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與朱德，周恩來等人
朱德總力戰思想是在抗日戰爭中逐步形成的。在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前夕，1937年6月23日，朱德在接見來延安訪問的美國學者 T.A．彼森時，初步闡述了中國作為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國，怎樣抵抗日本帝國主義強國侵略的主張，明確指出：“中國要打敗日本，必須靠全國的工人和農民的力量”；中國的抗日戰爭“必定是一場總體戰”，否則中國這個“半殖民地的國家是不能打敗現代化的日本軍隊的”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後不久，朱德於1937年7月26日發表《實行對日抗戰》一文，進一步從總力戰的戰略高度，重點闡述了動員一切力量抵抗日本侵略的極端重要性。他指出：“抗戰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也許有著超出我們想象之外的困難，它將是一個持久的、艱苦的抗戰。這需要我們動員與集中全國一切人力、智力、財力與物力以赴之！我們應該把握住抗戰的勝利條件”，要“團結一切力量，動員一切力量，武裝一切力量，奔向全國一致對日抗戰的總目標”。
1938年，朱德發表《論抗日遊擊戰爭》軍事理論專著，比較全面地闡述了總力戰思想。他從抗日遊擊戰爭的戰略高度指出，一定要善於發揮政治、經濟、人員、武器和交通等要素的特質，要適當地運用它們，用其所長，去其所短，並“在這五個要素的具體條件和敵我的對比之下來定出具體的戰略戰術”。抗日遊擊戰爭只有“依據這些條件，善於把它們密切聯絡，配合運用”，“才能得到勝利”。朱德還比較詳細地闡述瞭如何利用這些要素與日本打總力戰的思想觀點和主張。這部軍事理論專著的發表，是朱德總力戰思想初步形成的標誌。
抗日戰爭進入戰略相持階段後，朱德總力戰思想在八路軍反對日軍總力戰的具體實踐中，發揮了重要的指導作用。在戰略相持階段，日軍在中國戰場上實施總力戰，即從軍事、經濟、政治、文化等各個方面實行進攻的戰略。在華北敵後戰場，日軍的總力戰逐步得到全面實施。從“武漢失守到百團大戰（一九四〇年底），這是敵人 ‘治安肅正’階段，也可說是其 ‘總力戰’的實施階段”；從1941年到1943年1月，“這是敵人 ‘治安強化’階段，也可說是其 ‘總力戰’的強化階段”。八路軍根據黨中央和毛澤東的戰略部署，並在朱德總力戰思想及其有關戰略戰術的具體指導下，著重加強組織上的一元化領導，實行黨政軍民的團結一致，保證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統一，步調一致地反對日軍的總力戰。1942年以後，為進一步打破日軍的總力戰，朱德，彭德懷派出一部分小部隊乃至部分主力，實行“敵進我進”“向敵後之敵後進軍”，跳出敵之包圍圈，深入敵人心臟，建立公開的或隱蔽的遊擊根據地，粉碎敵人的封鎖、割裂和蠶食，卓有成效。1945年4月，朱德在中共七大上作《論解放區戰場》的軍事報告，高度概括地總結了中國共產黨“實現了政治的統一，軍隊的統一以及政治與軍事的統一，而打破了敵偽的‘總力戰’”的寶貴經驗。 戰爭既是軍事的較量，也是政治的較量。交戰雙方誰能夠很好地把政治運用於軍事，特別能夠透過政治手段鼓舞人民的信心、激發軍隊計程車氣，團結凝聚一切力量服務於戰爭，誰就有可能揚政治之長、避軍事之短，也就多一份勝算。朱德總力戰思想十分注重利用政治因素打“政治戰爭”。
