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賀子珍在長征途中,為掩護戰友,被敵人的戰機炸成重傷,身體裡殘留20多片彈片,為了治病養傷,1937年冬,她離開延安,飛往莫斯科,在異國他鄉,一邊提高文化知識素養,一邊保養自己受傷的身體。
但是,她在蘇聯的日子並不是一帆風順,幼子廖瓦出生僅僅10個月便夭折了,給了賀子珍極大的打擊,後來女兒嬌嬌患了肺炎,兒童院曾準備將她推往太平間,經過賀子珍的一番爭奪,才將嬌嬌帶走,經過悉心照料,最終轉危為安。
可是突然有一天,院方派人要把嬌嬌帶走,賀子珍不同意,於是雙發發生了爭執,那人甚至誣陷賀子珍是“瘋子”“精神病”,賀子珍絕不允許別人侮辱自己的人格,便毫不畏懼地與那人大吵一架。不幾天,真的來了幾個兇蠻大漢,他們將賀子珍強行拖進了“瘋人院”。
賀子珍在“瘋人院”待了兩年,直到1947年,她才有機會逃離這噩夢般的地方,踏上回往祖國的路途。賀子珍能夠成功逃脫,與兩人的幫助是密不可分的,這兩人便是王稼祥和朱仲麗。
王稼祥和朱仲麗,當初為何前往蘇聯?在營救賀子珍的過程中,又遇到了哪些困難?
毛主席為王稼祥、朱仲麗牽線搭橋
朱仲麗的父親朱劍凡,是中國近代著名教育家、愛國主義者、革命家,早年和楊開慧的父親楊昌濟一起留學日本,回國後,他用盡全部積蓄,創立了一所近代女子學校——周南女校,向警予、楊開慧、蔡暢等人,都曾是這所學校的學生。
在大革命期間,朱劍凡與毛主席、蔡和森、徐特立等人一起從事革命工作,1920年,毛主席曾應朱劍凡之邀,寄宿於周南女校,二人成為忘年之交。朱劍凡共有八個子女,均先後投身革命,朱仲麗是家中最小的孩子,活潑可愛,聰明伶俐。
朱仲麗從小就和毛主席相識,那時候,朱仲麗親切地稱呼毛主席為“毛叔叔”,而毛主席親切地稱她“八妹子”。
醫科大學畢業後,朱仲麗親眼目睹了日本侵略軍在中華大地上的暴行,而國民黨採用不抵抗政策,使敵人長驅直入,國家存亡危在旦夕。朱仲麗在八路軍駐長沙辦事處的安排下,告別了母親,來到革命聖地——延安。
不久,朱仲麗就接到通知,毛主席要見她,聽到這個訊息,朱仲麗又高興又緊張,心裡想:見到毛主席我應該怎麼稱呼呢?叫毛主席還是叫毛叔叔?是應該鞠躬還是握手?
懷著激動的心情,朱仲麗來到毛主席的屋前,那是一間極為普通的窯洞,剛一見面,她流利的長沙話脫口而出:“毛叔叔,你健忘!”話音剛落,覺得不妥,立即抬起右臂,雙腿不熟練地並在一起,敬了個軍禮,說道:“毛主席,敬禮!”
看到朱仲麗笨拙的舉動,毛主席不禁笑了起來,握著她的手說:“來,坐到這裡!”他那一口濃重的鄉音,讓朱仲麗倍感親切。毛主席向朱仲麗寒暄幾句,便回憶起往事:“我在長沙見到你時,你剛剛學會講幾句話,今天成了大姑娘了,還學會了向我敬禮!”
