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倫比亞東北部Altos de Polonia的一條公路上，一名年輕男子正極力向路人兜售一隻三趾樹懶幼崽。該鎮是該地區非法樹懶貿易的幾個熱點地區之一。
撰文：Natasha Daly
攝影：Juan Arredondo
在哥倫比亞的Altos de Polonia，要想成為樹懶捕手，首先必須是嫻熟的登山者。Yilber Benites和Yarlis Morales脫下T恤和人字拖，消失在樹上。他們說，裸露面板有助於他們抓緊樹皮，更容易攀登高聳的傘樹，並減少致命的墜落風險。
2019年11月，Altos de Polonia的偷獵者在從高處的樹上逮住一隻母樹懶和她的新生幼崽後，對它們進行檢查。盜獵者希望在樹懶幼崽幾個月大的時候就把它們帶走，那時它們幼小而溫順，生存機會也更大。但這個幼崽太小了，帶不走。
我們離Altos de Polonia大約3.2公里，這是他們在哥倫比亞科爾多瓦省居住的村莊。我跟著他們穿過灌木叢和農田，在柵欄下攀爬和滑行，尋找樹懶。Benites說，攀登其實是最容易的環節，而尋找和發現樹懶可能需要好幾天。
在大約15米高的地方，Benites開始用砍刀在一根樹枝的底部砍伐。我可以看到一團棕色的毛球纏繞在樹枝上，每砍一下，都在搖晃。
"有個幼崽！"一聲興奮的叫聲傳來。這個毛球是一隻母樹懶，懷裡抱著一個嬰兒。
彎刀的最後一擊，樹枝碎裂並掉落，被樹枝和樹葉拖住。男人們衝過去，舉起樹枝。樹懶母親緊緊抓住樹枝，眼睛睜得大大的，把她的寶寶緊緊抱在胸前。她把另一隻手臂掃成一個弧形，似乎是試圖在她的身體周圍形成一個盾牌。男人們把她的手臂拉開，想看看孩子。
他們說，太小了。如果他們現在帶走這個嬰兒，它就會死。
他們把樹懶抱回了樹底，而樹懶媽媽仍然緊緊地抓著她的孩子，衝向安全地帶。
我從不知道樹懶可以跑得這麼快。
母樹懶摔暈了，向偷獵者掃了掃手臂，擺出防禦的姿勢。人們常常錯誤地認為樹懶很隨和，不會因人類行為而感到不安——它們的臉甚至給人以微笑的感覺。但是，這些動物很容易受到壓力，許多從野外偷獵來的樹懶在圈養中很快就會死亡。
在對野生動物旅遊業進行報道的三年時間裡，我已經熟悉了拉丁美洲和其他地區對樹懶的需求，在網上瘋傳的影片中，它們是“明星寵物”，也是巴西和秘魯亞馬遜地區遊客的攝影道具。我也看到了遊客看不到的角度——這些溫順、嬌嫩的動物，幾乎都是嬰兒，被關在小籠子裡，往往在被囚禁幾周後就會死亡。但我沒有看到的是樹懶非法交易的供應方——樹懶寶寶是如何從樹上到籠子裡的。
我來到哥倫比亞是為了找一個叫Isaac Bedoya的人，他是哥倫比亞媒體眼中拉丁美洲最臭名昭著的樹懶非法交易商。該國野生動物當局估計，在他於2015年被捕之前的三十年間，他和他的同夥捕獲並出售了多達1萬隻樹懶用於寵物交易。
兩年後， Bedoya在被軟禁，又因販賣樹懶再次被抓；但警方沒有提出新的指控，原因尚不清楚。從那以後，就沒有任何關於他的行蹤或活動的新聞報道。Bedoya是否仍然是非法交易團伙頭目？如果不是，取而代之的又是誰？
在科爾多瓦，我在攝影師Juan Arredondo和來自波哥大的哥倫比亞實地導遊Natalia Margarita的陪同下，開始了我的搜尋。
樹懶
生物學家Tinka Plese說，人們其實對樹懶有很多誤解。她說，人們總是認為它們緩慢而呆板，而這種誤解使人們有一種新奇感，於是很想養一隻樹懶作為寵物。Plese是Fundación AIUNAU的負責人，這是一家位於麥德林附近的救助機構，主要救助從偷獵者手中沒收的樹懶、發現的孤兒或從寵物交易中解救的樹懶。自1996年以來，該機構已經幫助至少300只樹懶恢復健康並將它們放歸野外。
