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劉曉博
近年來，在國家、各省的檔案裡，都頻繁提及中心城市、特別是省會城市的“首位度”。
一個城市，其省（區）內的“首位度”如果能持續提高，則意味著城市獲得了成功，也意味著不動產的投資價值在增大。
在過去20年（2001-2021）中國主要城市的省內首位度，到底哪些上升了、哪些下降了？
我們試圖透過兩個指標來進行觀察。
一個是資金總量（金融機構本外幣存款餘額），比較主要城市在20年前佔全省的比重，以及2021年9月末佔全省的比重。佔比上升的，就是城市首位度提升的。
另外一個指標是GDP。一般認為，GDP是更重要的指標。正是因為GDP非常重要，納入了政績考核，所以這個指標其實不太可靠。
比如北方某省1次GDP擠水分，就可以擠出1萬億；北方某城市一個新區，1次可以擠水分，也可以擠出數千億。
鑑於民間、官場、經濟學界仍然崇拜GDP，所以我們也統計了這個指標為參考。
先看更可靠、更客觀的資金總量指標。
我們一共統計了43個城市。統計範圍包括27個內地省會城市（自治區首府）、5個計劃單列市以及10個經濟總量較大的地級市。
統計顯示，有19個城市的“資金首位度”在過去20年出現了上升。
其中深圳名列第一，資金總量佔全省比重在過去20年上升了17.2個百分點。這源於深圳經濟的活躍，也跟深圳有證交所、臨近香港等因素有關。
香港是中國經濟的超級聯絡人。每年外界對中國的投資，60%以上以香港為跳板；而中國內地對外部世界的投資，也約有60%以香港為跳板。深圳資金充沛，跟這個因素也有關聯。
長沙在過去20年“首位度”上升排第二，20年上升了10.8個百分點，位居省會城市第一。所以，強省會戰略在過去20年裡進展最快的，就是湖南。
省內資金份額佔比上升超過5個百分點的城市，還有南寧、廈門、銀川、杭州、合肥。
進入前15名的還有成都、哈爾濱、蘇州、青島、鄭州、泉州、濰坊、濟南。
在前15名裡，非省會城市有深圳、廈門、蘇州、青島、泉州、濰坊。
由此可見，過去20年並非強省會的時代。或者說，很多雙核省或者三核省，沒有出現強省會現象。
至少有2個省，出現了省會城市份額增速只排第三的情況。比如在山東，青島、濰坊的份額增長都超過了濟南；在福建，廈門、泉州殺入了前15名，而福州的份額是下降的。
43個城市裡，有24個城市的省會份額出現了下降。
下降最多的是廣州、蘭州、福州、佛山、石家莊、太原、貴陽、南昌、大連、溫州等城市。
廣州“首位度”下降了6.7個百分點，這跟深圳的崛起有很大關係。
改革開放40多年，廣東增長分為兩個階段。前面20多年，基本上所有的城市都高速增長。但後面20年，尤其是後面20年的前15年，則只有深圳維持了高增長。
蘭州過去20年“首位度”下降這麼多有點出人意料，因為省內並沒有強勢的第二大城市。不過即便首位度下降，蘭州資金佔全省的份額仍然是非常高的。
福州的份額，則主要被泉州、廈門的增長所攤薄了。福建省其實是一個“三核省”，省內有三個大城市：經濟總量最大是泉州，行政級別最高的城市是廈門（副省級），省會城市是福州。而福建經濟呈現南強北弱的整體態勢。
大家認為比較弱的濟南，份額是上升的。這跟合併萊蕪有很大關係，拋開這個因素濟南也應該是下降的。
截至到2021年9月末，資金總量省內份額最高的城市是西寧，佔比達到了70.9%。也就是說，青海省每有100元錢，就有70.9元留在了西寧。
其次是銀川，省內份額達到了62.4%。
這兩個省區，一個人口非常少、一個面積非常小，這種省區其實是沒有必要搞省域副中心城市的，搞了也沒有用。
省內“首位度”高的城市還有西安（51.1%）、成都（47.6%）、武漢（46.5%）、昆明（44.9%）、貴陽（44.9%）等城市。
省會城市“首位度”最低的，是濟南（17.9%）、石家莊（20.1%）、南京（22.7%）、呼和浩特（23.9%）、廣州（25.4%）。
一般來說，省會城市“權力”更大、發展機會更多，所以吸金能力更強。內地27個省區裡，省會（首府）“資金首位度”在省內不是第一城的，只有廣東的廣州。其實這沒有違背“資金跟著權力走”的原則，因為深圳地位更特殊。
下面看一下參考指標——GDP。
過去20年，GDP在省內“首位度”提升比較快城市，前十名分別是：銀川、合肥、西寧、長沙、哈爾濱、南寧、南昌、鄭州、武漢、深圳。
合肥“首位度”上升較快，有擴容的因素。2011年，合肥、馬鞍山和蕪湖三個城市，把地級市巢湖瓜分了，合肥分得了廬江縣和縣級巢湖市。
GDP“首位度”下降比較多的城市是：貴陽、昆明、西安、溫州、紹興、石家莊、廣州、無錫、蘭州等城市。
GDP和資金走向背離比較明顯的是南昌。GDP的省內份額上升了6.7個百分點，是增長最好的十大城市；但資金總量份額下降了3.2個百分點，是首位度下降最多的前十大城市。
下一次，我們將統計過去5年主要城市的“首位度”變化。20年是長時段，5年則是最近、最新的中期變化，也非常有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