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於廣西最南部的十萬大山地勢險峻、山脈縱橫,利於藏兵,近代以來,有眾多的革命武裝從這裡走出保家衛國,而在解放戰爭時期這裡也隨之成為了我軍游擊隊抵抗當地國民黨軍隊的戰場。
然而十萬大山在成為革命搖籃的同時,獨特的地理環境也使土匪勢力在此滋生成長,尤其是在蔣介石敗退臺灣前後,一些殘存的國民黨軍隊也來到這裡變成了土匪,給當地百姓的生命財產安全帶來了極大的威脅。
1949年底,新中國成立僅僅兩個多月,廣西就迎來了解放,但十萬大山地區的土匪勢力依舊猖獗,蔣介石希望以此作為基點反攻大陸的幻想仍然存在。
為了徹底將其消滅,毛主席曾親自下令:“於1951年五一前夕,徹底肅清廣西土匪。”而打擊的重點便是勢力最大的、以女匪韋秀英為首的號稱“粵桂邊區反共救國軍”的土匪武裝。
韋秀英雖然是為數不多的女匪之一,但可謂窮兇極惡,在為非作歹方面絲毫不遜色於任何一個男匪,除了燒殺搶掠之外,她竟然還公然指示部下姦汙女學生,種種罪行,罄竹難書……
那麼,韋秀英身為女子,究竟是如何成為一名女匪首的呢?她的人生又經歷了哪些曲折?作惡多端的她最終又落得了一個怎樣的下場呢?
關於女匪首韋秀英,還要從她的婚姻開始講起。
一朝變富,不斷沉淪
韋秀英出生在廣西邕寧縣臺馬鄉六空村的一個貧苦農民家庭,在家排行老大,小的時候,家中就已經沒有了田地,父母只能靠租田種地謀生,生活艱難。
韋秀英的弟弟韋日章和妹妹韋秀瓊相繼出生以後,韋家僅靠種地再也無法養活這一大家子,於是,韋秀英的父母便含淚將小女兒韋秀瓊過繼給了遠房族弟當繼女,而韋秀英則留在家中幫忙幹農活。
幾年後,韋秀英的父親為了一家人的長遠考慮,便舉家徒步遷往了南寧,居住在當陽街上的一戶民房裡面,因為韋秀英的父親曾經學過一些打鐵的手藝,便在街上開了一家打鐵鋪謀生。
而韋秀英的母親則沿街挑水出賣,韋秀英便留在家負責做飯,一家人勉強度日,然而就是在這裡生活的時候,韋秀英與一個名叫張瑞貴的軍官結婚,並因此人生髮生了徹底的改變。
張瑞貴,於1891年出生在廣東欽縣(今廣西欽州市)貴臺鎮那統村的一個貧苦農民家庭,和韋家一樣,張瑞貴的父母為了生存也舉家遷往了南寧,而且同樣居住在當陽街上,張瑞貴的母親也是沿街挑水出賣。
很快,張瑞貴的母親便和韋秀英的母親在工作中相識,兩人都是窮苦人家出身,不久就結為了好友,後來,張瑞貴離家投軍,恰逢張父也因病辭世,韋秀英的母親為了寬慰張母,便經常來到張家做客,兩家情誼愈發深厚。
一次偶然的機會,張母見到了剛剛16歲的韋秀英,此時的她已經出落成了一個年輕貌美的大姑娘,而且很有禮貌,張母對其十分中意。
於是,張母便決定給兒子張瑞貴說親,並把這一想法告知了韋秀英的母親,韋母回到家後和韋父經過商量一致同意了這樁婚事,韋秀英也沒有反對,兩人的婚事就這樣定了下來,兩家決定等張瑞貴回來就為他和韋秀英舉辦婚禮。
話說張瑞貴從軍時加入了陸榮廷部的桂軍部隊,因為作戰勇猛,不到一年的時間就相繼升任了伍長、什長,兩年後,張瑞貴更是憑藉軍功被直接提拔為了連長。
張瑞貴擔任連長後不久,就找機會向上級請了個假回家探親,也就是在此時,兩人正式結為了夫妻。
婚後沒過幾天,張瑞貴就返回了部隊,而韋秀英則繼續在張家照顧張母,一直盡心盡力,深得張母喜愛,也讓張瑞貴沒有了後顧之憂,可以一心建功立業。