20歲的Yilber Morales在他Altos de Polonia的家中，將捕獲的小樹懶放入一個盒子中。Morales一家都以在該鎮附近的公路上偷獵和出售野生動物為生，該鎮是哥倫比亞度假者前往大西洋海岸的繁忙交通動脈。
Morales用手機的手電筒檢查這隻小樹懶，這隻樹懶是在前一天應一個買家的要求捕獲的。12月到2月通常是最繁忙的月份，他和他的朋友們可以賣出至少30只樹懶。"Morales說："我真的很想金盆洗手，但為了養活母親和九個兄弟姐妹，我別無選擇。"
有兩種樹懶，都是寵物貿易的目標。三趾樹懶比二趾樹懶更溫和，需求量也更大，因為二趾樹懶可能會 "狂暴、憤怒"，Plese說。為了更好地拿捏樹懶，偷獵者經常拔掉它們的牙齒，剪掉它們的長指甲--有時更加粗暴——切斷它們的指尖。
樹懶有獨特的生活方式：在中美洲和南美洲的熱帶雨林的樹冠上生活、進食、睡眠、交配和撫養幼崽。舉例來說，傘樹寬而圓的花簇狀葉子是樹懶飲食的重要組成部分。專家表示，它們是脆弱的生物，很難從被從樹頂上的家園拉下來、關在籠子裡、喂錯食物的創傷中恢復過來。
Plese說："它們都是非常飢餓、口渴、疲憊和沮喪地來到她的樹懶庇護所。"每有一隻來到這兒的間隔裡，就有三隻死亡。有時它們來這裡，只是為了平靜地死去。"
Plese說，在2000年代中期，被解救或移交給AIUNAU基金會的樹懶數量開始激增。偷獵者在25號公路沿線 "用腰包出售樹懶嬰兒"，該公路是從麥德林向北進入科爾多瓦樹懶之鄉的交通樞紐。該地區生物多樣性豐富，靠近中美洲，且能通往進入海洋，故而成為了偷獵野生動物的樞紐。偷獵野生動物是哥倫比亞的非法交易行業中的重要部分，此外，人口和毒品販運也極其猖獗。
調查
Amaury Javier Tovar Ortega是哥倫比亞總檢察長辦公室的一名刑事調查員，他的辦公桌上有一個樹懶毛絨玩具，電腦螢幕上有一張Isaac Bedoya的照片。在他位於科爾多瓦省北部的Sincelejo的辦公室裡，Tovar 告訴我，與他同齡，他們都是50歲。
Isaac Bedoya在近三十年的時間裡一直在販賣樹懶——據Tovar 估計數量大約有1萬隻——就在他的家鄉Colomboy。2013年，經過長達數月的調查，Tovar 逮捕了他。兩年後，Bedoya被判處軟禁，但他很快又開始繼續在公路上販賣樹懶。
Tovar 記得第一次看到路邊有樹懶出售是在20世紀80年代末，當時他去Colomboy看望他的姑姑，Colomboy是點綴在科爾多瓦肥沃農田上的許多小鎮之一，位於錫努河的山谷地帶。錫努河蜿蜒穿過青翠的草原和熱帶森林，流入加勒比海。據信，該地區生活著哥倫比亞最密集的樹懶種群之一。
穿越Colomboy的這條高速公路，將哥倫比亞中部的波哥大、麥德林與北部的著名海濱城市巴蘭基亞和卡塔赫納連線起來。Tovar 說，購買樹懶的哥倫比亞人絕大多數是一時衝動的公路旅行度假者，一個樹懶寶寶費用在30至200美元不等。
Tovar 回憶說："路上會有八到十個人，每人抱著一到兩隻樹懶。他說他對動物和自然有一種迷戀，但 "賣樹懶的人當時並沒有太困擾我，那時我還不知道這是一種犯罪。" 在大學裡，他學習農業，然後去為一家爬行動物皮商工作，負責確保出口的商品符合國際野生動物貿易法規。90年代中期，他在一個樹懶研究專案中工作，觀察野生樹懶的行為和飲食習慣。
科爾多瓦省蒙特里亞外的一條公路上有一個破舊的標誌，教育司機保護野生動物，包括樹懶、猴子和烏龜。科爾多瓦長期以來一直是哥倫比亞非法樹懶貿易的中心。
在科爾多瓦鬱鬱蔥蔥的土地上控制野生動物的販運十分複雜困難。大部分森林地區是樹懶的家園，卻在哥倫比亞最大的販毒集團Clan del Golfo的掌控之下。偷獵者經常與部族成員達成協議，允許他們在集團壟斷的地區活動。
