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著名學者陳亮曾經說過：“吾嘗論孔明而無死，則仲達敗，關中平，魏可舉，吳可並，禮樂可興”。同時，他還根據孔明兵出祁山時三足鼎立的客觀形勢，按照隆中對策，作過一番滅魏平吳，統一天下的具體推想。無奈孔明“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為此，陳亮曾把西蜀覆滅的原因，遺憾地歸結為是“天不相蜀，孔明早喪”所致。（《諸葛孔明論》）我們是唯物主義者，不相信天命氣數之說。西蜀的滅亡，非天意，而在人謀不足；非“天不相蜀”，而在蜀無賢德之主，輔佐之臣。諸葛亮一死，西蜀再沒有了第二個孔明。人才凋謝，成為西蜀敗亡的先兆。
有比較才有鑑別。曹操當權時，“推心以待智謀之士”，所以在他身邊聚集著荀彧、郭嘉、荀攸、賈翊、程昱等，形成了一個人才群體。曹操死後，又出現了司馬懿、鄧艾、鍾會等一群深藏韜略的“智囊”人物。為此，王夫之曾評價說：“魏足智謀之士，昏主用之而不危”。
東吳的孫權，先是有周瑜輔佐，繼而有魯肅，然後又有呂蒙、陸遜等，也算得上人才輩出，一茬接著一茬，所以能鼎立江東很長時間。
劉備在奪取西蜀政權時，身邊有“五虎上將”效力，又得“伏龍風雛”相佐，可謂盛極一時。然而盛世一過，隨著這些將領謀臣的相繼亡故，西蜀也就人才無幾了。諸葛亮死後，蔣琬、費禕曾相繼執政，但蔣、費二人循規有餘而才氣不足，缺少進取能力，根本無法和諸葛亮相比。孔明在兵出祁山時雖然收伏了姜維，但姜維作為一員武將只能管理軍事，並且缺少戰略眼光和政治頭腦，不可能擔負起治理國家、統一天下的大任。王夫之一針見血地指出：“巴蜀、漢中之地隘矣，其人寡，則其賢亦謹矣。故蔣琬死，費禕刺，而蜀漢無人。”（《讀通鑑論》）
西蜀後繼乏人，造成這一歷史局面與諸葛亮不無關係。
應該說，諸葛亮是非常重視人才的，他在《十六策》、《將苑》等著作中有許多關於人才方面的論述。比如他在《將苑》中就提出了考察識別人才的七條標準：“一曰，間之以是非而觀其志；二曰，窮之以辭辯而觀其變；三曰，諮之以計謀而觀其識；四曰，告之以禍難而觀其勇；五曰，醉之以酒而觀其性；六曰，臨之以利而觀其廉；七曰，期之以事而觀其信。”這說明，諸葛亮當時除了治國征戰，還經常考慮選拔培養人才等重大問題。他很強調要知人善任，要根據個人不同特點，選拔使用人才，力圖使蜀國出現一個“眾賢雲集”的政治局面。據史料記載，諸葛亮在這方面確實做出了一定成就。例如，他曾破格把龐統、蔣琬、楊洪等人提拔到重要位置上，充分發揮他們的才幹，對於蜀國的強盛起了重要作用。但是諸葛亮在用人選才方面也有不少失誤之處。譬如，“昭烈入蜀也，以荊州委孔明。孔明入蜀也，以荊州委(關）羽”，卻帶走了智勇雙全、行事穩重的大將趙雲，這與後來荊州之失不能說沒有一點關係。另外，諸葛亮在祁山作戰中，“任李嚴而嚴亂其紀，任馬謖而謖敗其功”。特別是諸葛亮在他的有生之年，雖然經常講選才、用才，卻沒有培養出一名能繼承自己事業的接班人，實在是一樁憾事。
