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間裡鋪滿地毯、模仿Tiffany的檯燈、壁櫃裡的《大不列顛百科全書》、馬提尼雞尾酒、嶄新的賓士或寶馬，這是福賽爾《格調》一書中對於中層階級消費符號的描述。與之形成對照，下層階級的符號是可摺疊人造革沙發和易拉罐國產啤酒，而上層階層只飲用加冰的蘇格蘭威士忌，括號特別強調，不加蘇打水。
從“窮人/富人”二分法到身份地位被如此細緻劃分，這還是工業化以來近百年來的事，西方社會學家普遍對社會等級持有批判意味，他們將消費選擇、休閒方式和文化品位視為一種陷阱，而難掩刻薄。
但正在被財富效應深刻塑造的當代中國社會並不這麼想。
2019年，統計局披露資料，家庭年收入在10萬元-50萬元之間的中等收入群體在中國已經達到4億人。很快，一系列關於“中產消費”的分析報告洶湧而來，市場鼓吹的新概念具備了現實支撐，品牌恨不得將一包紙巾或一條桌布都打上身份標籤，壓抑了太久又爆發得太快的“中國夢”被具象成SKP櫥窗裡精美而昂貴的擺件。
我們都知道，作為一種文化與生活方式共同體的“中產階級”和以可支配收入作為唯一標準的“中等收入群體”，這兩者不是對等概念，然而消費市場對這兩者之間的聯結深信不疑，畢竟中國每年要買下全球四分之一的汽車與三分之一的奢侈品。
但如果回到中產定義的起點，通盤審視而非以一行一業的視角，我們是否已經具備了中產消費社會的經濟與文化基礎？現實和“理想中產生活”之間，還隔著多遠？
有機超市 VS 社群團購群
28美金可以在美國買到什麼？在沃爾瑪，2磅牛肉、1打雞蛋、1加侖全脂牛奶、2磅西藍花或生菜、1磅龍利魚、1磅香蕉及蘋果，買完上述所有也許還能剩點零錢。
如果你去的是whole foods，那麼28美金可以買到4顆哈斯牛油果。
在80後一代人的印象裡，標準的西方中產生活是好萊塢電影裡“一棟別墅兩輛車、兩個孩子一條狗”的體面樣子。權威民調機構皮尤研究中心對美國中產下過一個相對可量化的定義：家庭年收入在$24,042至$161,277之間、穩定工作、能存錢、自有房屋且房屋是家庭最大資產、大學文憑、擁有假期、1-2個孩子、有退休儲蓄金。
但總體上，“中產”仍然是一個難以界定的模糊概念，用福賽爾的話說，“金錢並非那麼說明問題”。因此消費變得尤為重要，在保持健身、吃有機食品、送孩子上私校、參加俱樂部、定期看牙醫這些美國中產家庭通行的消費習慣背後，是“以品味、知識和感知力劃定的圈層和社會等級”。
這是whole foods大行其道的原因。作為“服務中產及以上階級”的有機超市，whole foods售賣的是綠色食品代表的健康生活方式、有機農耕象徵的環境保護、支援當地小農的社會責任、不含抗菌素餵養的人道主義，以及由上述價值觀共同建構的身份認同，“這是食物替代了階級的時代”。
中國的中等收入群體，能夠在多大程度上靠近這種中產生活形態？
在北京回龍觀地區一家幼兒日託機構門店，我見到了負責人莫莉。在莫莉看來，回龍觀一帶是非常典型的中等收入群體社群，這裡的居民大多在北邊各個科技園區工作，日託機構所服務的雙職工家庭年收入在30-60萬之間，職業主要為私營企業主、網際網路、公務員、教師與醫生，80%的家長學歷在研究生及以上，在消費報告慣用的話語體系裡，這是標準“新中產”人群。
但從業5年，在包括回龍觀店在內的北京8家連鎖門店裡，“我很少會見到讓我覺得體面、精緻的那種所謂中產家長”。
一位先後將兩個孩子都送到該日託機構的二孩媽媽，在4年時間裡揹著同一個Coach的單肩包，包帶已經磨損到近乎斷裂，她多數時候穿一件優衣庫的藍色條紋襯衫，包括家庭合影；日託機構的標準接送時間是下午6點，超過這一時間則必須付30-60元的延時接送費，絕大多數家長會為此和託管阿姨爭執不休；家長與日託教師交流最多的，除了孩子便是各種打折商品，幾乎所有人都加入了社群團購群。