Tovar說，就在那時，他 “瞭解到母樹懶在嬰兒被抱走時是如何哭喊的”，他說。“我開始致力於起訴這些罪行。我想保護樹懶。”
2004年，他決定換一份職業。他在蘇克雷的一所學院學習了為期兩年的技術調查和犯罪學課程，並在2008年加入總檢察長辦公室，成為一名調查員。
到90年代中期，Bedoya已經成為Tovar在往返Colomboy的路上熟悉的面孔。Tovar說，Bedoya會先接近一輛車，當他豎起大拇指作為訊號時，同夥會抓起藏在路邊挖的洞裡的樹懶，把它們舉起來供買家賞玩。
“Bedoya儼然一個集團頭目，”Tovar說。 在我們談話的時候，Bedoya的照片一直在電腦螢幕上亮著——臉頰狹長，眼睛烏黑，充滿挑釁，面板上閃爍著汗水。
Tovar的視線從Bedoya的照片落到他在2012年初至2013年4月長達一年的調查中積累的檔案上——他的目的是抓住這個他多年來仔細觀察的人。
Tovar說，Bedoya容易憤怒、不信任他人、教育程度低，但 "他經營著一個高度組織化的犯罪企業。毫無疑問，這是一個盜獵集團。他們做大部分生意都是在11月至4月期間——那是樹懶分娩的季節。Tovar說，這些人在地圖上標出了他們發現雌性樹懶即將分娩的地點。
Tovar說，從1985年到2015年，他看到Bedoya出售樹懶的次數超過200次。他估計，Bedoya和他的團伙在一年中的6個月裡每天賣出3只樹懶，在12月至2月期間，每天賣出多達10只，在30年裡，總計約有1萬隻。
Tovar和幾名警官花了幾個月時間躲在科隆博伊25號公路周圍的灌木叢中，拍攝Bedoya和他的同夥出售樹懶的過程。2013年4月3日，他們採取了行動。
在一輛皮卡車上，Tovar和一名冒充他妻子的女警官慢慢靠近Bedoya。在後面，總檢察長辦公室的四名官員躲在箱子裡。其他15名警官在周圍的山上等待。Tovar和他的搭檔在Bedoya身邊停下，女警官假裝要買一隻小樹懶。Bedoya要價37美元，Tovar將價格談成了25美元。
Bedoya離開路邊，帶著兩隻小樹懶回來。當Tovar假裝伸手去拿錢包時，他的手從開啟的車窗裡探了出來，並敲了敲車的側面。這是向他的同事發出的行動訊號。
當警察衝進來時，Tovar逮捕了Bedoya，指控他非法使用可再生自然資源。
哥倫比亞法律禁止未經授權捕獲、擁有、出口、使用和銷售可再生自然資源，這一類資源包括野生動物。違反者將被判處5年至11年以上的監禁。
2015年1月，當Bedoya在等待審判時，當地警察再次抓到他販賣樹懶。據Tovar說，他們放了他，他不知道為什麼，也無權干涉。Tovar說：“如果你非常關心，也許就會發生改變。但如果你不關心，什麼都不會發生。”
四個月後，一名聯邦法官就2013年的原始指控判處Bedoya五年零四個月的軟禁。Bedoya的律師達成了認罪協議，從而獲得了較輕的處罰，並撤銷了另一項破壞環境的指控。
判處刑罰是一回事，執行刑罰卻是另一回事。Tovar說，到2017年，Bedoya已經重獲自由，並且又開始賣樹懶。負責監督哥倫比亞囚犯和監獄的國家監獄研究所（INPEC）沒有回應國家地理雜誌的多次置評請求。
Tovar說，2017年的一天，Bedoya發現了一輛駛來的警車，當他飛速逃跑時被一輛卡車擦傷了。Tovar說，事故發生後的幾個月內，Bedoya又開始在路上賣樹懶。他沒有再被逮捕。
“Isaac對販賣樹懶上了癮，"Tovar說。“我知道他不會停止......這些是非常貧窮的地區。賣掉一隻樹懶，夠他活10天。”
樹懶母親