毛主席順手點了一支菸,看著亭亭玉立的朱仲麗陷入回憶,那一刻,他想起了朱劍凡校長、想起了楊昌濟先生,還有自己的妻子楊開慧......朱仲麗目不轉睛地看著毛主席,曾經那位灰色長衫、身材魁梧的“毛叔叔”,現在已經是領導抗日民族大業的共產黨領袖。
朱仲麗被安排到邊區的醫院工作,雖然工作環境比較差,但是工作效率非常高,彼時,每一個醫生每天都要安排兩三場手術,看50多個門診,朱仲麗在這樣的環境下工作,雖然疲憊,但樂在其中,心情愉悅。而邊區醫院來了這麼一個醫術精湛且年輕漂亮的醫生,著實引人注目。
在延安召開第六屆六中全會時,朱仲麗被調去做代表們的保健服務工作。一日,毛主席和王稼祥在外散步,偶遇從城中回來的朱仲麗,便招手向她打招呼,朱仲麗看到毛主席,當即駐足敬禮。毛主席看到朱仲麗一副認真的模樣,不自覺地哈哈大笑起來,隨後轉向王稼祥說:“你們也認識一下,這是我的小老鄉朱仲麗醫生。”
話音剛落,朱仲麗已向王稼祥伸手問好:“你好,王主任!”王稼祥熱情地握著朱仲麗的手,眼神中流露出一絲喜悅的目光,說道:“小朱同志,很高興認識你!”
寒暄幾句後,朱仲麗便離開了,王稼祥看著她遠去的背影,問毛主席:“你是怎麼認識她的?”毛主席回答:“我和她的父親是老朋友了。”王稼祥是很少主動打聽異性的,此刻,他對朱仲麗的關心,似乎已經說明了什麼。
這一年,王稼祥32歲,仍然獨善其身,當時,許多愛國青年男女奔赴延安,獻身革命事業,一定程度上,給一些同志戀愛、婚姻,提供了條件,也有幾個戰友給王稼祥物色過物件,但都被王稼祥以“工作繁忙”的理由拒絕了。毛主席還曾半開玩笑地對他說:“你是不是要下決心當一輩子的和尚?”
毛主席告訴王稼祥,如果想聯絡朱仲麗,就去找肖勁光,肖勁光是朱仲麗的姐夫。果然,沒過幾天,王稼祥就真的來到八路軍留守兵團,找到了司令員肖勁光,肖勁光曾因沒能執行“左”傾錯誤路線而被李德判處死刑,正是毛主席、王稼祥的堅決抵制,才保護了肖勁光。
肖勁光與王稼祥結下深厚的革命友誼,在得知其來意後,心領神會,與朱仲麗的姐姐一唱一和,從中撮合。
朱仲麗常常去為中央領導看病,做醫療保健工作,因此和王稼祥接觸的機會也漸漸多了起來,到後來,每次出診,朱仲麗都會和王稼祥聊上幾句,談談生活或者工作,久而久之,他們之間的情感越來越明晰,確定了戀愛關係。
王稼祥前往莫斯科治病
1945年,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後,毛主席親身赴重慶,與蔣介石會談,達成和議,全國人民都洋溢在和平建國的憧憬之中。但是國民黨“假和平,真內戰”,僅僅在《雙十協定》公佈後的第一天,蔣介石便向國民黨各戰區司令發出一份殺氣騰騰的密令:
此次剿共為人民幸福所繫,務本以往抗戰精神,遵照中正所訂《剿匪手本》,督勵所屬,努力進剿,迅速完成任務。其功於國家者必得膺賜,其遲滯貽誤當必執法以罪。希轉飭所屬剿共部隊官兵一體悉尊為要!
為避免國共雙方發生衝突,美國總統杜魯門發表對華政策宣告,並派遣馬歇爾來中國調停。1946年1月10日,國共雙方代表簽訂停止內戰的協定,根據協定要求,中共代表、國民黨代表、美國政府代表組成“北平軍調處執行部”,鑑於王稼祥長期主持軍委工作、對國民黨軍事歷史情況非常熟悉,因此毛主席決定任命他為“三人小組”的中共顧問。
毛主席對王稼祥說:“你是一個軍事家,黨內的軍事狀況你很熟悉,你以顧問的身份到北平作‘三人小組’我方顧問正適合,你的身體也可趁此在北平的大醫院作檢查和治療。”
王稼祥的身體出了什麼問題?為何需要去北平的大醫院檢查和治療?
