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人們談起女性的美與自由，似乎總也繞不開容貌焦慮、年齡焦慮等一系列的問題。最近，俞飛鴻在某採訪中，從她的角度提供了一個更為平和的答案：
“不可逆的、不可改變的，那我就接受。”
其實對於俞飛鴻來說，從童星出道發展至今，大眾對於她外表的過分關注也一度讓她感到困擾。當外界將“美”看作一種特權的時候，這對身為演員的她來說卻是一種侷限，並不利於她對角色的塑造。
“一個人不要太在意別人對你的讚揚，很多是出於好意，很多也並不是你該得的。就比如長相這個東西，我實在是毫無驕傲感，因為我沒有對它有任何貢獻，或者創造力在這個上面，我也不會把它拿來當特權。你要使用它了，它隨之帶來的別的方面的東西，你也要有能力去承擔承受。”
雖然她調侃自己說的這番話聽起來有些“凡爾賽”，但若將其放置於她的成長過程來看，卻又是合情合理。
出生於知識分子家庭的俞飛鴻，父親畢業於清華大學，母親同樣也是一位高材生，父母的教育告訴她不能做一個繡花枕頭。而傳統教育也並沒有禁錮她自己的選擇，從理工類大學退學後，她考入北京電影學院，那時的她覺得表演是一種可以獲得自由的方式。
畢業後原本已經留校任教1年的她，又再次放棄這樣的機會選擇出國留學，雖然彼時的她對於自己的未來並沒有明確的計劃。但她很清楚地知道自己沒有經驗缺少生活，“能教給學生的，只有老師教給我的那些，最多是做傳話筒，加上想學英語，就去了美國留學。”
除了提升英文水平，她還想讓自己真正去經歷一段完全獨立的、問題出現時沒有任何人能幫忙完成的一種生活方式。在她看來，這種尋求自己的完善和突破，對於自我的成長很重要。
當然，這樣的選擇與魄力在她的職業經歷中並不算少見，從16歲開始，她先後憑藉在《牽手》《喜福會》《小李飛刀》中塑造的經典角色積累了不俗的口碑與知名度，但她並不留戀成名的過程，開始嘗試製片、導演這些身份，從劇本到拍攝都親力親為，電影《愛有來生》作為她唯一導演的作品並不見多大的水花，但這過程中的曲折與困難卻讓“電影人”這個身份經歷更為豐富。
從1996年讀到小說，到2001一2005年間反覆打磨劇本，再到2006年開拍，整個過程她全身心付出，也坦然接受最後的成果，用她的話說就是，“我不是為了做導演才拍這個戲，我是真的對這個故事很有感觸。”
正是出於對故事產生的共鳴，讓本就不是高產選手的她在選擇劇本的時候更加遵從內心，無論是《小丈夫》裡接地氣的姚瀾，還是《第一爐香》裡風情的梁太太，都被她演繹得淋漓盡致。
多年來，對於自由的找尋，也讓她即便變換不同的身份，總是能讓人感受到她身上那股子風輕雲淡的自我。她清楚長相的便利，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身處男權社會，這也促使她更清醒地看待世界。
在面對婚姻、戀愛這樣的女性議題，亦是如此。
如今邁入50歲的她不僅收穫了精神自由，也讓她拓寬了對“自由”的理解。
“有的人在婚姻裡仍然能感受到自由也很好，有的人有孩子了，雖然可能孩子需要Ta付出很多時間責任，但是Ta在孩子身上也感受到另一種快樂，那種快樂也可以帶給Ta自由感。每個人有Ta自己選擇生活方式的自由。”
自由的靈魂，自在地行走。
最後，在這裡祝這位自由的女性，生日快樂。
圖源：俞飛鴻工作室官方微博、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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