找到Bedoya是個艱難的挑戰。似乎沒有人知道他在哪裡。Tovar和檢察官William Orlando Jacquiel說，他可能已經提前解除了軟禁。只有哥倫比亞國家感化和監獄局（INPEC）才知道。在2013年的起訴書中，Bedoya的家庭地址為科隆博伊的 "埃爾卡門社群廣場的一側"，該鎮約有4000人。他的案件的後續記錄沒有提供更多細節。
Paula Villada在麥德林的Fundación AIUNAU工作了10多年，她和創始人Tinka Plese一起在那裡照顧獲救的樹懶。Villada坦率地談到她在照顧被虐待的樹懶的十年中所目睹的恐怖，她說：“我有信仰，但我對人性不再有信心。”
我們在科隆博伊當地警察局開始尋找，這是一棟低矮的小建築，孤零零地矗立在主公路邊的一片塵土飛揚的土地上。Natalia進去詢問Bedoya的地址，而Juan和我在車旁等待。
幾分鐘後她回來了。“他們竟然不知道他是誰，”我們驚呆了。鎮上的警察怎麼可能不知道一個臭名昭著的樹懶販子在他們的管轄範圍內被軟禁多年？一位警官告訴Natalia，看守被軟禁的罪犯不是他們的工作；而是國家公共安全研究所的責任。
Tovar說，小城鎮的警察是定期輪換的，可能解釋了Bedoya為什麼沒有被發現。儘管如此，他說，像Bedoya這樣備受矚目的案件，警官們應該知道他是誰。
在鎮上，我們在一家小吃店外遇到了一個名叫Joaquín Basillo的年輕人和他的兩個朋友。Basillo說他認識Bedoya，但已經很久沒有見到他了。
Villada看著一隻4個月大的二趾樹懶在吃零食。每年，該中心都會收到來自地區野生動物管理局或公眾送來的幾十只樹懶。Plese說，偷獵者有時會把樹懶的指甲剪得很厲害，甚至切斷它們的手指。有些人拔掉了雙趾樹懶的牙齒，防止它們攻擊人。還有樹懶患上營養不良。"Plese說："有時它們來這裡是為了平靜地死去。
一隻二趾樹懶寶寶從Fundación AIUNAU的一個籃子裡探出頭來。Plese說，這些籃子像一個舒適的避難所，模仿它們母親的溫暖懷抱。二趾樹懶不像三趾樹懶那樣大量販賣，因為它們可能對人類更具攻擊性。"如果說有什麼是我真正感到自豪的，"Plese說，"那就是我從來沒有被二趾樹懶咬過！"
那個人不是已經被軟禁了嗎？我問。他們笑了。
"手銬、軟禁......這都是假新聞，"Basillo說。警棍的電池都很少充電，你也知道哥倫比亞的情況，這兩個人開玩笑說。Basillo 補充說，自2016年以來，Bedoya想來就來，想走就走。他最後一次聽說Bedoya的訊息時，Bedoya在科爾多瓦南部的Antioquia。
"你想見見他的母親嗎？"
我們跳上摩托車，向城鎮的邊緣飛奔。穿過泥濘，經過牛群，我們在一座山的頂點停下，走到山谷中的一個小農舍。
當我們向Bedoya的母親María Encarnación Guevara拉介紹自己時，一頭拴在柱子上的驢子發出叫聲，她向我們招手，讓我們坐在擺成半圓形的塑膠草坪椅上。她很熱情，一開始以為我們是政府的人，來跟她談她一直在等待的養老金支票。Basillo 解釋說，我們是記者，是來詢問她兒子的情況的。
被解救的二趾樹懶在AIUNAU基金會吃蘋果片。該組織成立於1996年，為從寵物貿易中解救出來的樹懶提供一個安靜的環境，模仿它們的自然棲息地--有樹枝、懸掛的食物和最少的人類接觸。在過去的25年裡，Plese已經康復並釋放了300多隻樹懶回到野外。有三倍的樹懶沒有活下來。
笑容消失了，Encarnación 坐了下來，姿勢很僵硬。“我10年前喪偶，”她開始說。“如果沒有Isaac，我就無法謀生。”
“三年前，他已經放棄了（賣樹懶），現在只是在種地。”我問在哪裡，但她沒有理會我的問題。
“他不能回家的時候，就會想辦法寄錢，”她說。我問她在他被逮捕後有什麼感受。“我會因為人們對他的評價而感到非常受傷，”Encarnación 說。她深吸了一口氣。“我相信，總有一種方法可以不透過犯罪來賺錢。這是神的旨意。”
