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90年代,這塊黃金地塊成為“北京市永久綠地”的前後過程,正處於我任中國農業科學院作物育種栽培研究所所長之時。
我親身經歷了此事自始至終的全部過程。
面對當下網路上流傳的種種不實說法,作為親歷者和知情人,我覺得有必要站出來講講當時的真實情況。
文 | 吳景鋒 金作怡
編輯 | 李雪 瞭望智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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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幾位院士聯名
上書中央
1993年4月,中國農科院基建處接到北京市規劃局的通知,讓他們和作物所的領導去局裡一趟。基建處負責人王升林同志通知我和他一起去。
我們到北京市規劃局後,接待的同志拿出一張繪製清晰完整的《雙榆樹地區集中供暖熱力中心修建藍圖》,指著圖解釋說:
“這是世界銀行貸款專案,冬季供暖,夏季發電,建在三環路橋南,已經市建委同意,你們小麥收後就動工,現在正式通知你們,麥收後就用地。”
當時,我思想上一點準備也沒有,開口便說:
“修建皂君廟路,南北直穿我們試驗地中間,已經佔了不少地,只剩這100多畝,現在又要佔去中間60多畝,還怎麼搞農業科學試驗研究了!”
沒等我把話說完,對方急忙說:
“這是百發市長的決定,不能改變了!”
回院後,我和院基建處負責人王升林商議,他向院領導彙報,我向當時作物所的其他所領導、主要用地的金善寶名譽院長和幾位院士彙報。
金老聽我彙報後十分激動:
“種植業沒有地怎麼搞科研?‘八五’計劃中有希望的成果怎麼拿出來……”
他建議由我執筆、請幾位院士一起商討,為了國家長遠利益、為了人民的糧食增產,聯名上書中央。
我遵囑提筆,草稿如下。
尊敬的江澤民總書記
李 鵬總理
朱鎔基副總理:
您們好!黨事、國事、民事,您們日理萬機,辛苦了!
我們是中國農業科學院的幾名研究員(中科院生物學部委員),都在從事作物育種專業研究。
近日,突然把所領導叫到北京市規劃局,正式通知,麥收後,要從三環路聯想橋南,我們種植多年的130多畝試驗地中心點,修建世行貸款的夏季供電、冬季供暖的“熱力中心”。並且展現了已繪製好的藍圖,要求麥收後,即刻騰地,以便施工。
這塊試驗地是日寇侵華後1940年開始投建的,迄今已有50多年,經其華北農試場和國民黨接受收後的華北農業科學研究所,再到中國農業科學院的作物育種栽培研究所,多年來按作物試驗要求管理,培育土地,已成為土壤酸鹼度、堅實度適宜、有機質含量較高的優質試驗田。近年來已獲得國家發明一等獎的“中單2號”玉米,全國協作攻關提供的太谷核不育小麥種質材料,已在雲貴山區開始試種的異源六倍體、異源八倍體小黑麥,適於我國優質小麥的親本材料及高代材料,優質高產大豆的雜交後代,近年來都連續不斷地在這塊試驗地上輪作倒茬種植,獲得相應材料和種子支援各地。特別是確有十分把握的幾個作物新品種,“八五”將在這塊試驗地上出現。
我們幾人,年齡最小者已是77歲,都決心為國家農業的發展、糧食增產、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繼續貢獻綿薄之力,但都感到試驗地再折騰就力不從心了。專此致信中央領導,懇請從國家大局的需要,幫助我們勸說北京市規劃局,將熱力中心另選修建地址,保留我們試驗地長遠、穩定的進行科研工作。
敬祝大安!
