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知所有幹部改變返程路線,部隊集合,電臺關閉!”粟裕從一個煙盒中抽出張紙條,看後立即對助手下令,神情十萬火急。
1942年秋冬之際,時任新四軍第一師師長兼政委的粟裕,得到情報日偽將進行規模空前的“清鄉”,便召集第一師的重要幹部集中開會,商討應對“清鄉”的方案。
會議結束,幹部都按預先設定的路線踏上歸途,不料又一份情報夾在一個煙盒中,送到了粟裕手上。情報稱,日偽已經掌握了一師召集會議的詳情,準備伏擊返程中的參會新四軍幹部。
得到命令,粟裕的手下急令多股騎兵,飛速追趕返程途中的幹部,通知他們改變路線。好在會議剛結束不久,情報就送到,幹部沒走多遠就被報信的騎兵追上,及時改變路線,沒有遭到日偽伏擊。
唯有蘇中行署主任管文蔚,從海路返回,騎兵追到海岸他已經下海遠去,情況萬分危急。粟裕得報馬上通知管文蔚返程路線上的新四軍、游擊隊,乘船下海尋找管文蔚。
大海茫茫,管文蔚一行坐船漂了三天,也沒有遇到找他們的同志。離日偽設伏的上岸地點只有不到三十公里,管文蔚一行終於被偽裝成漁民的搜尋小分隊發現。
管文蔚見漁船上的漁民向他們猛揮漁網,當即反應過來是示警,毫不猶豫改變了上岸路線,才得以安全返回駐地,讓日偽的埋伏落空。
如果煙盒裡的情報沒有送到,或是送達不及時,新四軍一師指揮員和我黨相關機構幹部,將遭到慘重損失。而且這樣嚴重的洩密不查出隱患,以後新四軍還會有更可怕的事情發生。
煙盒裡的情報,拯救了包括粟裕在內的眾多新四軍幹部。送出這份情報的人,表面上和粟裕職位相當,還比粟裕多了箇中將軍銜。他就是當時偽綏靖軍第七師中將師長施亞夫。
能當上汪精衛偽政府的中將師長,施亞夫好像應該來自國民黨部隊。其實不然,施亞夫從軍,一開始加入的是紅十四軍。
這支部隊是江蘇唯一一支紅軍正規部隊,屬於中央序列。施亞夫從紅軍戰士到偽中將師長的經歷,充滿了傳奇色彩。
1928年,如皋爆發我黨領導的農民武裝起義,年僅十四歲的南通人施亞夫參加了這次起義。如皋在國民黨統治的心臟地區,農民起義很快在國民黨的軍事鎮壓下失敗。
不過武裝鬥爭的火種,在江南留了下來。1929年11月,我黨江蘇省委在上海召開第二次會議,在當時領導軍委工作的周恩來同志直接指導下,會議決定把通海、如皋、泰興地區農民武裝,整合成紅十四軍。
紅十四軍初創時,施亞夫就參加了紅十四軍,並且也在這一年入了黨。次年,軍委派何坤、張愛萍等,到紅十四軍擔任領導工作。
這支隊伍軍長由何昆擔任,政委開始是董畏民,後為李超時,參謀長薛衡競,政治部主任俞乃誠。
紅十四軍這些軍級領導,都沒有出現在開國將領的名錄上,是因為他們大多在紅十四軍七個月的奮戰中犧牲。
在國民黨的心臟地區作戰,生存空間狹小,軍事壓力卻異常強大,想要建立根據地長久存在,困難比在其他地區大得多。
不過江南富庶,紅十四軍的生活條件,偏遠蘇區的紅軍卻沒辦法比。紅十四軍戰士每月有六個大洋的軍餉,還要在老百姓家吃派飯。
當時幾乎所有蘇區的紅軍,可能做夢都不敢想,還能這樣當紅軍。
何昆上任當軍長後不久,就指出六個大洋的軍餉太高,會給游擊區的老百姓造成負擔,把軍餉降到了三個大洋。跟基本沒有軍餉、吃糠咽菜的各蘇區紅軍比,紅十四軍的戰士還是“富得流油”。