她停頓了一下，在椅子上向前傾倒，提高了聲音：“許多人都在（販賣樹懶）。但他是唯一一個被大眾指責的人。”她把頭扭向他的朋友。
“你，你，你們，都是這樣做的，”她用手指著每個人。“為什麼只抓我兒子？”
這些人沒有回應。
“我聽說有些人繼續這樣做，但這不關我的事，” Encarnación說，舉起雙手。
她站起來，向她的前門走去。我們的談話結束了。
我沮喪地離開了。我來到科爾多瓦是為了尋找犯罪團伙頭目，結果卻撲了個空。他如鬼影一般，來無影去無蹤。
年輕的偷獵者
Clan de Golfo是哥倫比亞最大的跨國犯罪組織，也是控制25號公路沿線村莊之間領土的幾個準軍事組織之一。科爾多瓦的環境警察部門負責人Alexis Mendoza說，該組織的領導層在他們的領域內為偷獵者提供便利，以換取警方或軍方行動的密報。
一個兩個月大的樹懶嬰兒在他的圍欄裡趴在一棵樹上。三趾樹懶寶寶在哥倫比亞非常受歡迎，在拉丁美洲和美國也很受歡迎。在AIUNAU，幸運兒會在大約一年後被放歸森林。“說起康復，”Plese說，“人們認為你只是在餵養小動物。但其實我日日夜夜都在觀察他們。他們教會了我很多東西。我稱他們為森林裡的孩子。”
“這是互惠互利的，”他說，阻止樹懶偷獵者的努力因此變得更加錯綜複雜。由於只有7名警察在科爾多瓦這23309平方千米的地方巡邏，環境警察部隊實際上處於不利地位。
年輕的樹懶捕手，比如Yilber Benites和Yarlis Morales，我看到他們在Altos de Polonia戶外抓樹懶，他們可以非常自信地在不受懲罰的情況下做他們的非法生意。
Sinú and San Jorge Valleys區域自治公司，簡稱CAR-CVS，是當地主要的環保機構。3月30日,在我陪同Benites和Morales一年多後，CAR-CVS宣佈他們已經設立了專門的檢查站，來阻斷通往Altos de Polonia高速公路上的野生動物走私。該機構的Facebook、Twitter和Instagram上都貼出了一張警察在我第一次見到貝尼特的地方執勤的照片。
自從那次會面之後，我試著聯絡Benites和Morales，卻沒有成功。我想知道檢查站或新冠疫情是否影響了團伙的非法樹懶交易活動。Mendoza說，在疫情爆發的最初幾個月，由於國內旅行幾乎停止，路邊野生動物走私活動也有所緩解。但封鎖期間，網上販賣野生動物——尤其是鳥類和海龜——的活動有所增加。然而，2021年初，路邊的販賣活動再次故態復萌。
在CAR-CVS宣佈設立檢查站的第二天，他們再次發帖稱：“繼續在Altos de Polonia區進行登記、控制和環境教育活動。”
一些科爾多瓦的居民在帖子上發表了評論。一名男子稱這只是作秀，並稱他開車經過這一地點，沒有看到任何警察。一名女子後來說，她看到有人繼續在這條路上出售野生動物。
CAR-CVS沒有回應《國家地理》雜誌的置評請求。
12月11日，CAR-CVS回到了Altos de Polonia。警察說，居民用石頭和其他重物砸他們的貨車，砸碎了車窗。CVS的一名發言人告訴當地媒體，此舉是對該機構試圖控制該鎮野生動物走私的報復。
2019年底，當Natalia、Juan和我第一次從遠處看到Benites和其他人時，他們四個年輕人，手持棍棒站在路邊。低垂的鳴鳥，腳踝綁在樹枝上，棲息在樹枝頂端。偶爾有一隻鳥從繩子上掉下來，懸在空中，其中一個人就會把它綁回去。
烈日炙烤著我們。
我們互相打了個招呼，這次會面是由Natalia的一個聯絡人的當地朋友預先安排的。他們正要去找他們之前看到的樹懶，Benites邀請我們一起去。
“這可以追溯到50年前，”當我們經過村莊走向森林時，Benites談起樹懶交易時說。“我九歲時開始捕捉動物。父親教我，祖父教他。”
