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李鴻章曾有一句"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名言為時人之首肯，但這個變局的序幕不是在咸豐、同治之年拉開，而應早在崇禎吊死媒山的1644年。崇禎朝無疑是中國歷史的一個分水嶺，破產的封建中國與涅磐的西方文明之間的分水嶺，在它之後的中國沒有迎來一個嶄新的時代，迎來的卻是一個既往封建王朝的複製件，而緊隨其後的康乾盛世也不過是給我們演出了一場封建盛世的絕唱而已。
17世紀40年代的世界，東西方先後有兩位君主走向絕境--一個將脖子伸進了樹枝下絲帶吊環裡，另一個將脖子伸進了斷頭臺的鍘刀下。而兩人死後其民族的走向卻是天壤之別。就是在這個年代以後，西方的崛起與東方的沒落明顯加快，我們看到：世界的天平開始失衡……對崇禎的死，包括不少史學家在內，眾多的人抱有同情之心。同情什麼？同情他的身世，同情他的結局。雖勵精圖治卻無力迴天，國運已經明顯不行，苦苦支撐仍力不從心，正如他所說：朕非亡國之君，而事事皆亡國之象。自然，同情崇禎的背後隱藏對一個國家和民族沒落的悲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