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5月6日，德國底茲出版社的工作人員突然找到中國駐德使團的工作人員，告訴他們一個非常不幸的訊息——為朱德寫傳記的美國作家史沫特萊女士，在今天去世了。
同時，出版社的工作人員還告知使團代表，史沫特萊女士臨終時刻立下遺囑，將現有的60多萬德國馬克的版費，以及將來每年都會有的10多萬德國馬克版費，一併轉交給中華人民共和國三軍總司令朱德元帥。
“我的骨灰也要交給朱德元帥，並且埋在中國的土地上。我希望埋葬我的時候，人們能為我唱一首中國的國歌。”
這是史沫特萊所留下的最後的遺言，出版社的工作人員也請求使團代表一併轉達給朱德元帥，隨後他們就離開了。很快，遠在國內的朱老總得知了史沫特萊去世的訊息，一向剛強的他悲痛欲絕。
一年以後，史沫特萊的骨灰如她所願地回到了中國，並且被埋葬在北京八寶山公墓。親自主持埋葬儀式的朱老總，在一旁輕聲地為她唱著《義勇軍進行曲》，以此來送別這位故人最後一程。而史沫特萊所留下的鉅額遺產，也被朱老總委託新華分社由專人管理，用於中德友好活動的經費。
那麼，史沫特萊這位美國的女作家、女記者，為何要將鉅額的遺產留給朱老總呢，她們之間有著什麼樣的過往？史沫特萊為何一直心心念念著中國，而中國政府又為何給予她安葬八寶山如此高規格的待遇呢？本期內容，將為您講述艾格妮絲·史沫特萊這位美國傳奇女記者、女作家的一生，回顧她為中國革命事業做出的不朽貢獻。
悲慘的過往使她與中國結緣
艾格妮絲·史沫特萊有著十分悲慘的過往，她是美國底層一個非常不幸的人。1892年，史沫特萊出生在美國密蘇里州礦區的一個貧困的家庭中，她的父母都是收入微薄的底層貧民。為此，幼年時期的史沫特萊飽受資本家的剝削和打擊，這也是她日後與中國結下不解之緣的原因所在。
童年時期的史沫特萊與“無憂無慮”這個詞毫無關係，她早早地就在社會上賺錢謀生，以補貼辛苦打拼的父母。史沫特萊當過服侍他人的侍女，在捲菸廠與言語粗俗的工人一同捲過菸草，她還曾走街串巷當過推銷員。
正是這樣貧寒的經歷，使得史沫特萊對於人間疾苦有了深刻的認識。資本主義國家巨大的貧富差距，使得她明白了窮人在這樣的國度根本無法翻身。不過幸運的是，史沫特萊並未在底層沉淪下去，她與那些整日遊蕩在街頭或者是沉溺於菸酒享樂的少男少女不同。
加倍努力的史沫特萊，在不斷地學習之後成為了一名女記者，她在文學方面的天賦被挖掘了出來。
史沫特萊對於工作的態度是十分認真的，這也使得她獲得了周圍人的尊重。辛勤的工作讓史沫特萊擺脫了底層，她的生活變得越來越好。
但是，史沫特萊始終都忘不了自己的過往，她對於窮人有著一種發自內心深處的憐憫。尤其是對飽受戰亂的中國人民，史沫特萊在當記者是就給予了深深的同情，這正是她後來前往中國的契機。
記者的工作使得史沫特萊能夠在不同的國家和地區遊走，但她與自己身邊的同事截然不同。同事們都想盡辦法逃避前往東方的亞洲國家，因為這片陌生的土地在他們的眼中意味著戰亂、貧窮、愚昧和饑饉。但史沫特萊卻不一樣，她非常想到中國來看一看，她認為為窮苦而飽受戰亂的人們發聲，是一個記者應該秉持的天職。
1928年，36歲的史沫特萊終於得到了前往中國的機會，她以記者的身份穿越蘇聯進入中國。史沫特萊是《法蘭克福》和《印度報刊》的特約記者，經過多年的打拼她在新聞界是有一定地位的。但正是這種地位讓她深感不安，史沫特萊深入記者圈內瞭解到，很多記者在報道中國的新聞時都失去了客觀公正的立場，他們的文字充滿了偏見與嘲諷。
史沫特萊對這種現象很是痛心，她覺得作為一個記者應當要有自己的操守。所以，在來到中國這片神秘而陌生的土地之後，史沫特萊一直都不斷地深入到廣大的民間。
她不斷地接觸中國的群眾百姓，去了解這些人的所思所想與日常的生活。史沫特萊還積極地學習中國的風土人情、語言歷史、地理風物等相關的知識，很快就成了半個“中國通”。