朱德深刻洞察日本在中國打“政治戰爭”的戰略企圖。他指出：“一切戰爭，都具備著政治的要素，也可以說，沒有政治要素的戰爭是沒有的”，日本也不例外。全國性抗日戰爭開始後，日軍在以軍事進攻為主的同時，特別注意以各種手段進行“政治戰爭”，“它在政治上則大肆恫嚇，宣傳 ‘皇軍’的 ‘威力’，特務機關橫行霸道”。到戰略相持階段，日軍侵華政策“逐漸以至於完全轉變到以政治進攻為主”。它運用各種力量，宣傳“日本人口過剩”的侵略理論，宣傳“共存共榮”“東亞和平”“剿共滅黨”等口號，在中國收買漢奸挑撥離間，實行“以華制華”。事實證明，日本“絲毫不因為自己有了現代化的武備而稍稍忽略了政治要素的運用。相反地，它從前和現在都沒有一個時候不在講求如何在政治上戰敗中國”。
那麼，中國是不是也要利用政治因素與日本打“政治戰爭”呢？朱德根據中國是個弱國和中國反侵略戰爭是正義戰爭等實際，給予了肯定回答。他分析指出，日本企圖以武力侵略中國和滅亡中華民族，必將“為世界和平人民所反對”。中國人民是“為自身的生存，為民族的解放，為世界的和平”而戰。顯然，“政治上的理直氣壯”是“我們用以戰勝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者的主要因素”之一，也是中國與日本打“政治戰爭”的一個十分有利的條件。因此，“想到我們比起日本來是個弱國，想到我們所進行的是進步的革命的戰爭，我們就更要注意政治戰爭了”，還要進一步“認識到政治戰爭的勝利雖然是眼睛看不見的，但其實際意義卻等於繳了敵人許多槍炮，甚至還不止此”。
中國應該怎樣利用政治因素與日本打“政治戰爭”呢？朱德認為主要應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
（一）要發揮整個民族的力量 朱德指出：中國與日本打“政治戰爭”，就是要“努力揭破敵人一切侵略政策、分裂中華民族以華制華的陰謀，要努力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透過統一戰線“使全國人民，首先是軍隊，團結得像一個人一樣”，以“高度地發揮整個民族的力量”，不給敵人“有可以分裂我們的機會”，“這是致勝的要訣”，還 要把“政治工作與民眾密切結合”。透過政治工作，使所有中國人深刻地認識到，在“日本強盜侵略中國，半壁河山已經喪失，亡國的危險臨在每個中國人的頭上”的關鍵時刻，大家“唯有團結起來一致對付當前最大的敵人”，在“抗日高於一切，一切為著抗日”的原則下和衷共濟，為大家的共同利益而奮鬥，才是出路。對於國民黨來說，則更應深刻認識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極端重要性，要懂得“今天的問題是亡國不亡國的問題，在這樣的緊急關頭，合則同存，分則俱亡”，絕不可“以一己的私利，懼怕統一戰線的鞏固擴大，懼怕群眾的發動”。
（二）要提振中國軍隊的戰鬥力和士氣
朱德指出，中國與日本打“政治戰爭”，就是要採取政治工作等有力措施使中國軍隊達到“同一政治目標”，使每個官兵都能夠“完全站在保衛民族、國家和人民的立場上，不惜犧牲自己的身家性命以求得抗日民族自衛戰爭最後勝利”。只有這樣，才能把中國軍隊“團結成為堅強的隊伍，才能號令如山，上下一致”。只要中國軍隊“本身鋼鐵一般的團結”，它就不會瓦解，而且“任何的風浪都能經得住，吃得起”，才會保持很強的戰鬥力。同時，只有透過政治工作，才能提升中國軍隊計程車氣，才會“不畏難，不懼險，進攻在前，退卻在後，視死如歸”。朱德還特別指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之所以會有如此旺盛計程車氣，乃是依靠政治上的優勢”。 （三）用各種方法瓦解敵軍
朱德指出，中國與日本打“政治戰爭”，必須注重用政治宣傳的辦法瓦解敵軍，如透過散發傳單到敵軍之中、透過喊話（用他們所懂得的言論）、透過聯絡偽軍裡親戚朋友等辦法，“揭破敵人欺騙的政治宣傳，指明侵略中國是於他們無益而有害，使他們知道自己是幫助敵人——日本軍閥來打自己的朋友，使他們明瞭我們抗日自衛戰爭的政治意義，說明我們與他們之間並無仇恨，說明即使他們戰勝了，他們也是一樣的受苦，說明他們只有用革命的敗北主義——掉過槍口來殺日本軍閥和漢奸才能得到自己的解放。用這種種方法，使他們不反對以至同情我們的抗日自衛戰爭，使他們厭惡以至反對醜惡殘暴的進行侵略戰爭的日本軍閥和漢奸”。
