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煙雨朦朧的江面之上，一大片草船就像即將靠近獵物的響尾蛇，正在逆著呼嘯而過的江風緩緩行動。突然，彷佛聽到了什麼號令，江上凜冽寒風的呼嘯迅速被草船上所發出的戰鼓聲和吶喊聲掩過，引得江水對面，也迅速傳來陣陣戰鼓。
就在這戰鼓的間隙，數萬只弓箭組成的箭雨遮天蔽日，從江對面朝行進的小船射來……
沒錯，這就是我們耳熟能詳的“草船借箭”。在羅貫中的《三國演義》中，諸葛亮憑此一役，不僅免遭周瑜因嫉妒而起的暗算，反而為孫劉聯軍補充了軍備，可謂一舉兩得。雖然“草船借箭”的故事設計得異常巧妙，聰明的讀者卻也不免產生疑問——
諸葛亮草船借箭時，曹操為什麼不放一隻火箭呢？
● 諸葛亮 or 孫權：草船借箭的故事 ●
作為一部文學作品，《三國演義》中有很多虛構的成分，例如曹操並未刺殺董卓、關羽也未曾過五關斬六將、張飛並非不通文化的粗野武夫等。除了這類虛構故事以外，還有些頗具移花接木色彩的故事，例如鞭打督郵的不是張飛，而是劉備；斬殺華雄的不是關羽，而是孫堅；出計火燒博望坡的不是諸葛亮，而是劉備等。
那麼，《三國演義》中膾炙人口的“草船借箭”是真的嗎？出計“草船借箭”的人，又真的是諸葛亮嗎？
在《三國演義》中，東吳大都督欲籠絡諸葛亮而不得，在攘除後患和嫉妒心理的作用下，要求諸葛亮在十日內湊足十萬支箭，並促使諸葛亮立下軍令狀，以為日後的東吳大業掃清障礙。雖然羅貫中把這段故事描繪得扣人心絃，有趣的是，在正兒八經的史書《魏略》中，“草船借箭”的故事主人公卻並不是諸葛亮，也不是周瑜，而是東吳的領導人孫權。
按照《魏略》記載，曹操雖在赤壁之戰中戰敗，但仍然佔據著襄陽，不僅實力仍在眾諸侯之上，還掌握著南下的主動權。幾年的時間內，曹操擊破了西涼的韓遂、馬超，逐步穩定了後方，公元213年 （建安十八年，也即赤壁之戰五年後） 他再次伐吳，與孫權對峙於濡須口 （今安徽曹縣） 兩岸。在對峙間，《魏略》雲：
“權乘大船來觀軍，公使弓弩亂髮，箭著其船，船偏重將覆，權因回船，復以一面受箭，箭均船平，乃還”。
這段話的意思是，正在曹操與孫權對峙時，孫權竟大搖大擺地乘坐大船來視察曹操的水軍。由於曹操軍隊水戰水平不佳，此前屢有敗陣，在不知地方虛實的情況下，曹操下令弓弩齊射，箭矢射在孫權的船上，使得船身受箭的一面受力太多，即將傾倒。眼看大船即將傾倒，孫權令部下調轉船身，使得另一面也同樣受箭，直到兩面平衡，這才沒翻船，回到了自家營寨。
實際上，在史籍中，最接近“草船借箭”的故事，乃是“草人借箭”，出自《資治通鑑》，記載的是唐將張巡的故事。《資治通鑑》雲：
“城中矢盡，巡縛藁為人千餘，被以黑衣，夜縋城下，潮兵爭射之，久乃知其藁人；得矢數十萬。”
這段話寫的是安史之亂中，唐將張巡守城的故事。具體而言，張巡在守城時，用完了城中箭矢，便令手下士兵做了千餘個草人，給它們裹上黑衣，在夜晚懸放城下。看到這一場景，敵方將領令狐潮不敢輕舉妄動，手下的兵士爭先恐後以弓箭射之，射了很久才知道放下來的是草人，但後悔為時已晚，因為張巡的軍士已經“草人借箭”了數十萬。
從以上的故事中我們得知，所謂的“草船借箭”並非孫權有意為之，而是為避免自己的船隻傾覆，不得已的做法。實際上，歷史中真正的“草人借箭”橋段要到唐代才有，《三國演義》巧妙地將孫權之事與張巡之事結合，並把故事的主人公換成了諸葛亮，為《三國演義》增添了不少戲劇性和趣味性，也不失為一例成功的改編。
實際上，在三國正史中，孫權“草船借箭”的橋段，還引出許多耳熟能詳的典故。例如，正是在濡須對峙期間，曹操觀看孫權軍陣時，發出了“生子當如孫仲謀”的感慨。
不唯如此，隨著對峙期的加長，不識水戰的魏軍不僅軍心渙散，還染上了疫病，戰鬥力嚴重下降。孫權得知後，給曹操寫通道：“春水方生，公宜速去”，結果曹操果然退兵。
不過，“草船借箭”的人雖然不是諸葛亮，我們的問題似乎還可以成立——為什麼在孫權乘大船觀看魏軍水陣時，曹操不令魏軍放火矢呢？
● 火矢簡史 ●
史籍中最早可見有關火矢的記載，在《墨子·備城門》中，雲：
“城上為攢火，矢長以城高下為度，置火亓末。”
這段記載同時提到了“火”“矢”二字，我們卻不知“攢火”為何物。特別是所謂“矢長以城高下為度”，如果把“矢”解釋為箭矢，則“矢長以城高下為度”就顯得十分不合邏輯，因為城牆的高度顯然要大於箭矢的長度。在一些史家看來，這裡的“矢長”可能是“夫長”，這樣一來，火矢便成了火竿，與箭矢沒有什麼關係了。
除了《墨子·備城門》，在《周禮·夏官·司弓矢》中，則可見有關火矢的確切記載：