然而富足繁華之地,也是最危險所在。軍委給十四軍配備的幹部都很優秀,軍長何昆1925年進入黃埔軍校,受過周恩來同志直接教導,“四一二”後參加了廣州起義,訓練部隊,指揮作戰都很有水平。
只因紅十四軍在國民黨中央軍精銳眼皮下活動,成立七個月就打了大小百餘戰,最終包括軍長何昆在內的軍級幹部,幾乎損失殆盡。
十四軍主力被打散,剩下一股小部隊輾轉千里到了中央蘇區。一股小部隊能穿越重重封鎖,孤軍遠行得以保全,也算是一個奇蹟。
紅十四軍失敗還有兩個重要原因。1927年毛主席領導秋收起義,部隊在三灣整編時,毛主席提出“支部建在連隊”,這一極為重要的建軍思想,幾乎成了每支紅軍部隊的組織準則。
紅十四軍是個例外,雖然軍中有人提出了要在部隊基層建立黨組織的想法,可始終沒有執行。
紅十四軍實際只有一千三百人左右,一個叛徒就拉走了兩百多人,成了“圍剿”紅十四軍的急先鋒。
中央紅軍長征轉移後,留在蘇區的一個紅軍高階將領投敵,也只敢悄悄離隊,帶不走一兵一卒,基層有沒有黨組織的差別顯而易見。
另外紅十四軍後期左傾冒進,在十倍於己的包圍圈中,還實行“截留長江,威逼南京”的作戰方針,何昆犧牲後紅十四軍領導層對形勢的判斷,實在讓人遺憾。
紅十四軍1930年即告解散,施亞夫沒有到向中央蘇區轉移的小股部隊中,而是留在當地進行地下工作。1931年,“九一八”事件前不久,施亞夫奉組織之命,加入十九路軍,秘密從事兵運。
1932年淞滬會戰結束後,十九路軍被蔣介石調往福建,專事“剿共”。次年十一月,一心抗日不甘內戰的十九路軍高層,聯合國民黨內的反蔣勢力,在福建另建政府,與蔣介石分庭抗禮。
可惜十九路軍被分化策反,福建反蔣政府很快瓦解,戴笠就是因成功策反十九路軍,受到蔣介石重用。
離開十九路軍,施亞夫回到家鄉南通,繼續從事地下工作,曾任南通縣委組織部長,副書記等職。
在一次罷工行動中,施亞夫因叛徒出賣被捕,被判刑十五年,送到南京老虎橋監獄服刑。
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日軍再次進攻上海,提籃橋監獄遭到日本飛機轟炸,圍牆坍塌,施亞夫趁機逃脫。從監獄出來,施亞夫回到南通,南通地下組織已遭到破壞,他暫時與組織失去聯絡 。
好在施亞夫對故土爛熟於心,很快就聯絡上了兩個黨員。次年日本人在南通登陸,三人又透過以前的工作關係,聯絡到二十餘位黨團員,組建起工農守土團,施亞夫出任團長。
要守土就要有武器,施亞夫正為武器發愁的時候,聽說有一個排的國軍保安散兵,在蒐羅便裝準備逃跑。他靈機一動帶著自己的人,找到國民黨散兵做起了“生意”。
便裝換武器,幹不幹?保命要緊,國民黨散兵當然要幹。施亞夫他們直接脫下身上的衣服,交給國民黨散兵,換回了二十支槍和兩千發子彈。
這筆“生意”怎麼算,施亞夫他們都賺大發了,也許國民黨散兵心中有愧,保安部隊不敢守土,只想著逃命,哪兒還有臉和老百姓多講條件。
有了基礎武裝,施亞夫他們又從南通的日本軍火庫中,盜取了四十八支槍和兩箱子彈。都是本地人又有武裝保障,熟門熟路潛入一次日軍軍火庫不會太難。
