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縱觀陳雲同志的一生,他始終堅持為人民服務的信念。
不管是身居高位,還是退居二線後,陳雲始終是不忘初心,令人敬佩!
陳雲退居二線後,收到林彪的女兒來信
自從改革開放以來,陳雲不管是在領導崗位還是退居二線下來,他都習慣於站在人民群眾或老百姓的角度考慮問題。
對陳雲而言,個人的一切事小,人民的利益事大,人民生活無小事。陳雲在退居二線後,對群眾的生活很是關心,不管是水的問題還是菜的問題,都曾引起過陳雲的注意……
比如“吃”的問題,陳雲也看得重,對此公開倡導和提醒人們注意“民以食為天”的道理。
早在1988年,中央提出把調整國民食物結構作為一項基本國策來抓。為落實這項基本國策,國務院農村發展中心、中國食品工業協會、中國營養學會和中國食品報社聯合組織國務院有關部門負責人同首都經濟、農業、食品、營養專家就食物結構問題進行對話。
陳雲夫人于若木,作為中國食品工業協會顧問、營養問題專家,應邀參加了這次對話。她在對話中說道:
人們已越來越認識到加強人體自身建設的重要。這幾年來,由於人們不懂得科學飲食,各地出現的營養過剩和不良的現象相當嚴重,所以,調整國民食物結構,讓人民學會科學地安排飲食也是廣大群眾的迫切需要。
正好在這個時候,有關部門編輯了《吃的選擇》一書,其中選輯了中央領導人關於建立適合我國國情食物結構的重要講話、專家論著以及重要新聞報道。編輯人員深知陳雲極其關心人民的吃飯問題,便請陳雲為這本書題詞。
陳雲在得知後,便欣然應允,他提筆寫了這樣幾個字:民以食為天,人民吃的如何是關係國運昌盛的大事。
對這副題詞,陳雲夫人于若木曾這樣說道:“陳雲同志最關心的就是全國人民都要吃飽飯。不過還有另外一層含義,就是針對已經解決了溫飽問題的人,需要懂得營養科學知識,要注意飲食的科學合理。生活水平提高了,飲食不講科學不行,那同樣會影響到人們的健康。”
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陳雲曾為有關方面題詞:“民以食為天,向人民提供營養、衛生、方便、實惠的食品,有利四化建設。”這個題詞,當時就被作為“食品衛生工作的方針”,在全國貫徹食品衛生法工作經驗交流會上傳達。
正是由於陳雲多次強調“民以食為天”以及他對吃的問題的重視,引來記者公開詢問于若木:“您是陳雲同志的夫人,給我們介紹一下陳雲同志的飲食習慣好嗎?”
于若木聽到記者的詢問後,實事求是地介紹說:“能不能自己控制飲食,是需要毅力的。陳雲同志從來不吃零食,三頓飯定時定量。他很注意總的熱量平衡,各種食物之間合適的比例,主食與副食之間的合理搭配。他做到了‘飲食有節,起居有常’,這對老年人的保健是極為重要的。”
陳雲退居二線之後,他主要是透過實地考察或者新聞聯播、報紙等方式,來了解百姓的生活情況的。某次,陳雲從新聞聯播中聽到中央機關為“希望工程”捐款的報道。
“希望工程”是1989年10月由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發起實施的一項救助工程,透過設立救助貧困地區失學少年基金,長期資助我國貧困地區品學兼優而又因家庭困難失學的孩子,使他們重新獲得受教育機會。
陳雲從新聞聯播中得知這個訊息後,立即交代身邊的工作人員,從他的存款中取出五千元人民幣,作為給“希望工程”的捐款,送到基金會。
1994年4月8日,這筆捐款由工作人員送到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後,轉達了陳雲的意見:這筆錢捐助給革命老區、貧困地區的失學兒童。不久後,這筆捐款落實到貧困地區十六名因貧困而失學和即將失學的兒童身上。
當年十一月,中辦國辦信訪局轉來這些兒童寫給陳雲的感謝信。陳雲讀後,感嘆道:“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決不能讓兒童失學,應該動員全社會力量來解決這個問題。”
陳雲除去關心基礎教育外,同樣也非常關心革命傳統教育。1994年1月中旬,陳雲收到了林彪女兒林曉霖的來信,得知因為她父親的緣故,四野戰史還沒有寫好,平津戰役紀念館也沒有建起來。在得知這件事後,陳雲很是重視,為此便想到了自己的老部下洪學智,希望由他來負責領導。
為此,陳雲專門打電話給洪學智,邀請他來上海當面談談。
洪學智和陳雲的革命情誼
洪學智在接到老首長的電話後,二話沒說便直接坐飛機從北京趕往上海。在飛機上,洪學智便又想起了自己和老首長陳雲相處的一幕幕……
1945年9月23日,剛從兩淮戰場下來的洪學智趕到了淮安。他一腳剛踏進師部,因腰傷未愈全彎著腰的黃克誠第一句話就是:中央命令,我3師進軍東北!