（四）要幫助敵國內部的工農運動和反戰運動
朱德指出，由於日本的侵略戰爭愈持久消耗愈大，而本國的工商業亦必因戰爭影響而蕭條，人民負擔加重，生活日益惡化。同時，由於中國持久的頑強抗戰，敵軍的大量傷亡，下級軍官和士兵的戰鬥意志日趨疲睏與削弱，人民反戰情緒增高，廣大勞動群眾、士兵與中產階層的不滿，必將形成偉大的力量，反對戰爭，反對軍閥和財閥們的統治。因此，中國應該利用這些政治因素，“對於敵人國內及其殖民地的工農運動、反戰運動要與之取得聯絡，取得互相的幫助”。
（五）抗日遊擊隊要學會打“政治戰爭”
朱德指出，抗日遊擊隊“要想用粗劣的原始的武器來戰勝強敵是不可能的。不僅如此，連自己本身的生存和發展都沒有可能”，而“最正確、最靈敏地使用自己的政治武器”則是“自己的第一件最寶貴的武器”。他要求“抗日遊擊隊的領導者，不簡單是軍事人才，而應是善於運用政治、經濟、人員、武器、交通等五個要素的領導者”，“要有最高度的政治認識，經常留心國內國外情形的變化”，“要領導政治工作，時時刻刻晝夜不停地在自己部隊、敵軍和民眾中進行政治工作”，“把抗日遊擊戰爭要素的政治戰爭這一武器，提到最主要的地位”。 戰爭勝負與經濟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在一定意義上講，戰爭必須有經濟作支撐，沒有基本經濟支撐的戰爭，一般很難取勝或者打不長久。交戰雙方誰能夠很好地把經濟運用於軍事，特別是能夠透過經濟手段提供有力的軍事後勤保障，誰就有可能揚經濟之長、避軍事之短。朱德在認真分析中日兩國經濟情況的基礎上，闡述了中國為什麼要利用經濟因素和怎樣利用經濟因素打“經濟戰爭”的主張。朱德認為，日本侵略中國有著“奪取中國的經濟命脈和無限寶藏”等重要的經濟目的。他進一步分析指出，日本佔領中國東北的遼寧、吉林、黑龍江和熱河四個省以及華北五省的主要部分和江、浙、皖的富饒區域“一來是要竭力榨取這些地區我國同胞的膏血，來挽救它的經濟危機；二來是要利用那裡的資源作為侵佔整個中國的軍費；三來是為的削弱我國的經濟力量，使我國經濟上不能持久作戰以致向它屈服”。同時，“在作戰中，日本強盜更利用奪取我們的糧食、武器、軍用品（尤其重要的如汽油）來加強他們自己和削弱我們”。顯然，日本是在利用掠奪中國的資源當作其“繼續侵略的經濟武器”[18]，這也是日本利用中國的經濟因素打“經濟戰爭”的一個顯著特點。
日本要利用經濟因素與中國打“經濟戰爭”，中國是不是害怕了呢？朱德根據中日兩國經濟情況的分析，明確回答說：“日本並不是那樣可怕的”。只要從“日本國內的經濟情形觀察”，就會知道日本的經濟基礎“是那麼脆弱”，特別是“它的天然資源的貧乏真是驚人，煤、鐵、石油、棉花等等的生產量，在平時已經不足用，在大量消費的戰爭時期，當然更是供不應求”，這“無疑地是日本帝國主義的一個致命傷”。同時，“日本的農業經濟更是日本整個經濟生活中最弱的一環”，“以這樣脆弱的農業來維持長久的戰爭，那簡直是難以想象的事”。當然，不可否認，日本近些年來軍事工業比較發展。但是，這種發展只是“給日本經濟生活打了一針嗎啡針”，“它不但不能持久下去，甚而這種大量消耗而與國民福利無關的軍事工業的發展破壞了國民經濟”。因此，日本以這樣的經濟情形來進行侵華戰爭，“究能支援多久，那實在是一個最大的疑問呵”! [19]與日本相比較，中國是一個經濟落後的國家，但也有一些日本所不及的優勢。朱德分析說：“我們中國軍隊是以吃苦耐勞見稱，一個弟兄，每天一元錢的消費就夠了，而敵兵一人一日約需四十元。同時，中國是農業國家，每十人生產可供一人打仗：我們的農業、工業、手工業，在敵兵未到的地方或在敵人的後方，都可以隨時隨地來生產，隨時隨地地力求發展與改良，以供應我們的費用。我國雖窮，卻有窮的打法，敵人是暴發的工業國家，情形可就大謬不然了”。因此，從經濟情況的比較來看，如果中國能夠很好地利用經濟因素，同時採取有力措施抵抗日本的經濟掠奪，是能夠與日本打“經濟戰爭”中國應該怎樣利用經濟因素與日本打“經濟戰爭”呢？朱德闡述了以下幾個主要觀點：