莫莉還向我展示了一個本地化線上社群“回龍觀社群網購物論壇”，你可以在上面找到9.9元的聯想耳機和10元7只的護手霜，這也是家長們告訴她的。
和年輕女性常見的消費主義傾向不同，這些媽媽們幾乎不享有任何享受型或精神娛樂消費，她們幾乎不染燙頭髮，極少化妝，常穿的品牌是優衣庫、GAP或迪卡儂，莫莉見過最多的是迪卡儂一款19元的斜跨小揹包，“我有時候挺心疼這些家長的，在財務還沒有積累到可以舒服享受生活的時候，他們就已經開始面臨很多其他壓力了。”
如果將家庭收入標準再抬高，情況會有所改變嗎？
曾在香港留學、美國工作、現定居北京的外企職員Linda認為，她在北京的“新中產”們身上看不到具有一致的價值認同。Linda的北京同事們家庭收入在50-100萬之間，即使以紐約或舊金山的城市標準，這也完全符合中產收入定義。
但他們的消費方式顯得很矛盾。女性員工們只願意在兩件事情上花費巨資——買包和“動臉”，衣服鞋子單品不超過300元，每年卻必須購置1-2個奢侈品包袋，通常是在出境出差或旅遊時購買；臉部保養品和醫美的預算相對充裕，而看不出價差的彩妝用品購買幾十元的即可。男性員工則基本上是賺錢“工具人”，除了家庭用車，幾乎不產生任何個人支出。
在香港實習時，有一天中午隔壁桌同事興高采烈地告訴她，中環開了家Tory Burch的打折店，一雙鞋打完折才1300元，“我覺得香港人就是在國際品牌中長大的，對他們來說只有價格的差別，品牌不是購買的單一決定因素，她們也不是很執著於某個大牌。但在北京，大家好像還沒進入這個階段。”
而在公司總部，位於弗吉尼亞州一箇中型城市的辦公室裡，Linda幾乎看不到任何員工背名牌包，“他們的房子車子都差不多，小孩上的學校也差不多，如果非要比較的話，可能比比看誰的工位更大視野更好吧”；紐約分部的員工整體著裝風格會更精英化一些，但同樣，身上罕見明顯的奢侈品logo。
學區房、樂高課與廉價皮鞋
如果說這批中等收入及以上、並未完全觸達富裕階層的群體存在共性，那就是對教育的重視。處於任何位置的“中產家庭”都在挑戰家庭負擔的上限，甚至部分觸及富裕家庭領域。
在莫莉服務的家庭中，幾乎所有家長都將學區房視為必須，這也是他們最大的財務壓力來源，揹著磨損Coach包的二孩媽媽早在老大出生不久便傾全家之力付了海淀一所小戶型學區房的首付；次要開支是孩子的培訓班費用，但不是傳說中的馬術、冰球或擊劍，而是英語課等平價培訓班，在家長朋友圈可以經常看到“求贊免單”的轉發；再次之是父母養老、醫療及家庭必要開支；最後還有結餘，才是個人體驗或成長。
他們並非不懂享樂的好處，只是有優先順序更高的需求，僅有的類中產消費都花在了孩子身上。比如，很多家長會帶孩子去做窩溝閉合，但自己通常沒有一口整齊的好牙齒。
有意思的是，在這些家長的心理賬戶裡，日託機構並不屬於教育類支出，而是享受型支出。
“在傳統觀念裡，孩子讓老人帶就好了。孩子送到日託班，這是花錢以省去和老人同住的瑣碎麻煩，主要是讓自己舒服。”莫莉分析，這也是家長對日託費用極為計較的原因，一旦收入出現波動或者有其他必要開支，他們首先砍掉的就是日託機構這種“享受”。
相對而言，Linda在北京的同事們似乎具備了一部分美式中產的育兒特徵。一位家庭年收入在100萬以上的總監級同事將兩個孩子送到學費高達二十幾萬一年的國際學校就讀，週末上400一課時的網球課或一萬多一學制的樂高課，“孩子每打一次球，我就少買兩支大牌口紅”。
但即使是孩子，教育以外的支出也是極為儉省的。從幼兒園到小學不同年齡段，女性員工給孩子們購置的衣物大多在幾十元到一百元價位，通常會在淘寶打折時批次購買；國際學校要求孩子統一穿黑色皮鞋，上述同事給孩子買的是120元的廉價皮鞋與10元3雙的折扣襪子。