深深地紮根在民間之後，史沫特萊的收穫很多。她充分地領略到了五千年中國文化的魅力，但同時她也見證了中國人民在水深火熱中的掙扎。當時的中國百姓生活得是那樣艱苦，但他們又是那樣樂觀積極、純樸善良。史沫特萊在中國一待就是整整八年，她見證了近代中國的滄桑鉅變，也向世界報道了很多關於中國的事件。
尤其是對於國共兩黨之間的關係，史沫特萊一直都非常關注。1936年，楊虎城和張學良發動了著名的“西安事變”，史沫特萊以嚴謹客觀的文字相全世界報告了這場影響中國近代走向的大事。這篇報道使得史沫特萊在世界範圍內都擁有了超高的知名度，也使得她自身對於中國當時的政治問題有了濃厚的興趣。
史沫特萊對於共產黨人很是感興趣，但她一直沒有機會見到共產黨的領導人。在“西安事變”發生之前，史沫特萊曾經在上海見到了宋慶齡先生，但又因為個性過強數次頂撞她而導致斷交。同樣是在上海，史沫特萊還見到了魯迅先生，兩個人就一些問題進行了探討。類似的中國名人比如茅盾、丁玲等，史沫特萊還見到過不少，與他們的交情或深或淺。
但是，史沫特萊一直很難在心中描摹出共產黨人的樣子，因為人們對其的評價很不一致。國民黨的官員聲稱這是一夥土匪，但老百姓又告訴史沫特萊，共產黨人是廣大老百姓的隊伍。對於“西安事變”的報道，使得史沫特萊獲取了與朱德見面的機會，她在1937年離開西安抵達了陝北蘇區。
在史沫特萊抵達陝北的那個夜晚，朱老總親自接待了這位美國的客人。可以這麼說，朱德給史沫特萊所留下的第一印象，就是共產黨人在她心中的第一印象。在見到朱德之前，史沫特萊還十分忐忑地在心裡揣摩，她實在是難以想象出這位共產黨領導人的樣子。
“他是暴脾氣的呢，還是滿嘴官腔的呢？”
結果，朱德本人與史沫特萊見到的國民黨官員很不一樣，他就像是廣大土地上的農民一樣。史沫特萊有點失望，她無法理解這樣一個穿著破爛補丁衣服，臉龐比農民還要粗糙的中年漢子，竟然是共產黨部隊的核心人物。史沫特萊一直以為，能夠與國民黨爭鋒的朱德等人，一定是小說中描繪的英雄的樣子——說實話，她對朱德的第一印象不是很好。
但是接下來的相處，讓史沫特萊為自己的想法感到羞愧，她似乎有點明白共產黨人能夠與國民黨爭鋒的原因了。
初次見面送上一個吻
“朱德當時穿著非常普通的灰藍色棉衣，上面還有不少的補丁。他的頭髮很短，黑黑的又粗粗的，裡面夾雜著一些細碎的白髮。微微隆起的前額很爆滿，和中國很多農民一樣，他的顴骨是高高隆起的，長著一張寬闊的大嘴。”
這就是朱德給史沫特萊留下的第一印象，說不上有多好。但接下來，朱老總親切的話語和笑容就像是施了魔法一樣，讓史沫特萊對他很是著迷。和毛主席不同，朱老總並不愛吸菸，所以他的牙齒很潔白整齊。看見史沫特萊到了，朱老總寬闊的大嘴一咧開，整齊的兩排白牙就露了出來。他就滿眼笑意地看著史沫特萊，向她展開雙臂擁抱了一下——朱老總曾去過德國留學，他的思想是很開放的。
史沫特萊沒想到朱德會擁抱自己，此時她覺得這位領導人與一般的農民還是不同的——他的眼睛是那樣明亮有神。於是，接受了擁抱的史沫特萊，輕輕地在他的臉上留下了一個吻。史沫特萊憑藉著自己多年的經驗，在心中斷定朱德與其他人不同，她開始對這個“農民式”的指揮官很感興趣，想了解更多關於他的生平經歷。
史沫特萊是在女作家丁玲的陪同下前往陝北的，當時她也是考慮到語言的問題。但令史沫特萊沒想到的是，其貌不揚的朱德竟然會說一點德語、一點英語和一點俄語，這與他粗獷的老農民形象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雖然朱老總的外語夾雜著些許川音，但這並不影響他與史沫特萊的交流，這位美國女記者在對方無法理解的時候，也會從嘴裡蹦出夾生的中文單詞。
“您是農民和士兵的結合體，中國士兵的故事我們聽過很多，但還從未有中國農民講述過自己的故事。”