1926年,已經在軍閥混戰中摸爬滾打十數年的張瑞貴投到了陳濟棠的帳下,並因戰功卓著擔任了團長一職,而就是在此期間,張瑞貴遇見了一位心儀的女子。
彼時,張瑞貴所在的團駐紮在廉州城內,一天早上,張瑞貴帶著幾名衛士在街頭閒逛,當路過一處菜市場時,張瑞貴突然發現了一名賣豆腐的年輕女子,當即就被她的容貌給深深吸引住了。
回到營地後,張瑞貴立即叫副官前去打聽這名女子的資訊,原來她叫陳培蘭,剛剛18歲,單身,目前正在城裡的一所中學讀書。
張瑞貴得知訊息後喜出望外,便開始了瘋狂地追求,而陳培蘭起初對農民出身的張瑞貴很是看不慣,但慢慢地就被他的追求給打動了,不過為了自己的幸福考慮,陳培蘭在得知張瑞貴已經有了一個妻子之後,便向他提出了三個條件。
其中之一就是要求張瑞貴此後永不和韋秀英同居,而張瑞貴得知陳培蘭答應自己的追求之後,便不管其它,一口答應了她的全部要求。
張瑞貴把陳培蘭納為小妾以後,考慮到韋秀英對自己母親的細心照顧,頓時心生愧意,雖然之後沒有同居,但還是對韋秀英敬愛有加,而韋秀英也只能欲哭無淚。
此後經年,張瑞貴的官職屢屢升遷,尤其是在救了陳濟棠一命後,更是深受其重用,到了1936年,陳濟棠部接受國民黨政府整編時,張瑞貴已經當上了國民黨63軍的軍長。
不久,抗日戰爭全面爆發,為了安全考慮,張瑞貴讓小妾陳培蘭帶著孩子們(包括韋秀英與張瑞貴所生)搬到了廣西桂林避難,而韋秀英則獨自回到了位於十萬大山的貴臺鄉居住。
此時的韋秀英作為軍長夫人,也許是因為以前確實窮怕了,在家閒居的時候便沒有了以前的唯唯諾諾,開始在下面人的阿諛奉承中一步步走向了墮落的深淵,其前後變化之大令人咋舌。
在張瑞貴帶兵於前線奮勇抵抗日寇侵略的時候,韋秀英只管用他寄來的生活費與人打牌賭錢,而且憑藉權勢“從未輸過”,不僅如此,她還趁機包攬了當地稅賦的收繳工作,並且從中中飽私囊,引來了當地民眾的諸多非議。
1946年6月,蔣介石悍然發動了內戰,此時已經是國民黨陸軍中將的張瑞貴深知國民黨軍內部的腐朽,他對戰爭的前景不抱有太大的希望,為此,他主動以年老力衰為由向蔣介石遞交了辭呈,請求歸鄉安度晚年,並且獲得了批准。
退役後的張瑞貴回到了從化與小妾一同居住,生活很是悠閒,可隨著解放戰爭的加快,兩年後,張瑞貴又再次披掛上陣,甘心為蔣介石賣命……
“臨危受命”,“那嫋慘案”
原來,蔣介石從掌權開始,就對除中央軍以外的地方部隊非常不信任,尤其是十分忌憚桂系出身的將領,所以即使在張瑞貴退役後,蔣介石還一直命人監視著他的一舉一動。
解放戰爭持續到1948年年初的時候,國民黨軍隊已經在多處戰場上顯現出了頹勢,而位於兩廣的我軍游擊隊也以十萬大山地區為依託與國民黨軍展開了周旋。
儘管當地的國民黨軍隊經常派兵前去圍剿,可每次都以失敗告終,而且我軍的人數反而越來越多,蔣介石擔心張瑞貴會被我黨地下工作人員策反,便決定讓其重出江湖,穩固局面。
1948年1月,張瑞貴被重新啟用,擔任了“粵桂南區清剿總指揮”一職,此時的他雖然不願再度掌軍,但出於對蔣介石的忠誠,他還是決定再“幹出一番事業”。
然而儘管張瑞貴雄心勃勃,可每次“剿匪”都以慘敗收尾,而他本人更是差點成為我軍游擊隊的俘虜,可張瑞貴還是和當初一樣“勇敢”,一直屢敗屢戰,並且主動向蔣介石保證一定會“消滅共軍”。
渡江戰役勝利結束後,我軍各部隊以秋風掃落葉之勢迅速席捲了長江以南的各國民黨軍駐地,沿途地區相繼迎來了解放,其中,陳賡兵團更是以極快的速度推進到了廣西地區。