守土團這點實力還不足以日軍對抗,不過守土團都是本地人,保境安民的事,遇上還是義不容辭。有次施亞夫單獨外出,突遇一隊日本兵,他身上有槍支,趕緊找個隱蔽處躲了起來。
這時候,他發現走在最後的一個日本兵溜出隊伍,朝一個茅屋閃去。這個小鬼子要幹什麼?管他幹什麼,單兵鬼子遇到施亞夫就是找死,施亞夫悄悄跟了上去。
施亞夫還沒有進茅屋,就聽到茅屋裡傳來一個女孩“救命”的哭叫聲。施亞夫怒火攻心,兩三步衝進茅屋,看到鬼子正按著個女孩要施暴,他揚起手中的駁殼槍,對著鬼子就扣了一槍。
啞火了,鬼子反應過來放開女孩,撲向放在一邊的三八大蓋。施亞夫動作更快,搶先一步把三八大蓋抓到手中,一槍托就把鬼子打癱在地,隨後抄起屋內的一把斧頭,直接就把鬼子的腦袋砍了下來。
接著他找來一個麻袋,脫下鬼子的軍裝、靴子扔進麻袋,扛著三八大蓋帶著女孩離開了茅屋。
守土團搞出動靜,組織也聯絡上了施亞夫。按照組織指示,施亞夫找到關係,到南通憲兵特務工作團,當上了特務總隊隊長。
這個日本憲兵特務工作團,是利用漢奸為日本人蒐集情報的機構,施亞夫就此當上新四軍的臥底。
其實漢奸都是些極度自私的人,自己的國家、民族都要出賣,更不會死心塌地為日本人賣命。
幹不幹壞事,幹什麼壞事,首要準則都是為自己的利益考慮,敷衍日本人基本上是常態。
日本人自然也知道這一點,派了個日本特務,帶著幾十個懂日語的漢奸,來到憲兵特務工作團,用“鞭子”驅趕工作團的漢奸,去為日本人服務。
日本特務來到施亞夫的“地盤”上,他怎麼可能放過。施亞夫暗中派人留意日本特務的行蹤,利用日本特務外出尋花問柳的機會,集結幾個地下人員,在途中設伏,把日本特務裝進麻袋處死,高掛在電杆上示眾。
主子下場悽慘,帶來的漢奸一個個也老實起來,不敢再耀武揚威。
有次日軍抓住新四軍某部政治部的一名科長,就近關押在憲兵特務工作團,準備押解到憲兵隊槍決。施亞夫既要營救這名科長,又不能暴露自己,就心生一計,叫來手下一個特務組組長。
這個組長仗著日本人做靠山,在當地敲詐勒索,聚斂錢財,拉了不少仇恨。施亞夫嚇他說,很多受害者聯名把他告到了日本憲兵隊,日本憲兵隊長已通知要把他送到憲兵隊嚴辦。
漢奸敲詐好處日本又得不到,嚴懲這種漢奸還可以演下“東亞共榮”的鬧劇,特務組長知道日本人做得出這種事,臉色慘敗連聲哀求施亞夫救命。
施亞夫見火候已到,“仗義”同意特務組長逃走,不過要以提審為名,把新四軍的科長送出城。
反正在日本人那兒活不出來了,特務組長不介意放個新四軍來保命,毫不猶豫按著施亞夫的要求辦。
新四軍的科長獲救,日本人則到處通緝那個特務組長。特務組長把日本人得罪死了,也不可能自投羅網找日本人說出真相,施亞夫完美解決了這個問題。
掌握南通憲兵特務工作團,能為新四軍提供些情報,只是平臺太小,高價值的情報難以獲取,施亞夫想臥底到更高的層次。
1940年汪偽政府成立,汪精衛想得到更多的籌碼,提升在日本人面前的分量,急於擁有屬於自己的武裝,施亞夫覺得臥底日偽高層的時機到了。
他達到目的的手法很大膽,利用日本人給他權勢,網路兩三百個烏合之眾,1941年6月,就在南通城中到處貼告示,不管告示什麼內容,一律落款:綏靖軍第第七師師長施亞夫。