史沫特萊在與朱德進行交談之後，告訴他自己想寫一部傳記，主人公就是眼前的朱老總。朱老總在聆聽了史沫特萊的懇請後，思索了一會兒答應了。此後，他們就開始了一段非常獨特的情誼，史沫特萊成為了老總身邊的“小跟班”。她不僅跟著朱老總同吃同住，還在作戰時一同去往前線，不久後陝北的戰士都知道了這樣一位美國來的女記者作家。史沫特萊大方真誠，陝北的同志們都很喜歡她。
那段時間，史沫特萊白天跟著朱老總四處跑，晚上就將自己的見聞付諸筆端。朱老總在有空的時候就會向這位女記者講述自己的故事。雖然朱德只比史沫特萊大6歲，但他身上卻有著慈父一般的力量。史沫特萊有時候在聽完朱德講述自己的故事，都會陷入沉思當中，她不由自主地想起自己的父親和母親。每當這個時候，朱老總就會笑眯眯地問她想什麼，史沫特萊也很認真地回答他。
“你的故事，讓我想起了我的父親母親。”
“天下的窮人都是一家嘛！”
說完這句話後，朱老總就會哈哈大笑起來，史沫特萊往往也跟著笑。史沫特萊的到來，為陝北帶來了新鮮的空氣，她有時候也會顧不上中國人的習慣，旁若無人地拉著朱德等領導人翩翩起舞。但大家都不會責怪這個遠方來的客人，正如朱老總所說的那般，彼此都是飽受壓迫的一家人。
史沫特萊在陝北待了小半年，直到“七七事變”爆發後，朱老總必須要去前線指揮作戰。史沫特萊猶豫了一下，她並不是害怕上戰場，而是希望留下了整理以往採訪朱德的資料。於是，她跑去問毛主席，主席在聽完史沫特萊的疑惑後，只是笑眯眯地回答道：“這次戰爭要比歷史更為重要！”
馬上就心領神會的史沫特萊，決定跟隨朱老總去前線抗日。但是，在臨行前她發生了意外，史沫特萊從馬背上摔下來，險些喪命。沒辦法，延安的同志用擔架把史沫特萊抬到了西安，讓她在這裡接受治療。幾個月傷勢痊癒後，史沫特萊再次來到了八路軍總部，百般請求後跟隨朱德和任弼時在前線抗日。
“我也能上前線打仗！”史沫特萊對朱老總和任弼時同志說。
“可你是婦女啊！”任弼時同志看了看朱老總，拒絕了史沫特萊的請求。
“我也不知道自己一生下來就是婦女，是上帝把我變成這個樣子的！”看著氣鼓鼓的史沫特萊，朱老總和任弼時同志哈哈大笑，最終答應了他的請求。只是，朱老總與史沫特萊“約法三章”，要求她沒有命令不允許私自行動，也不允許離開部隊所在的範圍。
1938年山西的情況大變，朱老總考慮到史沫特萊的安全，讓她去漢口組織紅十字會的募捐活動。兩個人就這樣告別了，史沫特萊此後再也沒見到過朱德，直到1950年她在手術後孤獨地死去。
她將一生都奉獻給了中國
史沫特萊在漢口一直從事紅十字會的募捐活動，期間她撰寫了大量關於八路軍的書籍，宣傳他們的英勇事蹟。比如，《中國人的命運》、《中國的戰歌》、《中國紅軍在前進》等等，為抗戰的宣傳事業做出了突出的貢獻。1941年以後，史沫特萊回到了美國，開始著手撰寫朱德的傳記。
但直到二戰結束以後，她也遲遲未能動筆，原因在於當時的美國也不安定。史沫特萊在回國後生活得非常不好，支援國民黨的美國政府不允許她正面描寫朱德以及八路軍，斷絕了一切經濟來源後對外宣稱史沫特萊是“國際間諜”。
沒有辦法的史沫特萊只好前往英國，但英國政府也不給她發護照，無奈之下，史沫特萊一直生活在顛沛流離之中。
正是這樣的生活使得史沫特萊患上了非常嚴重的胃病，並且被診斷為了胃癌。這位堅強的女性無論面對什麼樣的威逼利誘，都不肯按照當局的意思汙名化朱老總，她在生命的最後一刻依舊支援著中國的革命事業。
期間，她透過董必武等人與朱老總取得過聯絡，朱老總在回信中給她寄去了大量的資料以及一些具有價值的紀念品。
“兩枚有朱德和毛主席肖像的小別針，朱老總的照片以及一塊延安織造的披肩。”
這些小小的禮物讓史沫特萊很受感動，她彷彿又回到了中國的土地上，回到了與朱老總和戰士們朝夕相處的延安。不久後，病入膏肓的史沫特萊等到了新中國的成立，她在當天買了一瓶酒獨自慶祝。在孤獨的居所裡，沒有人與這位偉大的記者碰杯慶祝，史沫特萊喝著喝著就流下了眼淚。
