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女青年四肢發熱困煩兩月餘，以肘、膝關節以遠為重，自覺勞累後熱煩睏乏尤甚。就診時感頭暈心悸，倦怠乏力，飲食尚可，平時白帶多，少腹墜脹。既往有慢性腹瀉史，脈濡，舌苔黃膩，舌質正紅。
初診以脾胃溼熱內蘊為治，方用蒼朮，黃柏，防己，牛膝，桑枝，苡米，生甘草。三劑。
藥後四肢煩熱不減，帶下反多，少腹墜脹加重，此乃藥證不符，不可囿於黃膩苔屬溼熱之論。蓋脾主四肢、肌肉，而勞累後煩熱尤甚。經雲：“陽氣者，煩勞則張。”勞則氣耗，虛陽張越於外故加重，脾胃氣虛明矣。少腹墜脹、帶多，氣陷於下故也，服苦寒之品徒傷脾氣。
此似屬東垣所謂“脾虛陰火”之證，“惟當以辛甘溫劑，補其中而升其陽，甘寒以瀉火則愈……大忌苦寒之藥瀉胃土耳”，遂投以補中益氣湯加味，以甘溫之劑升補脾胃，稍佐苦寒以瀉陰火。
方用：黃芪，當歸，黨參，白朮，陳皮，升麻，柴胡，葛根，澤瀉，炒黃柏，炙甘草。服藥三劑，四肢煩熱頓減，帶下亦減少。前方進退十餘劑，病狀若失，黃苔亦退。東垣謂黃芪、甘草、人參三味，“除溼熱煩熱之聖藥也”，誠為經驗之論。
《脾胃論》為金元四大家之一李東垣晚年所著，體現了他所開創的內傷脾胃學說的成就，並系統地提出了“甘溫除熱法 ”。甘溫除熱法是指用甘溫之劑治療發熱的一種治法，其所創制的補中益氣湯就是甘溫除熱法的代表性方劑。從明清至今，後世發展其法，推而廣之，已使這一治法具有了廣義的認識。今天小編就來帶大家認識一下補中益氣的具體應用。
補中益氣湯 黃芪(病甚，勞役熱者一錢) 、甘草(以上各五分，炙)，人參(去蘆，三分，有嗽去之)，當歸身(三分，酒焙乾，或日干， 以和血脈)，橘皮(不去白，二分或三分，以導氣，又能益元 氣，得諸甘藥乃可，若獨用瀉脾胃)，升麻(二分或三分，引胃 氣上騰而復其本位，便是行春升之令)，柴胡(二分或三分，引 清氣，行少陽之氣上升)，白朮(三分，降胃中熱，利腰臍間血)。
李東垣曰:“故脾證始得，則氣高而喘，身熱而煩，其脈洪大而頭痛，或渴不止，其面板不任風寒而生寒熱。” 並解釋其病機為“ 陰火上衝，則氣高而喘，為煩熱、為頭痛、為渴，而脈洪。脾胃之氣下流，使谷氣不得升浮，是春生之令不行，則無陽以護其榮衛，則不任風寒，乃生寒熱，此皆脾胃之氣不足所致也”。
內傷熱中證的機理是據“火與元氣不兩立”的矛盾而開展，陰火勝則元氣削弱，元氣削弱則脾胃虧虛，水谷生化的精氣下陷於腎，因而“陰火得以乘其土位“。 補中益氣湯是被後世推崇備至的“ 甘溫除熱第一方”，方中重用黃芪，補脾而益肺氣，人參、甘草甘溫益氣健脾，白朮苦甘溫健脾燥溼，共收補中益氣之功。橘皮理氣和胃散滯氣，當歸調血和營，使陽生而陰長。甘草兼能清瀉火熱。升麻、柴胡引清氣上升還於脾胃。
升麻、柴胡昇陽之說已成定論，習俗相沿，以至今日。然則升麻、柴胡升清以外仍有它途。《神農本草經》謂:“升麻味甘、平，主解百毒 …… 闢溫疫、 瘴氣、邪氣、蠱毒。”《七略別錄》認為其“ 主中惡腹痛，時氣毒癘，頭痛寒熱，風腫諸痛，喉痛口瘡”，是一味明確的清熱解毒、闢溫退熱藥物。
再以柴胡言，《神農本草經》謂:“ 主心腹腸胃中結氣，飲食積聚，寒熱邪氣，推陳致新”，《七略別錄》指出其“ 除傷寒心下煩熱，諸痰熱結實，胸中邪逆 ……” 《藥性論》認為其“ 主時疾內外熱不解”。總之，金元之前歷來把它作為一味祛邪退熱 、 清火消結藥對待。
根據上述分析，筆者認為，補中益氣湯陣壘分明，由黃芪、人參、白朮、當歸等扶正藥物治其本，升麻、柴胡、 甘草等祛邪藥物治其標，同時升麻、柴胡有昇陽作用，是一首溫清並用，標本同治的方劑。李東垣在補中益氣湯後立加減用藥法，原方加五苓散、黃芩、黃連、玄明粉等，更顯示了甘溫除熱之真諦。
喻嘉言云：“脾胃者土也，土雖喜燥，然太燥則草木枯槁，土雖喜潤，然太溼則草木溼爛，以補滋潤之劑，使燥溼相宜，隨證加減耳。”補脾胃者，當使燥溼相宜，醫者選方用藥，當以甘味為主。《內經》指出：“五味入胃，甘先入脾。”又“脾欲甘”。說明甘味是補脾胃之主味。然甘有甘溫甘涼之分。陽不足者治以甘溫，陰不足者則宜甘涼，甘溫可助脾升，甘涼可助胃降。補脾胃當首分陰陽，不可認為補脾必甘溫，補胃皆甘涼，當以辨證論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