對於中央的這個決定,洪學智並不感到意外。幾個月來關於東北的問題,黃克誠在獨自進行思考時,也多次與洪學智進行交流。
在得知中央這個命令後,洪學智便立即想到部隊整頓、補充裝備以及北上行軍等問題。在隨後召開的動員會議上,洪學智提出了自己的建議:
第一,裝備補充,馬上就要入冬了,部隊的棉衣尚未備齊,工廠、醫院等直屬隊很多事情均難以一時處理完畢。此番進軍東北,先到山東,如果在山東不再北進,則後方可以暫緩處理棉衣、大衣、兵工等事宜,等在華中生產後再北運……
第二,思想動員。3師在蘇北的這幾年有了飛速的發展,招收了大批蘇北籍兵。抗戰勝利後,許多幹部戰士認為“革命到頭”了。離家北上,需要做深入的動員和思想教育工作。考慮到部隊的思想狀況,特別是保密需要,建議採取逐級明確去向的辦法。
第三,人員補充。3師在蘇北有良好的群眾基礎,地方黨政軍領導和人民群眾,對主力部隊戰略轉移給予了積極支援,幾天來有一批地方幹部、共產黨員和優秀青年自願報名參軍。
黃克誠、洪學智以及各旅的旅長,立即研究了整頓隊伍的方案,並對部隊進行了整編。9月28日,黃克誠下達了3師進軍東北的命令。
出發前,黃克誠考慮到部隊到東北的作戰任務很重,需健全師領導班子,便向華中局建議任命洪學智或劉震為副師長,彭明治同志為參謀長,同時將此建議上報中央。25日,中央軍委致電華中局,任命劉震為新四軍第三師第一副師長、洪學智為副師長兼參謀長。
就這樣,洪學智便跟隨黃克誠同志進入東北。當時陳雲是北滿分局書記、北滿軍區政委,後又是東北局副書記,東北民主聯軍副政委。
洪學智在東北戰場上,先是率部在北寧線、沈長線上抗擊蔣介石部隊北進,後來又前往黑龍江剿匪。在剿匪告一段落後,洪學智便前往6縱擔任司令員,一直在陳老的領導下工作、戰鬥。
根據洪學智的回憶:
陳雲同志分析問題全面辯證,看問題高屋建瓴,有駕馭整個局勢的偉大氣魄和領導才幹。當時,東北不僅是國內而且是國際革命勢力和反革命勢力爭奪的一個焦點。陳雲同志針對當時敵強我弱、敵進我退的困難局面,十分強調要發動群眾,建立鞏固的根據地,壯大我軍力量。正是如此,我軍建立根據地的工作便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
對於陳雲同志,洪學智很是敬佩,在戰火的磨練下,兩人結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誼。在全國解放後,陳雲長期領導財政經濟工作,而洪學智在軍隊中工作,這一時間段兩人之間的交往並不算多。
等到朝鮮戰爭爆發後,洪學智跟隨志願軍赴朝作戰。在此嚴峻形勢下,陳雲同志及時調整了財經工作方針,提出國防第一,穩定市場第二,最後才是各種經濟和文化支出,有力地保證了抗美援朝的勝利進行和國民經濟的迅速恢復。
1951年冬,洪學智受彭老總委託向中央軍委各領導彙報志願軍前線問題。洪學智回到北京後,向毛主席、周總理作了彙報,第二天又專門向陳雲作了彙報。
陳雲對志願軍的後勤供應問題和後方交通運輸十分關切,詳細地詢問了很多情況,並說道:“那些問題是你們前線可以解決的,那些問題解決不了,需要我們後方來解決,都要及時說出來,以免到時候來不及準備。”
在長談兩個半小時後,陳雲留洪學智在家吃飯。許多年之後,洪學智依然清楚地記著,陳雲桌上三小碟簡單的飯菜,更記得這位令人崇敬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修身律己的風範。
在之後的歲月中,陳雲對洪學智很關心。1977年,洪學智被中央安排到國務院國防工辦工作。洪學智在到任不久後,陳雲便專門約他進行了一次長談:“國防工辦攤子很大,困難很多,當前問題也不少,不要深入調查研究,摸清情況,下決心整頓,首先要把班子調整好,把各方面關係理順。”
也就是這一次,陳雲為洪學智寫下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條幅。
在回想起這些往事時,洪學智將軍內心很是高興,也愈發期待這次和老首長見面了。洪學智在下飛機後,便直接來到陳雲同志家中。
陳雲託付洪學智的兩件大事
洪學智在見到陳雲時,大步走過去然後緊緊握住對方的手說道:“陳雲同志,您好。”陳雲聽後,也笑著說:“洪學智同志,你好!”