“凡矢，枉矢、絜矢利火射，用諸守城、車戰”。（鄭玄注：“枉矢者，取名變星，飛行有光，今之飛矛是也。”）
由於《周禮》成書至遲在漢代，說明至少在西漢時已經有用“火射”的弓箭“枉矢”。因此，既然火矢已經存在，在孫權乘坐大船去刺探曹軍水軍軍情時，曹操完全可以射出火矢。然而，曹操為什麼沒有這麼做呢？
首先，雖然歷史上有關火矢的記載最早可追溯至《周禮》，但火矢在實戰之中的正式運用，要晚到宋代之後。例如，在《宋史》中，便有記載，宋太祖開寶三年 （970年） 五月：
“兵部令史馮繼昇等進火箭法，命試驗，且賜衣物、束帛。”
到了宋真宗鹹平三年 （1000年） 八月：
“神衛水軍隊長唐福獻親制火箭、火球、火蒺藜”
真宗年間，可以製造火矢的不止神衛水軍一家，根據《續資治通鑑長編》，還有冀州團練使石普。記載中可見，火矢在宋代時已經成為弓箭作戰的常規武器。
對馮繼昇、唐福獻和石普所製造的這類“火矢”，在《武經總要》中，明確記載其形制。根據《武經總要》的論述，宋代的火矢，主要有兩種形制，一是在箭首放置火藥，二是在鏃後放置火藥 （“火箭，施火藥於箭首，弓弩通用之，其縛藥輕重以弓力為準”；“火藥箭，則如樺皮羽，以火藥五兩貫鏃後，燔而發之”） 。總而言之：
（火矢）“凡燔積聚應可燔之物，並用火箭射之，或弓或弩或床子弩，度遠近放之”
宋代時，不僅出現了大量有關火矢的記載，還詳細描述了火矢參與實戰的情況。據《三朝北盟彙編》引《避戎夜話》的記載，宋欽宗靖康元年 （1126年） ，當金兵南下直搗汴京時，汴京守軍就用火矢與金兵展開激戰。在這場保衛戰中，宋軍統制姚仲友建議在汴京的城東壁佈防500人，每人發火矢20支，幹矢50支，並在城牆上佈置火盆，每個火盆內燒鐵錐10個，以供20名火箭手發射火矢。
將火矢運用於實戰方面，除了用火矢守城，在宋代，也可見用火矢進行水戰的記載。從中可知，火矢用於水戰的作戰效果的確很好。例如，在《宋會要輯稿》中，就記載宋高宗建炎三年 （1129年） ，監察御史林元平向朝廷建議造船以防東南沿海賊寇時，建議在水軍戰船中載入火矢的建議。
至於實戰，根據陳邦瞻《宋史紀事本末》，到了宋高宗紹興三十一年 （1161年） ，金工部尚書蘇保衡曾率軍隊從海路南下攻打臨安，結果在蘇保衡大軍行至密州膠縣陳家島 （也即今膠州灣） 時，遭到宋將李寶軍的襲擊，“寶命火箭射之，煙焰隨發，燒廷數百艘”，導致金兵船隻被焚，折損大半。
由此可見，水戰中，火矢確實能夠發揮比較好的效果。
至於在孫權大搖大擺地跑去“參觀”魏軍水軍時，魏軍為何不放火矢，除了考慮到三國時期火矢並未大規模運用到實戰中，還有許多軍事上的原因。
首先，在《三朝北盟彙編》引《避戎夜話》的記載中，我們不難看出，在運用火矢之前，軍隊必須先準備點火裝置。正因如此，在宋金激戰的汴京城中，由於宋人早就知道金人入侵，便在城牆上佈置了火盆和燒鐵錐。即便早有準備，宋軍所佈置的點火戰備也只夠20名火箭手同時發射火矢，可見，火矢準備的成本之高。有關火矢製作成本的問題，在《武經總要》的相關記載中也有體現。書中認為，火矢的製作要在普通箭頭上或箭鏃後綁縛易燃物，然後再進行點燃，以達到焚燒敵軍的效果。然而，由於點燃火矢所需的油、火需求量大且不易運輸，往往需要就地製作，在遭遇戰和偷襲戰中很難發揮作用。如此，即使在三國時期火矢已經被應用，由於魏軍不可能料到孫權會親自出寨觀察曹操水軍，他們並沒有足夠的時間準備火矢，也就無從放矢了。
除了軍備製作成本較高，難以大規模運用外，火矢也有難以精確瞄準目標的缺點。根據《武經總要》記載，火矢製備需要“凡燔積聚應可燔之物”，由於箭矢在綁縛可燃物後容易改變飛行軌跡，因此需要“縛藥輕重以弓力為準”且“度遠近放之”。
這些記載表明，相較於普通的幹矢來說，火矢的命中更加難以把握。此外，由於火矢綁縛可燃物會導致穿透力減弱，最好用以焚燒特定作戰單位 （如穀倉等輜重單位） ，而非用以直接射殺敵軍，因為如果距離掌握不好，火矢有可能會在未靠近敵方對戰單位之前便落入水中，失去應有的作戰效果。
總之，火矢用於實戰時還需要考慮具體情況，像遊戲《全面戰爭：三國》之中的“燃火投矢”一般可直接命中敵方的完美拋物線，則近似神話傳說了。
總而言之，即使從嚴肅歷史的角度觀察，“草船借箭”的故事發生時，魏軍不放火矢也是有跡可循的。當然，作為《三國演義》的作者，羅貫中在描寫“草船借箭”的故事時未必有如上考慮，但這不妨礙我們討論一點有關火矢的歷史知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