其實施亞夫的家裡的小名叫施滿侯,13歲為謀生,頂了病死童工王生的名,到紗廠打工。當紅軍和搞地下工作,都是用王生的名字,施亞夫是他臥底憲兵特務工作團,才使用的名字。
他敢在汪精衛根本不知道他的時候,就自封綏靖軍第七師師長,完全是吃定了汪精衛飢不擇食的心理。
“汪精衛為了擴充實力,向日本討價還價,把我這個新四軍情報人員變成中將師長。”施亞夫後來回憶說。不過他得到汪精衛的認可,還靠他機智應對,通過了汪精衛的審查,
汪精衛得知南通突然冒出個綏靖軍第七師,外界還盛傳師長施亞夫是他的心腹得力干將,感覺有點被坑了。
不過要真有一個師的實力,汪精衛又捨不得拒絕,大不了像先結婚後戀愛那樣,收編過來再發展成心腹也一樣。
主意已定,汪精衛就派他的親信嚴濟南去調查,他吩咐嚴濟南,如果施亞夫真有實力,就封施亞夫一箇中將師長;如果只是雜碎武裝,就先不理睬,等以後見機行事。
嚴濟南來到南通,無非要確認一件事,施亞夫有沒有一個師的人槍。施亞夫就兩三百人,心裡卻底氣十足,他知道這些漢奸都是些什麼樣的人,早就有了應對之策。
吃喝嫖賭,幾乎沒有漢奸不喜歡,施亞夫先給嚴濟南上了全套,接下來的事,嚴濟南就不好和施亞夫太較真。
不過該調查的還是要調查,不然嚴濟南迴去也交不了差,他要看施亞夫部隊的花名冊。這不僅關係到施亞夫的真實實力,還是以後汪偽政府軍餉、裝備劃撥的依據。
施亞夫拿出一本八千人的花名冊,交給嚴濟南審閱。這本花名冊還都是真名實姓,全是施亞夫從各個紅白喜事上搜集而來。
親信裝也要裝出親信的樣子,嚴濟南很為汪精衛負責,提出要到施亞夫第七師的各個旅,實地考察一番。
真要實地考察沒關係,就看嚴濟南有沒有這個膽。施亞夫告訴嚴濟南,各旅都在外駐防,防地新四軍活動頻繁,“欽差大人”前往怕不安全。一番“好意”還沒有表達完,外面就響起槍聲,手下來報新四軍攻打縣城。
施亞夫大怒,呵斥手下沒有嚴加防範,驚了嚴濟南的大駕,讓手下馬上調特務營來保衛嚴濟南,不及時趕到營長就地槍決。
嚴濟南很疑惑地問施亞夫,這裡到處都是日本軍隊,新四軍真敢來犯?施亞夫不容置疑回答,新四軍沒什麼不敢,比這更大膽的事,新四軍也做得出來。
嚴濟南寧可信其有,不可不可信其無,到各旅考察再也不提。對自己性命負責,要比對汪精衛負責重要得多,施亞夫早就捏住了嚴濟南的七寸,這一切都是施亞夫演的一齣戲。
嚴濟南迴去報喜不報憂,阻礙施亞夫不討好,收編施亞夫就是一件功勞,嚴濟南自然拎得清。施亞夫中將師長的任命,還是嚴濟南催著施亞夫到南京受命,生怕夜長夢多讓自己白去南通一趟。
收編了施亞夫,汪精衛還真把施亞夫當成了愛將,經常在南京召見施亞夫,還在全部七十二個偽軍師師長的酒會上,向他敬酒,口稱“向我們的青年將領致敬。”
施亞夫時年二十八歲,為裝老成,謊報三十三歲。三十三歲當中將師長,也配得上青年將領的稱號。
別看施亞夫出生貧寒,琴棋書畫還樣樣拿得出手,很有點江南才子的風範,汪精衛和鬼子的高官,都會找他切磋棋藝。靠這種交往,施亞夫有了更多獲取高價值情報的渠道。
我國戰略縱深遼闊,侵華日軍兵力捉襟見肘,只能重點佔領城市和交通線,其他區域的防衛,不得不依靠偽軍。
為控制偽軍,日軍經常召集偽軍高階指揮官開作戰會議,用這種方式讓偽軍貫徹日軍的意圖。有級別的作戰會議,施亞夫每次都會參加,會議的內容也每次都傳達給新四軍高層。