結果顯而易見,張瑞貴臨時組成的烏合之眾難以抵抗我軍的迅猛攻擊,節節敗退,指揮部一再南遷,最終北海獲得解放後,他更是直接乘船逃往了海南。
而張瑞貴早在上任時就把小妾和孩子們送往了香港生活,此時又對妻子韋秀英心有不捨,便在撤離大陸前將身邊最精銳的警衛營派去了貴臺鄉負責保衛妻子的安全。
此時的韋秀英也從丈夫張瑞貴發來的資訊中得知大事不妙,便打算向南撤退,暫時逃往越南避難,而就在她準備南逃之時,警衛營的楊營長深知抵抗到底只有死路一條,便帶著警衛營的絕大部分戰士向我軍投誠。
此刻韋秀英的身邊只剩下了十幾個對張瑞貴忠心耿耿的警衛,她知道自己很難逃出去了,便在貴臺鄉那統村蟄居了起來。
建國後不久,廣西全境就迎來了解放,但十萬大山地區的土匪勢力依舊猖獗,身在臺灣的蔣介石也對這些土匪寄予厚望,希望他們能成為日後“反攻大陸”的重要力量。
但這裡的土匪因為勢力眾多,人數分散,一時間很難形成可觀的戰力,即便白崇禧在撤離前已經做出了一些準備,可一直收效甚微。
而身在海南的張瑞貴得知蔣介石的意圖後,立刻就想起了自己留在廣西的妻子韋秀英,他打算讓韋秀英代替自己完成“未竟”的任務,並希望以此為晚年的生活撈取一些政治資本。
於是,就在蔣介石和白崇禧為整編十萬大山地區的土匪一事發愁時,張瑞貴果斷建議由妻子韋秀英出面整理,並很快得到了蔣介石的批准。
1950年2月,蔣介石專門委任韋秀英擔任“粵桂邊區民眾反共救國軍總指揮”一職,負責收編和掌控十萬大山地區的所有土匪武裝。
張瑞貴得到蔣介石的委任狀以後,立即讓親外甥李成威親自帶著自己寫的勸說信以及蔣介石授予的委任狀偷偷潛回了廣西,並且把東西順利交到了韋秀英的手上。
而就在信送來的前不久,在家中坐立不安的韋秀英收到了陌生人的一封來信,信中要她主動向我黨在當地新成立的政府自首投誠,爭取寬大處理。
此時的韋秀英已有多日沒有收到丈夫的資訊,而且我黨的軍隊也已經到廣西各主要城市駐紮,隱居村裡的她預感到自己已經沒有了任何的希望,但她卻依然對自己曾經的美好生活不甘心,她幻想著有朝一日能夠東山再起。
所以,韋秀英看到丈夫的來信和蔣介石頒發的委任狀後,驚喜異常,她興奮地對李成威說道:“年輕時看戲最敬佩穆桂英,沒料到老來卻當上了佘太君,哈哈!”
第二天一早,韋秀英就讓人聯絡了隱藏在山中的張瑞貴的舊部,不到半個月的時間,她就拉起了六個縱隊數千人的土匪武裝,並且成為了當地最有勢力的土匪力量。
2月13日,韋秀英主動邀請十萬大山地區的各路匪首到欽縣大寺圩那曹村召開了動員大會,在大會上,她主動宣佈了發動總暴動的時間為3月3日,並把“反共救國”作為暴亂的口號。
事發當天凌晨,韋秀英主動帶領屬下1000餘人突然包圍了那嫋村,因為就在前天晚上,她從手下的情報人員那裡得知解放軍的一個徵糧工作隊正好於3月2日抵達了那嫋村,並且在此留宿。
韋秀英決定“殺一儆百”,以此立威,而徵糧工作隊的42名隊員在明知敵人人數眾多的前提下,仍然堅持抵抗到底,無一人投降,戰鬥一直持續到下午才最終因寡不敵眾結束。
此時,工作隊的隊員已經有27名英勇犧牲,而因為沒有彈藥或者負傷不幸被俘的15個人面對敵人的威脅仍然堅強不屈。
可喪心病狂的韋秀英根本沒有優待俘虜一說,她讓手下人將其中的13名男隊員五花大綁,然後押到村口的水溝邊集體槍殺,僅有一人因為沒有被擊中要害頑強地活了下來。
與此同時,韋秀英還指示手下公然將僅有的兩名女隊員輪流姦汙後槍殺,史稱“那嫋慘案”,而這兩名女隊員還只是欽縣中學的學生,此舉與禽獸何異!勢必要受到應有的懲罰!