和公立學校不同，由於統一著裝要求，國際學校反而沒有出現孩子攀比的氛圍，因此在看不見的鞋襪等細微之處可省則省。即便是這樣的高收入人群，也不足以支撐全方位的昂貴消費。
專注行為金融和私人財富管理的上海高階金融學院教授吳飛曾經做過一個調查，針對年收入12.5萬至100萬之間的個人或家庭，在35歲至44歲人群中，60%將子女教育作為首要支出目標；在45歲以上人群中，40%將資助子女買房或創業作為重要支出目標。“對子女的支出，特別與教育相關的支出，可以說是中產階層主要的支出之一。”
吳飛認為，中國中產階級之所以願意耗費巨資投入子女教育，主要源自於對未來不確定性的恐懼，大多數人透過自身努力躋身中產階層，得到的金錢和社會地位隨時可能會失去，他們的底線就是保住現有社會地位，透過對下一代的不斷投入營造回報可期的感覺，減少這種不確定性，並向更高的頂層階層看齊。
吳飛的另一項結論是中國中產階級普遍缺少財務規劃。從莫莉或Linda的角度來看，財商教育缺失固然是原因之一，但更核心的問題在於，房貸及教育開支佔據了家庭可支配收入的絕大部分，留給“理財”的空間極為有限，兼有實用功能的學區房同時承擔了資產保值增值與家庭抗風險的作用。
消費的間歇性升級
或者可以這樣說，消費報告裡所提出的“中產消費浪潮”，並不是全面的品味趨同，而是區域性的心理投射。
人們模仿影視和廣告媒介中的物質消費行為，滿足自己一段時間內對於理想生活狀態的想象，並沒有形成穩固的價值核心，當生活中出現優先度更高的需求，他們迅速轉變。
這就造成了不同收入等級之間的跨層消費現象。正如所有消費品牌都樂見其成的那樣，剛畢業的95後透過信用卡分期購買奢侈品、數碼產品和昂貴的健身卡，以超過自身收入水平的提前消費獲得更高階級身份認同的短暫滿足感。
這不是中國社會獨有的現象。早在一百多年前，美國經濟學家凡勃侖就在《有閒階級論》中對於上流階層的金錢競賽與較低階層的歧視性對比有過完整的論述，只是近幾年來中國商品市場的繁榮與分期金融產品的普及，為年輕人的炫耀慾望提供了更多實現渠道。
但年輕人總要長大，當他們進入“成家立業”的新階段，一擲千金的日子便結束了。
麥肯錫釋出的《2020年中國消費者調查報告》認為，在經濟增速放緩的大環境下，除了極少數“年輕購物達人”，絕大多數消費者在支出方面表現謹慎，60%受訪者表示“即使感覺自己比較富有但仍希望把錢花在刀刃上”，這一比例比2017年的52%進一步提升，大多數人希望增加儲蓄、未雨綢繆，高線城市尤其如此。
今年10月釋出的“2020年第三季度上海市消費者信心指數”也顯示，中等收入群體的各項主要和分類指數在各個群體中處於低位，購買意願指數和購買預期指數下降幅度較大。
在前景存在不確定性的情況下，脆弱而焦慮的“中產們”消費愈發謹慎，這也是為什麼很多中高收入的中年人看上去過著一種與收入不符的節儉生活，只有在生日、紀念日等少數時候才會走進SKP的奢侈品櫃檯和高階餐廳，發生一次間歇性的“消費升級”行為。
從更宏觀的視角來看，過去12年的經濟增長結構並未給中產消費文化提供一個穩固的生長土壤。
一方面，房貸畸高對消費形成了強力擠壓。去年底央行釋出的最新資料顯示，我國住戶部門槓桿率達到60.4%，增速較快且集中度高、分佈不均衡，其中浙江83.7%、上海83.3%、北京72.4%、廣東70.6%，遠超平均水平；上述地區的債務收入比超過了全國水平，居民債務負擔較重。
在這些房價收入比過高的一二線城市，樓市對消費的擠出效應已經遠遠超過財富效應。有購房計劃的“無房族”必須為了首付預算而減少其他消費支出，對剛剛以貸款方式完成新房購置的家庭而言，沉重的房貸是每月均會發生的大額支出，長期且顯著地壓制消費。