院士簽名:
信件草稿寫好後,我先交給名譽院長金善寶審閱。金老閱後對我說:
“信寫得很好,但這是和北京市打交道,鮑文奎是北京市人大代表,又是北京市選出來的全國勞動模範,文稿打字後,最好先找鮑文奎簽字以後,由鮑文奎出面和北京市聯絡較好”。
我將文稿請人打字完華,先請鮑院士閱完簽名,其他幾位院士也一致同意簽名後上報中央。我自己留下了這份手稿,儲存至今。
至於這段時間內院基建處負責人王升林向院領導彙報後的情況如何?院領導採取了什麼措施?我們作物所和院士們都一無所知。
2 海淀區政府會議
實況
當時的真實情況是這樣的。
1993年5月26日下午,原海淀區區長、時任北京市副市長的胡昭廣,在海淀區政府召開中國農科院幾位院士和市政府有關人員的座談會。
與會人員有二三十人。
先是市政府有關局幾位領導的發言,(主要是幾位局長,沒有介紹有紀委同志參加,也沒有任何中國農科院院級當政領導參加)從不同角度談了建立熱力中心的重要性,試圖說服院士們同意佔用試驗地。
當北京市規劃局有人說“1955年就把建鍋爐房的規劃訂在農科所的試驗地上了,現在是執行這一規劃”時,鮑文奎院士確實是忍不住了,我清楚地記得,他問這位規劃局的發言人:
“1955年的時候,你在那裡?我是1956年來到北京的,被農業部調到中國農業科學院籌備處。當時,出了西直門,就可看見日本人蓋的中國農科院這棟飛機式樓房,周圍都是廣闊的農田,還有少量荒地。那時,你們建鍋爐房的規劃,為什麼不建在周圍的荒地上,偏偏要把‘鍋爐房’規劃到農科所的試驗地上呢?”
至於金善寶院士,上午,他冒著烈日去郊區觀察小麥新品種展示田了,午飯後未休息就驅車趕到會場。在鮑文奎院士發言後,他又詳細地陳述了中國農科院必須繼續使用這塊試驗地的理由。他還指出,在美國、印度的大城市中,迄今都保留有城市建設初期開闢的農業試驗地。
接著,幾位院士紛紛發言,他們都闡述了自己的觀點:國家需要農業,農民需要農業科學研究的成果應用於生產,世界經濟競爭要求我們不能沒有農業科學,而種植業研究沒有試驗地,就是“無泉之水,無本之木”。
主持座談會的胡副市長在做總結時很客氣:
“天氣很熱,老院士們都放下試驗田間觀察小麥的寶貴時間,來參加座談會了。”
他表示,市政府一定根據院士們的意見,要進一步慎重研究供暖中心的選址問題。
圖片由作者提供
3 首都規劃委決定
另擇地址
保住農科院這塊寸土寸金試驗地的功臣,是以金老為首的院士們。
自新中國成立以來,金老因工作需要,曾多次上書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副總理聶榮臻、萬里、李嵐清,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國家副主席王震,國家科委主任方毅,中組部部長宋任窮等。
每次上書,都受到中央領導的高度重視,得到中央領導的大力支援,解決了農業生產、農業科學研究、農業教育,和所在單位許多難以解決的問題。
此次上書,內容合情合理,一如既往得到了中央領導的大力支援。據知,朱鎔基副總理把院士們的信批轉北京市政府時,已明確批示:
“尊重專家們的意見,保留農科院試驗地,熱力中心另擇地址。”
北京市接到中央批轉的意見後,胡昭廣副市長親自主持、召集農科院幾位院士座談,進一步詳細聽取意見後,決定熱力中心鍋爐房另擇地址。
座談會上自始至終,氣氛融洽。
座談會之後,不出半月,6月9日,首都規劃委正式下達了(93)首規辦秘字107號文《關於雙榆樹地區集中供熱鍋爐房選址問題的報告》,決定另擇地址。
關於雙榆樹地區集中供熱鍋爐房選址問題的報告
(圖片由作者提供)
(圖片由作者提供)
為此,北京市已將中國農科院東門外這塊試驗地,在首都的建設規劃中,定為一塊“永久綠地”,並上報國務院。
正是這次商討,使北京市領導和農科院的院士們就保住這塊“永久綠地”的意義取得了共識,同年12月,當北京市擴建三環路、修建立交橋,再次涉及到北邊試驗田之時,金善寶、鮑文奎、莊巧生3位院士就直接寫信給北京市的領導了。
信中,他們先向北京市委書記、市長、副市長祝賀新年;其次,感謝中央和市領導對農業科研的重視和對農業科技人員的關心;最後,對三環路擴建,影響到試驗田的問題,提出兩個要求:
其一,路邊、橋邊佔地適當縮窄,儘可能不要再佔用作物研究試驗地了;
其二,如果非佔用不可,請允許我們把田間小黑麥材料的種子安全地收回來,在1994年7月初以後,再進入試驗地施工。
對這兩個要求,時任北京市委書記陳希同批示:“請百發、昭廣再協調一下,答覆金老,不要置之不理。”
昭廣副市長批示:“請邢處拿圖示,查94年7月開工部分,然後與市政局研究,是否可以?”