（一）要實行正確的戰時經濟政策，不斷髮展生產
他認為，中國是一個原料最豐富的國家，政府在抗戰中要及時地施行正確的戰時經濟政策，整理與擴大國防生產，發展農村經濟，保證戰時農產品的自給，禁絕日貨，取締奸商及投機操縱，提倡國貨，改良土產，使土產的小企業能在政府的幫助與獎勵之下，得到相當發展，進而使“國民經濟自能自給而有餘”。同時，還以“有錢出錢及沒收漢奸賣國賊財產作為抗日經費”的原則，來解決支援長期抗戰的財政經濟問題。還要在敵人的後方，宣傳和組織群眾“進行抵制日貨工作和破壞敵人直接抽收捐稅的工作”，而敵後抗日根據地則要“加強根據地的經濟建設與生產運動，以求自力更生，以克服無餉無彈無衣無藥等困難”。[21]
（二）要廣泛開展敵後游擊戰爭，直接進行經濟作戰
朱德指出：中國軍隊在廣泛的游擊戰中，必須從“經濟的作戰方面”，不斷“消耗日寇由國內運來的資財，儘量地消耗和奪取日寇的車輛、彈藥，摧毀其交通運輸和兵站等等”，既要“動員廣大群眾實行徹底的堅壁清野，以求最大限度地疲睏敵人。這樣消耗敵人的人馬資材，使其前線不能得到補充，戰地又無以徵發，而失去其長期戰爭的能力”，還要“沒收日本在游擊區域的財產及奪取日軍輜重、糧秣及其他資材”和“沒收漢奸賣國賊的財產”。總之，透過廣泛的游擊戰爭，中國軍隊就能夠“在破壞敵人的經濟中使自己得有充分的給養和儲備”。
（三）要動員和組織全國民眾出錢出力
在全國性抗戰一開始，朱德就主張要動員和組織全國民眾從經濟等各方面支援抗戰，如發動群眾參加大規模的募捐運動，發動群眾組織慰勞隊、看護隊、前線服務隊、輸送隊等，“以一切的力量與一切的方式”支援抗戰。後來，朱德進一步把“取得當地民眾經濟上的援助”，看成是與日本打“經濟戰爭”的一個重要辦法。事實已經證明，廣大民眾能夠積極主動地支援抗戰，真正做到“有錢出錢，無錢出力”。廣大民眾在上海抗戰中慰勞前線的英勇將士，踴躍捐助，後方的慰勞物品“堆積如山”；前線抗日軍隊奉命調動時，沿途群眾燒開水、煮稀飯和送雞蛋慰勞軍隊。許多貧苦的人民，他們寧願自己吃不飽、穿不暖，也積極主動地援助游擊隊的給養，即便在東北“被迫做了偽官的人，暗地裡資助游擊隊的也很多”。顯然，取得人民群眾在經濟上的幫助，這是中國與日本打經濟戰爭的一個極其重要的因素。 四、利用人的因素打“人員戰爭”
人類的一切戰爭都離不開人的作用。一切軍事因素只有透過人的因素，才能發揮作用。人的因素好壞，能夠決定戰爭的勝負。交戰雙方誰能夠很好地把人員的因素髮揮到極致，特別是能夠透過各種手段把人員團結好、組織好，並且使每個人都有不怕犧牲的精神，誰就有可能揚人員之長、避軍事之短，也就多一份勝算。毛澤東曾特別強調人力在戰爭中的重要作用，認為戰爭雙方“力量對比不但是軍力和經濟力的對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對比”。朱德總力戰思想十分重視人員因素的作用，主張利用人的因素打“人員戰爭”。
朱德認為，人的因素包括質和量兩個方面。人員的量是指人員的數量，人員的質“應從政治素質和肉體素質兩方面加以考察”。所謂“政治素質，關係於戰鬥力和戰爭方法”，所謂“肉體素質，直接關係於戰鬥力”。利用人的因素打“人員戰爭”是朱德總力戰思想的一個重要內容。
朱德從質的方面考察中日兩國軍隊，認為中國軍隊在政治素質方面佔優勢。日本進行的戰爭是侵略戰爭，中國進行的戰爭是民族自衛戰爭。中國軍隊戰士不願意當亡國奴，具有愛國精神和犧牲精神。因此，中國軍隊戰士的政治素質高“能夠人自為戰”。朱德還指出：“政治素質，又與肉體素質相關聯。雖然在肉體素質方面，包括戰士和指揮者的文化技術水準方面，我們不如日本，但因為我們有著高度的政治素質，也就能求得必要的軍事技術的素養和文化水準的提高”。
