說：
“······曾經有人問過我，我自己有些不記得了，但回到北京我問了周總理，當時周總理告訴我鄧小平參加了，當時擔任會議的記錄，職位是黨中央的秘書長······”
同年，哈里森·索爾茲伯裡也問過劉英同樣的問題。劉英的回答是，在遵義會議後不久，鄧小平被派往了作戰部隊，中央秘書長的工作由我接替。
但劉英在之後的接受採訪的時候談到：
“李富春同志告訴我，鄧小平同志因工作需要調往前線，叫我接替他，擔任中央隊秘書長。”
圖 | 鄧小平
透過上面的這些證據，鄧小平參加遵義會議的職位已經很清楚了。但中央秘書長和中央隊秘書長是否是一回事呢？
劉英在接受哈里森·索爾茲伯裡所談和接受另外採訪者所談，一為中央秘書長，一為中央隊秘書長，應該兩者是一致的。
因為鄧穎超也擔任過中央秘書長，但是除了有鄧小平接替她的工作記載外，並沒有史料記載中央秘書長另有人擔任。
在紅軍長征途中，毛主席、張聞天、王稼祥編在中央隊，而中央隊又起著核心的領導作用，那麼中央隊秘書長所擔負的工作，應該就是中央秘書長所擔負的工作。
雖然在當時的戰亂條件下，職位的名稱有時沒有太嚴格，但兩者的職責應該是一致的。
就這樣，當年真實發生的事情，終於恢復了本來的面目······
建國之後，多次提及
或許遵義會議不僅是出於黨的重要轉折，更是鄧小平人生中的重要轉折，而且鄧小平還親自經歷了這段歷史，因此更加刻骨銘心。
圖 | 鄧小平
在新中國成立後，鄧小平曾多次提到遵義會議偉大的意義和歷史作用。
1962年，鄧小平《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說：
“遵義會議後，在毛主席的領導下，我們黨建立了一套健全的黨的生活制度······”
這就代表了鄧小平對遵義會議的精神有著深刻的認識。
1980年8月，鄧小平在接受義大利記者法拉奇採訪時，曾說：
“在1935年我們歷史上著名的長征中召開的遵義會議上，確定了毛澤東同志在黨和軍隊的領導。相應地，我那時也第二次當黨中央的秘書長······”
圖 | 鄧小平和法拉奇
1989年，高齡的鄧小平在和李鵬等人的談話中，提及：
從毛主席、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開始，中國共產黨才形成了一個成形的領導，以前的領導都是很不穩定，也很不成熟的。從陳獨秀開始，一直到遵義會議，沒有一屆是成熟的······我們黨的歷史，真正形成一個成形的領導，就是從毛主席、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這一代開始的。
同年的六月，鄧小平再次提到了遵義會議：
我們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從現在起需要建立一個第三代的領導集體。在遵義會議以前，我們黨沒有形成過一個成熟的黨中央。從陳獨秀到王明，都沒有成立過一個有能力的中央。我們黨的領導集體是從遵義會議開始建立的，也就是從毛主席、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開始的，後來又加入了任弼時同志······
遵義會議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的重要轉折點，也是鄧小平政治生命中的轉機。
圖 | 鄧小平
他是由遵義會議前的被排擠，轉變受到了信任，轉換到了重要工作崗位上來，協助中央領導開展工作。
從此得以充分施展了他的才幹，開始了他更為光輝的戰鬥歷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