Benites解釋說，它們監測成年樹懶和懷孕的母樹懶的位置，但現在由於農民為種植作物砍伐了許多森林，它們不得不去更遠的地方尋找。他說，他們有時也把樹懶寶寶放在家裡，喂牛奶，直到幾個月大才賣掉。
Benites說，他和Morales以及他的兩個朋友一起工作。僅在12月和1月，他們就賣出20到30只樹懶，每隻樹懶大約能賺100到200美元，四人分成。
“我們賣動物是出於需要，”Benites說。對於Altos de Polonia的孩子來說，“完成高中學業，就可以了。”政府無視我們。”他說他們的選擇很有限，要麼在鄰近的農場工作，賺的錢勉強夠維持生活，要麼偷獵和販賣動物。
Morales說，過去，CAR-CVS曾試圖透過舉辦講習班來幫助社群的人們，教他們如何製作和銷售編織碗等手工藝品，條件是他們在參與該專案時停止販賣動物。他說，這些年輕人嘗試過，但他們必須自己購買基本物料，併到波哥大的市場上購買，等到社群成員均攤收益時，就覺得很不值得了。
當我們走著的時候，他們突然眼尖地發現一棵樹上有一隻成年雄樹懶，而我卻沒看到。“我們可能沒有學位，但我們關於動物的知識很豐富，”Benites說。“有時候，我們比CAR-CVS的人知識更豐富。為什麼他們不帶我們去和他們一起工作?”
在離那棵樹大約100多米的地方，他們看到了在傘樹上的母樹懶，帶著他們認為太小而帶不走的嬰兒。
貓頭鷹
我最後一次見到Benites，是在蒙特利亞的一個購物中心美食廣場，距離他的家有一個小時的車程。他說他想多談談，所以他在去麥德林的路上繞了個彎，他正要去那裡賣一隻偷獵的貓頭鷹。那兒有個中間人，說有個客戶想要這隻鳥做寵物。
他把貓頭鷹藏在某個地方，然後坐下來交談。Benites說，高中畢業後，他去了當地的一所技術學院接受培訓，成為一名醫療技術人員。這是一份穩定的工作，薪水還不錯。但是學費大約是每月80美元。“我就是靠賣動物賺錢的，”他說。
從Benites10歲起，家裡錢就特別緊張。那時，他的父親——一名開出租車和賣動物的人，有一天去上班，就再也沒有回家。他的屍體沒有找到，Benites認為是武裝組織殺害了他。“當時有很多人失蹤，”他說。照顧母親、六個兄弟和三個姐妹的重擔逐漸越落在Benites的肩上。
他曾試著繼續上學。但他付不起學費，只好退學了，開始全職偷獵。
這讓我想起了環境警察Mendoza曾說過的話：科爾多瓦農村的許多村民很窮，但他們並不都靠販賣野生動物發財。Benites走上這條路，是絕望的產物，加上個人悲劇和他自己的選擇。
我想讓Benites明白，這篇報道的發表可能會讓他處於危險之中。他說他知道，然後哭了起來。我也是。“我真的想停下來，不再幹這種勾當”他流著淚說，“但我別無選擇。”我希望一切都會好起來。”
我坐上計程車，Benites去接他的貓頭鷹，然後乘公共汽車去麥德林。
這就是販賣樹懶的“卡特爾”（偷獵集團）。這不是什麼複雜的、相互關聯的犯罪集團，而只是出於最基本的供求關係：遊客想要樹懶寶寶，而絕望的年輕人將它們捕獵販賣以維持生計。
路邊買賣加起來就是個市場。難以捉摸的Bedoya在過去30年裡販賣了一萬隻樹懶——大約每月販賣28只。代表“新一代奮鬥者”的Benites和Morales表示，他們在旺季的月度銷量與此相差不多。Benites說，這僅僅夠勉強維持生存。“如果我照這樣下去賣動物，其實是活不下去了。我們賺的錢只夠換點吃的。”
當我問Benites和他在Altos de Polonia的朋友們是否知道我在哪裡可以找到Bedoya時，他們的回答是空白的微笑。而後表示，他們真的不認識他。
（譯者：張淏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