宋代著名文學家蘇洵寫過一篇《管仲論》，其中說：“齊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鮑叔，及其亂也，吾不曰豎刁、易牙、開方，而曰管仲。”意思是春秋時的齊桓公之所以能稱霸天下，功勞並不全在管仲，關鍵在於鮑叔牙向齊桓公推薦了管仲，使他的才幹得以發揮。後來齊國之所以混亂衰敗，其過錯也不能完全歸於豎習、易牙、開方這些亂臣，關鍵在於管仲生前沒有除掉他們，沒有及早向齊桓公推薦得力可靠的接班人。這段話充分說明了舉賢薦能對於治理國家的重要意義。由此及彼，我們也可以說，西蜀的覆滅與諸葛亮生前在培養、使用人才方面的失誤有著直接聯絡。
諸葛亮在用人方面的最大不足，首先表現在他在識別、選拔人才上存在著偏見。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諸葛亮“端嚴精密”，但卻由此產生出他的一個重要缺點：求全責備。正如後人評價他時說的，“明察則有短而必見，端方則有取而必不容”（《讀通鑑論》）。他用人總是“察之密，待之嚴”，要求人皆完人；而對一些確有特長，又有稜有角的雄才，往往因小棄大，見其瑕而不重其玉，結果使他們有的“無以自全而或見棄”，有的雖被“加意收錄，而固不任之”。例如，對於魏延這樣一個長於奇謀的人才，諸葛亮總抓住他“不肯下人”的缺點，將其雄才大略看作是“急躁冒進”，始終用而不信，甚至在政治上一直懷疑他有反心。同時，諸葛亮對於那些有一技之長，但有較大缺點者，往往駕馭不得法，處之極端。例如，劉封本是一員勇敢的戰將，孔明卻認為他“剛猛難制”，勸劉備因其上庸之敗而趁機除之；馬謖原是一位既有所長（如開發西南時，“攻心為上”的建議就頗有戰略眼光）,也有所短的人才，諸葛亮在祁山作戰中先是對他用之不當，丟失街亭後又揮淚將其斬首。正因為諸葛亮這種“求全責備”的偏頗，處之極端的做法，使得當時蜀國的許多大小官員謹小慎微，喜歡做表面文章。
其次，由於諸葛亮生前出將入相，內政軍戎“事必躬親”，“罰二十以上必親理”，不僅自己被弄得“食少事煩”，忙得吐血，而且這種包辦代替的做法，也影響了接班人的鍛鍊成長，不利於他們經風雨，見世面。儘管諸葛亮對西蜀事業鞠躬盡癢，忠心耿耿，但他的這種性格修養卻影響了自己選拔人才的眼界，使他過多地重德而輕才，再加上不重視培養益州本地幹部，因此政權難以鞏固。他的後繼者蔣琬、費禕和姜維，相繼無所作為，最後反被黃皓、譙周之流的小人所制。
在用人這一點上，諸葛亮與劉備、孫權、曹操等人相比，確實不及。孫權敢於放手使用年輕的軍事指揮員，當週瑜、魯肅、呂蒙、陸遜等人被提拔到重要崗位上時，他們大都是二三十歲的年輕人。曹操深知“大用者不務細行”的道理。例如官渡之戰後，他將曹軍內部一些人在戰前寫給袁紹的投降密信付之一炬，既往不咎，表現出了用才之大量，因此深得人心，“士長於略者，相踵而至”。劉備雖然在其他方面有些不足，但在建立西蜀政權時，謀臣武將，人才濟濟，這也就體現出了他用人的高明之處。而到武侯治蜀時，西蜀的人才已經寥若晨星。後來，曹魏向西蜀發動全面進攻時，蜀國只剩下姜維一人東遮西擋。這時，後方不僅兵力空虛，更重要的是人才空虛，以至鄧艾陰平渡險後，西蜀朝中沒有一人能夠想出對策來，最後只好縛手就擒。其實，鄧艾渡險之後，只有區區之兵，又精疲力竭，加之孤軍深入，心理恐慌，假如這時西蜀朝中還有一個象法正那樣水平的謀略家，也不至於如此收場。
總之，當我們評說蜀國先亡的原因時，不可丟掉人才這個重要因素，當我們分析西蜀後繼乏人的原因時，應當從孔明身上找到許多對於我們今天都有借鑑意義的教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