在人員的量的方面，朱德把中日兩國作了比較，認為中國的人員數量多，具有“人力方面的無窮源泉”，這“是我們優越的條件”。他具體分析指出，日本人口七千萬，壯丁不過六七百萬，“日本人口少，壯丁更少，能動員到戰場上來的充其量不過有四百萬。其他老的、小的、弱的、女的均不能來中國幫助作戰。人員少，是日寇最大的弱點”。而中國則有四萬萬五千萬人口，壯丁有四五千萬。由於抗日戰爭是在中國領土內進行，“每個人都是使用得上的”，“這是我們制勝的最重要條件”。因此，朱德進一步指出，中國一定要充分利用人員數量的優勢，要“有一定能戰勝敵人的信心，並且補足我們別的要素上的缺陷”。
怎樣利用人的因素與日本打“人員戰爭”呢？朱德指出，“人員戰爭的中心一環”，就“在於我們能否去團結這龐大無比的人力，並很好地運用它”。朱德主要是從如何充分發揮民眾作用的角度，闡述如何團結和運用“這龐大無比的人力”打“人員戰爭”的，其主要觀點如下：
（一）要把全國民眾團結好，萬眾一心，同仇敵愾
朱德認為，為了打敗日本的侵略，每個中國人都必須團結。無論什麼人，即使過去有著怎樣的深仇積怨，在這大難當前的日子，也不應再記往日的仇恨，而唯有團結起來一致對付當前最大的敵人，要在“‘抗日高於一切，一切為著抗日’的原則下和衷共濟”，“要真正做到 ‘光明磊落、大公無私、委曲求全、仁至義盡’十六個字”；就是對於落後的人員，也要善於爭取他們，使之不致被迫走到敵人方面去，“只要他們不是漢奸，都應把他們爭取到抗日的方面來”。總之，“要去廣泛地組織民眾，把各黨、各派、各階級、各宗教的同胞，在愛國家、愛民族的大義下團結和組織起來，為祖國而戰”，使“全國人民心心相印，為著一個共同目標而人自為戰”，“合千百萬人之心為一心，同仇敵愾”。
（二）要把全國民眾組織好，使其能夠各盡所長地參加和支援抗戰
朱德認為：“民為邦本，民眾是抗日的主要力量，因此，要與民眾更密切地聯合起來”。具體地說，就是要採取一切有效措施，把全國民眾“組織得能發揮其最大的作用，使各人都能真正盡他的能力做實際的工作”，“要使老的、少的、男的、女的各有自己的事情做，學生、工人、農民、商人、教職員等等各人盡其所長來做工作”。朱德在總結八路軍華北敵後抗戰經驗時指出，八路軍之所以能夠在華北敵後開展游擊戰爭，開闢、堅持和擴大抗日根據地，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以人民為基礎，依靠發動華北千千萬萬廣大人民的人力、物力，團結一致，自力更生，來對付敵人”。他希望國民黨政府能夠認識到“動員民眾，武裝民眾，給民眾以充分的救國抗日的自由，這是勝利的最必要的條件”，並能夠採取“最有效的抗戰方策”，“動員千百萬的民眾到前線上去”，“與抗戰的軍隊配合起來作戰”。與此同時，還要“吸納一切抗日的優秀人才到中央政府與各地方政府中”。
（三）要使全國民眾都有一種為祖國而戰、不怕犧牲的精神
朱德指出：“在人員的方面，我們的原則應當是：要捨得為祖國而犧牲”，“只有這樣的不怕犧牲，我們才能死裡求生”。他高度讚揚中共領導的抗日根據地軍民“上下一致，軍民一心，咬緊牙關，忍苦耐勞，犧牲一切，只求勝利”，湧現出許多不怕犧牲的“驚天地、泣鬼神的英雄主義事蹟”。抗日根據地軍民極端英勇地抵抗，“代表了中華民族最浩大的正氣，寫下了中華民族在抗戰中最壯烈不朽的史詩”。同時，朱德還特別指出：“當然，我們對於無代價的犧牲應當避免，無謂地損失一個同胞，也是我們不應有的損失。因此，我們也不能好勇而無謀。” 除了這些外，朱德的總力戰思想還包括，利用武器因素打武器戰爭，利用交通打交通戰爭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