洪學智落座後,陳雲說:“第二野戰軍的戰史出版了,第一野戰軍、第三野戰軍的戰史也早就開始編寫了,唯獨只有第四野戰軍戰史還沒有動靜。這次我叫你來上海,有兩件事需要麻煩你,第一件事,主要是談談四野戰史編寫的問題,我想了很久,還是由你來領導編寫四野戰史,要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要趕快抓緊編寫。”
洪學智在聽了陳雲的這番話後,說道:“我的水平不高,無法擔負這個重任。況且四野還有許多老同志在,還是請他們其中的一位來領導編寫好。”
陳雲聽後,搖了搖頭:“這項工作就由你來負責,不要再推辭了。你回去了,將我的意見向中央軍委領導彙報,請他們作出決定。”
洪學智接受了這項任務,不過他也提出一個請求:“寫四野戰史,想請首長您當總顧問,具體的事情我們做。”陳雲聽後表示同意。
隨後,陳雲接著說道:“第二件事則是,平津戰役紀念館一定要建,地點可以放在天津。”在洪學智臨走時,陳雲特意交代洪學智:“這兩件事,請你向中央軍委報告一下。”
洪學智在回到北京後,便向中央軍委作了報告。
1995年2月28日,中央軍委常務會議同意陳雲的意見,決定編寫四野戰史。當日到會的有中央軍委兩位副主席、洪學智、時任軍事科學院副院長的糜振玉以及辦公廳主任程建寧。會議決定,請陳雲同志擔任總顧問,洪學智同志具體負責領導,四野有關老同志參加,由軍事科學院提出具體方案並報軍委審定。
6月3日,中央批准中央軍委辦公廳的請示報告,決定成立《第四野戰軍戰史》編寫領導小組,由陳雲。彭真擔任總顧問,由呂正操、肖克等26名同志為顧問,成立編寫領導小組,由洪學智擔任組長,由軍事科學院、瀋陽軍區、廣州軍區組成的編寫組共同承擔編寫任務。
在《第四野戰軍戰史》工作順利開展過程中,有一天洪學智去看望陳雲同志,陳雲同志主動站到書桌前,拿起筆,說道:“我再給你寫一幅字。”
陳雲親筆寫下了十五個大字: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交換、比較、反覆。
洪學智將這幅字掛在自己的書房裡,一直到去世。
陳雲同志生病住院後,洪學智多次前往醫院看望。每當見到洪學智時,陳雲同志都要支撐著虛弱的病體,關切地向他詢問撰寫四野戰史的進展情況,看著老人家在生命垂危的最後日子裡,依舊關心著撰寫戰史的工作,洪學智感動地流淚了。
在向洪學智面授重任後,1995年4月10日,陳雲在北京逝世。對於洪學智,陳雲是很信任的,正是因為如此,才會將這兩件未完成的大事交給洪學智來負責。
陳雲去世後,洪學智十分悲痛,但他並沒有忘記陳老向他叮囑的兩件需要完成的大事。
洪學智對編寫組的同志們說道:
儘管陳老離開了我們,但他的堅強黨性、寶貴思想。高尚品德和樸實作風將作為精神財富,教育和影響我們這一代人以及後代人。我們要牢記陳雲同志的囑託和教導,把他交辦的工作辦好,辦紮實,這是對陳老的最大祭奠。
在之後四野戰史編寫的過程中,洪學智數次在北京、瀋陽、北戴河等地召開會議,還將呂正操、劉華清等幾位老將軍請過去參加會議,動員多方面的力量。在歷經千辛萬苦後,終於在1998年10月,《第四野戰軍戰史》一書正式出版。
至於說陳雲委託給洪學智的第二件大事,修建平津戰役紀念館,同樣被洪學智放在心上。在接受這個任務後,擺在洪學智面前的一大難題就是選址問題。
當時陳雲給他的建議是,將選址放在天津。陳雲之所以這麼考慮,原因有二,一是北京是和平解放的,天津是打下來的;第二是北京已經有了很多革命紀念館,但天津沒有。不過當時也有領導同志,在考慮到紀念館的影響力,提出另一種意見是將紀念館建在北京。
由於這兩種意見分歧較大,為此平津戰役紀念館遲遲沒有開建。後來,隨著修建紀念館重新被提上日程後,這個分歧便需要協調。
後來在經過洪學智的協調下,最終確定下來在天津建館,並得到天津市委、市政府的支援。在選址確定下來後,關於紀念館在修建完成後如何最大限度發揮作用,洪學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紀念館在修建完成後,不要收門票,不應以商業的形式謀利益,而是應該作為國民教育基地,多讓學生和新入伍計程車兵來參觀學習,教育後人不要忘記歷史,不要忘記過去……”
正是在洪學智直接的領導下,天津戰役紀念館如期建成,他沒有辜負陳雲對他的信任,圓滿地完成了這兩個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