罪有應得,三次“大火”
“那嫋慘案”發生以後,各路土匪多面出擊,十萬大山地區匪患已成燎原之勢,而伴隨著朝鮮戰爭的爆發,韋秀英便更加地肆無忌憚,到了1950年8月,欽縣百分之六十的地區都已被其所部土匪佔領。
毛主席向來能夠縱觀全域性,從整體上分析和把握問題,他在關注朝鮮戰場動態的同時,同樣沒有忘記國內的剿匪工作,當他看到廣西匪患依舊猖獗時,立刻對負責剿匪工作的有關人員做出了嚴厲地批評。
為了肅清匪患,毛主席曾兩次下達了剿匪指示,並督促當地軍政人員加大剿匪力度,力爭在1951年五一前夕肅清廣西地區的土匪,而打擊的重點就是女匪首韋秀英部。
於是,廣西省委、軍區立即召開了軍事會議,制定了“集中兵力、重點突破”與“鎮壓和寬大相結合”的方針,集中五個團的兵力對十萬大山地區的韋秀英部開始了圍剿。
經過兩個多月的努力,解放軍戰士就已消滅了韋秀英部的大部分土匪力量,到了12月初,韋秀英深知自己不是解放軍的對手,就帶著僅剩的一千餘人骨幹沿著十萬大山以西方向一路逃竄,企圖逃往越南。
但韋秀英的一舉一動早已被我軍偵察員探知,解放軍已經徹底阻斷了她逃亡的道路,到了12月下旬,韋秀英部已經被我軍分割包圍,而她本人和身邊的十幾名護衛則在大菉鎮那厚村陷入了我軍一五一師四五二團三營的重重包圍之中。
經過激烈的戰鬥,韋秀英被我軍一名戰士扔進屋內的手榴彈當場炸死,戰鬥結束後,戰士們衝進了屋內,看到了躺在地上已經被炸得血肉模糊的韋秀英,至此,作惡多端的女匪首韋秀英得到了應有的懲罰。
韋秀英殘部也在不久後被相繼殲滅,但由於廣西的地形原因加上匪患確實過於嚴重,導致剿匪工作一直持續到1952年才得以最終完成,在此期間有部分解放軍戰士倒在了與土匪作戰的過程之中。
然而在當時,社會各界普遍關注的是抗美援朝戰爭,在往後很長的一段時間內,也幾乎無人知道韋秀英的存在,但此後幾十年間,她卻接連三次成為了“熱點人物”。
第一次當然是在臺灣,在韋秀英被消滅之時,廣西的匪患還沒有得到徹底的平息,蔣介石的幻想依舊存在,為了吸引更多的土匪武裝為其賣命,蔣介石專門下令追封韋秀英上校軍銜,並讓其入忠烈祠。
而臺灣的媒體也爭相將韋秀英報道為“反共英雄”,這讓她一下子就在臺灣成為了“名人”。
韋秀英第二次“大火”是在1958年大陸電影《英雄虎膽》上映之時,電影中的女匪首阿蘭小姐便是以她為原型進行的創作,人們在瞭解她的事蹟的同時,也深深地明白瞭解放軍戰士的英勇無畏以及和平的來之不易。
而韋秀英的第三次“大火”則發生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當時國內的紀實文學創作成為了一種潮流,作家們在查詢歷史的過程中發現了韋秀英的事蹟,並將其寫進了文學作品之中,廣為流傳,但關於其真實面目的描寫已經相去甚遠……
如今,距離韋秀英伏法已經過去了70餘年,回顧往事,我們不應僅僅侷限於對其生活事蹟的瞭解,而是要從故事的背後學習到老一輩革命戰士們面對強敵敢於戰鬥、勇於戰鬥的精神,明白勝利來之不易、勝利更需要大智大勇的道理,這才是韋秀英事蹟報道的時代價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