1933年,紅一方面軍取得反圍剿的勝利後,紅軍總政治部進入一個叫谷岡村的地方,這裡四面環山,極為隱秘,但是偶爾也會遭到國民黨飛機的轟炸。為慶祝此次勝利,總政治部決定召開一場會議,以鼓舞戰士們的鬥志和情緒,朱德、周恩來、王稼祥等人均參加了本次會議。
開會期間,空中飛來數架敵機,空襲的警報響了,王稼祥高聲吶喊:“你們跟著我,我後面有個防空洞!”他組織同志們疏散、撤離、隱蔽,全然不顧自己的安危。周恩來十分牽掛,叫道:“稼祥,快臥倒!”王稼祥送走了最後一批戰士,一顆炸彈卻在他身邊爆炸了。
戰士們將王稼祥抬進醫務室,醫生看到他的腹部、胯部骨盆裡都被打進了彈片,腸子也炸傷了,情況不容樂觀,但是當時醫療條件異常嚴峻,醫生只能用電磁鐵將彈片吸出,潛在表面的倒還好,可是殘留在肌膚深處的實在無法取出。
無奈之下,周恩來決定將王稼祥送到瑞金紅軍總醫院治療,可是到了醫院後,才知道彈片不僅打穿腸子,還鑲嵌進腹部深處,當時連X光都沒有,無法判斷彈片的準確位置,經過醫生一番研究談論,決定採用保守治療,可是一段時間後,彈片穿腸造成感染,傷口開始化膿,王稼祥更是高燒40度,情況十分危險。
面對這種情況,不手術是不行了,但醫療條件太差了,甚至沒有麻藥,患者需要強忍劇痛。王稼祥卻說:“都這個時候了,我的健康就交給你們了,你們要怎麼樣,我服從就是,沒有麻藥需要開也開,你們不要害怕,不要害怕我疼。”果然,手術進行了8個小時,王稼祥全程沒有喊一句疼字。
在離開延安前,朱仲麗找到毛主席說:“主席,我很快就要和稼祥動身去蔣管區北平軍調處去工作了,不知何時才能再見面!”離別時,看到毛主席桌子上菸灰缸裡堆滿的菸頭,不忘勸阻他今後要少抽菸,多睡覺,保重好身體。
1946年春,朱仲麗隨王稼祥來到北平,期間,王稼祥到中和醫院檢查身體,豈料醫院的醫生極不負責任,在給王稼祥做X光透視時,由於射線用量過多,導致王稼祥後腸胃脊的面板燒傷了,不久便發生潰爛,如同銅錢大小。
毛主席知道後,當即秘電送王稼祥到張家口陸軍醫院治療,但是許久不見好轉,王稼祥也在傷病的折磨中意志日漸消沉,他對朱仲麗說:“我是一個病軀,不能為黨工作,反而給黨增加負擔......”朱仲麗著急得淚如雨下,思前想後,只好請求毛主席和中央,讓王稼祥去蘇聯治病療傷。
沒過多久,聶榮臻收到毛主席的覆電,他高興地拿給王稼祥和朱仲麗,只見上面寫道:
聶並轉稼祥同志:
關於派機接稼祥赴蘇治病,自我方交涉後,彼方考慮已久,初則顧慮國際環境,要稼祥夫婦去外蒙登機,但現在已無此種顧慮,決定派機直飛張家口。因此現在只有一個稼祥身體能否坐飛機的問題,請稼祥自己決定告訴我,即可告遠方派機來接。我意只要身體勉強可以乘機,以去蘇醫治為上策。
毛澤東
五月十九日
王稼祥看完電文,連聲說:“感謝毛主席的關心,我願意去莫斯科治病。”
朱仲麗得知賀子珍被關進瘋人院,動情地說:一定要把她接回去
1946年8月,王稼祥和朱仲麗抵達莫斯科,在蘇聯醫務人員的治療下,王稼祥的傷很快便痊癒了。
蘇聯期間,王稼祥會見了許多中國的留學生,其中便有毛主席的兒子毛岸青、劉少奇的兒子劉允彬和女兒劉愛琴、朱德的女兒朱敏,等等,他們來到蘇聯學習,異國他鄉,對國內的狀況不甚瞭解,甚至連中國話也說不利索。此刻見到王稼祥夫婦,就像見到自己的親人一般,格外親切。
