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20年代左右，中國各地軍閥四起，對古文化與歷史學造成了毀滅性的傷害。同時由於西方思想的衝擊，歷史領域中出現了一批“懷疑派”，這些學者對東周之前的歷史抱有懷疑態度，其中最為他們質疑的也便是最為古老的朝代——夏朝。
西方早就對中國號稱“上下五千年歷史”的說法看不慣了，在此之前，他們所認為的中國歷史的起源只能是春秋時代。為了反駁西方學者，中國的歷史學家們不得不進行相關的考古工作來證明中國實際存在的歷史，一度將中國的歷史證明到商朝。但當他們想要證明夏朝時，卻因為缺少實際文物證據而被迫停止，而懷疑派學者也就在此時產生。
懷疑派的學者因西方用心險惡的文化虛無主義的衝擊，早已對中華上下五千年的歷史產生了不自信。他們主張“寧可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不能證明事實上存在的歷史，寧可不要也不能濫加。這樣的言論遭到了許多歷史學家的反對，但因為本身就缺乏對於夏朝的考古證據，對立的兩面誰也說服不了對方。
在以前的研究中，那個缺少文字，沒有青銅與陶器，沒有遺留城市建築，就連史書都一筆帶過的“夏”，不像是一個文明的朝代，而更像一個遠古的部落。後來出土的夏禹書與禹王碑雖然字跡工整，卻也不知道是什麼時代的產物，這便更讓這段神秘的歷史披上了朦朧的面紗。
那麼關於夏的詳細記載在哪裡呢？這還得問漢朝史官司馬遷。他在漢朝收集的大量典籍基礎上，整理和編修了《夏本紀》與《殷本紀》，這兩本史書是關於夏商曆史最為詳細的兩篇文章。在證明商朝的存在性時，人們出土了與《殷本紀》近乎完全相同的商朝祭祀文字，證實了這段史書的真實性。
在上世紀二十年代到新中國成立前後，各地陸續出土了一些稀奇古怪的文物。在1936年的時候，人們還在錢塘江流域發現了一處古代遺址，這便是後來有名的“良渚文化遺址”。良渚遺址在不斷地探索中，已有34平方公里的遺蹟能夠被人們所認識到，它也實證中華五千年的新石器時代人類文化史。但令人感到非常惋惜的是，在它與商朝的銜接點上，終究難以尋找到“夏”的蹤跡。
在證明夏朝歷史的同時，歷史學家們也在向不同的領域深入挖掘。在多次歷史與實際符合的過程中，人們認可了司馬遷在歷史記載時候的可靠性。在最初的時候，胡適也表明了自己的觀點：懷疑歷史作假，也要給出作假的動機與例證。人們逐漸開始反對西方的“以考古證明歷史”的方法，堅定地認為在良渚文化與商朝的歷史線路上，必然存在一個過渡時期的王朝時代。
眾多歷史學家展開了對夏朝存在性的大辯論。這次辯論以正確的推測流派的勝利而落幕——夏朝存在於歷史中，並且作為一個特殊的過渡的時期，連線良渚文化與已被文物實際真實存在的商朝。加上逐漸一些帶有疑似夏朝文字的石碑的出土，新時期主流的歷史學家經過探討與商議，最終還是確定了夏在歷史中存在的真實性。
人們所在意的還有另一個方面。在進行多方的研究與考證之後，“夏”作為一個國家的事實是為廣大歷史學家認可與接受的，但是應該把它稱為是“夏代”還是“夏朝”也是頗有爭議的。上世紀九十年代時的主流的中外學者認為，“夏”是一個由古代氏族聯盟向封建王朝過渡的階段，所以稱呼其為“夏代”而不是“夏朝”就顯得更為科學一點。
在本世紀初，我國的考古學家又發現了一些有關夏朝的文物，以及更多的記載夏朝歷史的史書記載。在中國各個歷史研究協會的討論過後，他們認為“夏”即使是過渡時期的產物，但在夏的存在歷史中已有了堪稱王朝時代的真實雛形，故將其稱呼為“夏朝”也是無可厚非的。自此這個問題便蓋棺定論了。
在長達近一個世紀的調查之後，我們有充足的證據證明夏朝是真實存在的。中華文明長達五千年的曙光一直照耀著東方大地，照耀著神州大陸上的中華兒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