1942年11月,上任不久的侵華日軍總司令畑俊六,和汪精衛合謀,準備在蘇中、蘇北,搞一次規模空前的“清鄉”,為自己新官上任助威。
施亞夫得到訊息,立即通知了“清鄉”區域的新四軍主官粟裕,粟裕才會把各處所屬新四軍高階指揮員,召集到一起開會商議對策。
送出“清鄉”情報,施亞夫鬆了一口氣,不料南通地區日軍主官、旅團長小林,又召集他和另外一些偽軍將領開會。
會上小林稱已確切掌握了新四軍高階幹部集中開會,以及會後這些高階幹部的返回路線,準備派出四個日軍大隊和兩個偽軍師,在途中設伏,捕殺新四軍高階幹部。
一個日軍大隊有一千一百人左右,四個日軍大隊兵力比一個師還多,加上兩個偽軍師,完全可以給返程的新四軍高階幹部,佈下天羅地網。
施亞夫暗叫不好,趕緊藉故飯後腹痛離開會議室,讓副官把這個訊息送到新四軍交通站。
粟裕從交通站送來的煙盒中,獲知日軍的陰謀,避免了新四軍遭受重大災難。參會幹部除了粟裕,還有陳丕顯、葉飛、王必成、陶勇這些人大名鼎鼎的將領。施亞夫的這份情報的價值,大到難以估量。
施亞夫不僅要挫敗日軍這次陰謀,還要為新四軍找出內奸。回到會議室,他私下找小林談話,提出這次情報可能有誤,新四軍不會在三面臨海的絕地,集中高階幹部召開會議。
小林得意之下反駁說,情報是由特高課打入新四軍的報務員送出,絕對可靠。
施亞夫套到想要的情報,也不再堅持自己的觀點。之後,內奸報務員不久就被新四軍鎖定,並在適當的時候秘密處決。
伏擊沒有成功,小林想起施亞夫的話,倒懷疑起情報的準確,反而對施亞夫刮目相看。
不過後來對新四軍連續失手,還是讓小林對偽軍進行了整肅,施亞夫的第七師被撤銷,他被調到另一個師當參謀長兼團長。在這個職位上,施亞夫常以打獵為名,去郊外一個新四軍情報站傳送情報。
1944年初的一個晚上,施亞夫查哨回來,遇到另一個副師長的太太,這個副師長太太告訴他,小林挖出了施亞夫很多過去的事,他在紅十四軍當營長,在南通縣委擔任組織部長、副書記,小林都已經知道。這些都是副師長太太在師長家打牌,得到的訊息。
施亞夫把這個情況彙報給組織,組織專門安排葉飛和他秘密見面,安排他率部起義,回到新四軍。
日本人也在行動,第二天偽軍師長就下令全城戒嚴,施亞夫還從秘捕的一個監視他的師部軍官處得知,小林下令三天後將以開會為名,把他和手下一網打盡。
施亞夫隨即調整部署,用秘密電臺請示葉飛,把起義提前到兩天後,得到葉飛的同意。
起以前一天的晚上,偽師長邀施亞夫打麻將,該師已秘密建立了黨支部,施亞夫做好起義安排,胸有成竹去和偽師長打牌,穩住偽師長為起義爭取時間。
打到凌晨三點,施亞夫輸光錢離開,順便挾持了偽師長的司機。凌晨四點,起義部隊開向城外,戒嚴偽軍見有偽師長的司機不敢阻攔,起義部隊順利出城。
出城不久,偽師長率一營兵力坐卡車追來,與起義部隊駁火。新四軍接應的獨立團及時趕到,偽師長慌忙撤離,也不知道他是真追還是假追。
臥底四年的施亞夫終於回家了,他在家鄉的抗日業績,不負父老鄉親,不負和他血脈相連的中華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