第二天酒醒的時候，史沫特萊給朱老總去了一封長達萬字的信件，最後表明了自己的心跡。第二年，移居英國的史沫特萊病情極度惡化，她在彌留之際一直想要回到中國。但當時的情形根本不允許史沫特萊這樣做，她在同年4月28日受到醫生最後的叮囑，要求她必須接受切除胃部的手術。醫生告訴她，這個手術的風險非常大，很可能進了手術室就出不來。
史沫特萊抱著最後的希望，在手術協議書上籤下了字，並且委託律師安排好了自己的後事。
“我一切稿費的收入，都交給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朱德元帥。此外，如果有可能的話，我希望我的骨灰能被葬在中國，安葬我的時候，最好為我唱一首中國的國歌。”
5月5日，史沫特萊最後看了一眼周遭，就被推進了手術室。第二天，她就死掉了，終究是沒能回到中國的懷抱。史沫特萊去世後，留下了鉅額的版費，按照遺囑的內容全部交給了朱德元帥。
一年以後，史沫特萊的骨灰被送到了中國，在她去世一週年的時候，朱老總親自將她的骨灰安葬在了八寶山革命公墓。悲痛異常的朱老總送別這位昔日的摯友，想起她對中國人民的情感以及她為抗日所做的貢獻，親手寫下了史沫特萊墓碑的碑文。
“中國人民之友、美國革命作家艾格妮絲·史沫特萊女士之墓”。
按照史沫特萊的要求，《義勇軍進行曲》在八寶山公墓響起，大家以這樣的方式送她最後一程。而史沫特萊後半生都為之顛沛流離的《偉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與時代》，也在1955年被譯成日文後首次出版。1979年，三聯書店出版了這本書的中文版，從此以後成為了經久不衰的經典著作。
在這部經典中，史沫特萊女士以獨特的視角和細膩的筆觸，描繪出了中共抗戰波瀾壯闊的歷程。但它又與一般的人物傳記和戰爭史書不同，史沫特萊沒有采取一般人所謂的“高大上”的方式去敘述。而是將朱德個人生活的緯線與中國歷史程序的經線串聯起來，形成了非常獨特的兩面性——它既是朱老總個人的傳記，也是中國人民百年以來的抗爭歷史。
在史沫特萊雋永而細膩的文字中，“種地、做飯、寫字、讀書”這樣的瑣事都被記錄其中，它是充滿了溫情的回憶錄。但同時，戊戌變法、太平天國、義和團、辛亥革命、護國戰爭乃至是共產黨的成立、國共合作、紅軍長征等一系列的大事件都在其中，它又是一部磅礴大氣的史書。
正如史沫特萊見到朱德時所說的那樣，要讓中國的農民講出他自己的故事，《偉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與時代》中隨處可見這位美國女作家那種悲天憫人的情懷。但這種悲憫的背後又蘊藏著對命運的抗爭以及對革命的堅定。正如史沫特萊在自己臨終的遺言中所說的那般——
“我的唯一信念和唯一誓願，就是那些貧困的、被壓迫的人民的解放。而中國革命的成就，已經是這一解放事業的中流砥柱。”
這位偉大的女性一直在中國生活了12年，她的一呼一吸早已與中國人民緊密相連，她的命運也被烙上了深深的中國印記。
在回到自己的國家後，史沫特萊遭受了極為殘酷的迫害，但始終都沒放棄自己的理想和信念。正如她年輕時所期盼的那樣，以客觀公正的態度和立場，去如實地描繪東方大陸上有著五千年過往的古老國度。她的確做到了，艾格妮絲·史沫特萊女士，她無愧於偉大的記者和偉大的作家這一光榮的稱號。
這樣感人的情懷與精神，這樣動人的事蹟與人生，值得我們所有人去尊敬、去學習。艾格妮絲·史沫特萊女士，雖然您在國籍不屬於中國，但中國人民必定永遠銘記您！只因為，這是一個偉大的人，一個值得被紀念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