和房地產相關的顯性且固定的大額支出使大部分中等收入家庭面臨流動性約束，從心理上壓抑消費慾望，降低了消費者的消費信心及邊際消費傾向。
另一方面，教育支出在居民總消費的比重過大，進一步擠佔消費空間。2019年，全國人均教育文化娛樂消費支出佔總消費比重為11.7%，僅次於居住消費支出、食品菸酒消費和交通通訊消費。這一比例與英美法等發達國家大致相當，但是，發達國家居民的娛樂文化教育支出大部分為文化、娛樂和文娛耐用品消費，而在我國，消費支出佔絕對比例。
只要條件允許，人們總是千方百計使子女獲得儘可能好的教育機會，哪怕放棄個人的休閒與享樂，以至於他們再沒有更多餘力去遵循中產文化中所強調的品味、審美或價值體系。
被網際網路塑造的中產
回過頭看，“中產”在中國走過的路還太短。
改革開放以前，中國社會只有極少數的特權接觸和絕大多數平民，社會基本扁平化；改革開放後的10年，社會身份的差異主要在於“鐵飯碗”和“暴發戶”；一直到2001年加入WTO開啟全球化之後，中國才開始有了關於“中產”這個概念的討論。
因此，中產在中國的發展，基本以西方作為參照和模板。
真正完全享有美式中產生活的家庭，比如媒體上所鼓吹的“順義別墅媽媽”們，實際上位於整個社會金字塔結構的頂端而非中部；佔社會大多數的中等收入家庭，疲於破解種種生活困境，沒來得形成一套“本土中產文化”；近幾年，在被移動網際網路和人工智慧重新建構的社會里，人們對世界的認知不斷鬆動，過去的社會身份“座標”開始失效，這導致都市的理想生活圖景不斷迭變。
舉例來說，醫生和律師這類等在西方社會中高學歷、專業主義的中產職業，在中國社會中的收入早已被“網紅”、主播、淘寶店家等新興職業超過；名校畢業生的薪水往往比高體力工人要低，而向上流動的機會稍縱即逝；中產文化中所強調的品味與審美，在中國不以等級劃分，而是以圈層體現，比如二次元、文藝青年、電競。
社會前行的底層框架也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
中國中等收入群體形成發生在全球化與數字化的20年，消費者的日常行為導向不可避免地會被網際網路與數字經濟所代表的追求高效、價效比、多元化、“草莽精神”等價值觀所驅動。和20年前不同，現在，人們不會因為一個高階演算法工程師身著短褲拖鞋而有所輕慢，用高亢、激昂的方式表達觀點也不等同於無禮，透過線上打折店購買iPhone的最新款，或是親自走進王府井裝潢精美的蘋果旗艦店，這兩者並無高下之分。
這與西方在工業化程序中以僱傭製為主流的中產文化有較大的不同，當下的中國社會，很難再現像美國上世紀40-70年代或日本70年代-96年的“整個社會價值觀是平均的”情況。
上有房貸教育壓力，下無共同文化根基，只能說中國社會在某些領域出現了帶有中產形態的消費行為，但我們距離西方定義的中產消費社會還有很遠。
這算不上什麼壞事，畢竟，西方社會的中產體系也在經歷一場自內到外的崩潰危機。而伴隨經濟增長與結構調整，中國的中等收入群體仍在繼續擴大，向“橄欖型社會”邁進，中國實在不必、也不可能再去複製西方社會所描摹的那套中產模式。
總有那麼一天，當內需消費成為宏觀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當個體的家庭資產負債表變得更為合理，我們會真正培育出一批分享共同價值框架、擁有穩固身份認同的本土中產人群，我更願意稱之為“被網際網路價值所塑造的中產”。
但就當下而言，“中產品味”有如流動的泡沫，經不住時代的一陣風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