在談話中,王稼祥和朱仲麗得知了一個驚人的訊息:賀子珍和女兒嬌嬌也在蘇聯,而且賀子珍被關進了瘋人院,精神上、身體上正在遭受著非人的折磨。
王稼祥和朱仲麗一致認為,賀子珍是一名老革命同志了,長期孤身海外,因語言不通,與蘇方人員發生了一些誤會,被關進了瘋人院,是很不合適的。於是王稼祥透過蘇方人員向有關方面提出請求,讓賀子珍到莫斯科接受治療,如果檢查沒有異樣,就應該送她回國。
但是一週之後,蘇方給了王稼祥一個否定的答覆:經過上級考慮,賀子珍同志患的是精神分裂症,不便來莫斯科。王稼祥隨即讓朱仲麗以醫生的身份去檢查賀子珍的病情,為了方便,依舊請蘇方相關人員將賀子珍母女送到莫斯科,蘇方的聯絡員卻始終沒有給出一個肯定的答覆。
王稼祥收起了往日的笑容,義正詞嚴地對蘇方聯絡員說:
“請你們以我們的名義,再次向有關領導提出,我們有權利代表我們的黨,看望自己的老同志賀子珍,如果她確實病情嚴重,我們將請示國內,是否將她繼續留在蘇聯治療,或者將她接回祖國,我們已經解放了哈爾濱等大中城市,那裡有較好的條件,完全可以讓她得到較好的治療。如果她的病情不重甚至沒病,你們就更沒有理由把她長期關在瘋人院裡!請你們的上級重新考慮我們的鄭重請求。”
在王稼祥的堅持下,蘇方不得不派人將賀子珍與嬌嬌送到莫斯科。賀子珍與王稼祥夫婦一見如故,雖然遭受磨難,但容貌依舊如初,神態端莊安詳,重新獲得自由,她的臉上洋溢位燦爛的笑容,激動之心溢於言表:“我幾年沒怎麼說話了,中國話更是沒機會說,現在說起話來,口齒都不順了。”
朱仲麗發現,賀子珍的神智非常清楚,根本沒有所謂的“精神分裂症”,只是由於長時間的悶悶不樂,產生了憂鬱的症狀。王稼祥問她接下來有什麼打算,賀子珍不假思索地說道:“回國去!”
王稼祥根據賀子珍的情況,向蘇方正式提出,賀子珍不宜再回到精神病院,應該暫時留在莫斯科,等待國內指示,決定她的去留問題,她的女兒當然要留在母親身邊,並隨母親去留。
將賀子珍安頓好之後,王稼祥說:“我們必須將賀大姐帶回國,無論出於革命的戰友感情,還是考慮她和孩子的處境,我們有責任為中央處理好這件事。”朱仲麗非常認同丈夫的說法:“不能再讓她受苦了,一定要把她接回去!”
為了穩妥起見,王稼祥給毛主席發了一份電報,將賀子珍的近況一五一十地說了,並詢問是否可以將她們母女帶回國,不久,毛主席親自覆電:同意回國!
於是遵照毛主席的指示,1946年秋,王稼祥、朱仲麗帶著賀子珍、毛岸青和嬌嬌回到了祖國的懷抱,從東北入境,抵達哈爾濱。自此,賀子珍終於回到了心心念唸的祖國,結束了那段漂泊海外、受盡苦難的生活,此時,距離她當初離開,已經過去了整整十年。
小結
王稼祥和朱仲麗,這一對愛侶,為中國的解放事業,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新中國成立後,王稼祥成為首任駐蘇聯大使,他的光輝,在之後的外交舞臺上,綻放出絢麗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