百發副市長批:“請按昭廣意見處理。”
昭廣副市長再批:“請協調按第二條請求,從工期角度晚開一點,是否可以?望答覆金老,並將結果報希同書記,其炎、百發市長。”
邢玉海處長批:“趙慶福同志:請按照市領導意見,少佔小黑麥試驗田,並對試驗田加以保護。”
以上層層批示,足以說明北京市領導對這塊寸土寸金試驗田的重視,對農科院科研工作和科研人員的關心。
28年來,這塊農作物“永久綠地”,冬小麥、大豆、玉米,輪作種植,決不遜色於“草坪綠地”。在黨的各項政策指引和各級領導的關懷下,作物所沒有辜負老一輩院士的期望,充分發揮了人盡其才、地盡其力的作用,取得了多項科研成果。
太谷核不育小麥轉育成功的矮敗小麥,優質小麥和中黃13號大豆優良品種等,均獲得了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為國家農業生產的發展和科技創新做出了突出貢獻。
優良品種的推廣面積逐步擴大,使廣大農民收入實際提高,這是建築開發商無法比擬的。
4 為鮑文奎院士
正名
網上流傳著這樣的描述:
在北京市政府召集的座談會上,當北京市規劃局有人說到“……1955年就規劃在這裡建鍋爐房,現在是執行”時,坐在對面的一位名為鮑文奎的院士立馬就急了,站起來回應道:
“日本人佔領的時候,我就在這個地方工作了,我知道這塊試驗地有多大……”
事實上,鮑文奎院士根本沒有說這樣的話,不僅有當時的與會者作證,而且有多項史料為證,如:
*鮑文奎的傳記4篇
《中國現代農學家傳》第一卷,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1985年3月,第505頁;
《中國農業科學院科學家名錄》,中國農業科技出版社,1992年,第3頁;
《中國科學技術專家傳略-作物卷》,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1993年,第449頁(鮑文奎院士夫人嚴玉瑞親筆);
《中國現代科學家傳》第六卷,科學出版社,1994年,第549頁。
翻開鮑文奎4本傳記,前後不同頁數上,用不同的文句記載著:
“1939年6月畢業於中央大學農藝系(在重慶),同年7月,到成都農業改進所工作。1947年赴美國加州理工學院生物系學習,獲博士學位。1950年秋回國,又回到四川省農科所工作…….”
*鮑文奎的自述文章
1985年,鮑文奎在(史鎖達、 任志高編:《著名農學家教育家金善寶》,農業出版社,1985年,第119-120頁)“沿著金老指引的路子走下去”一文中寫道:
“1939年夏季,我畢業於中央大學農藝系。那年夏天金先生和他當時的助教蔡旭到四川平武一帶考察去了,到6月尚未回來,我的工作一直沒有著落,鄒先生介紹我去孫本忠先生那裡去搞蠶桑,我也同意了。可是,在上任前一星期,金先生回來了,一見面就對我說“鮑文奎,你不要到孫本忠那裡去,同蔡旭一道去成都。那邊小麥缺人。我已同李先聞說好了。”
“這樣,我就向同學借了旅費到成都四川農業改進所工作了……在這個實驗室裡,我蹲了6年,直到1947年秋出國才離開。”
圖片由作者提供
“1947年秋,我到美國加州理工學院攻讀博士學位……1950年9月中旬經香港回國後又回到原來工作過的成都。”
“1956年秋到了北京,中國農業科學院正在籌建中,暫在北京農業大學工作了二年,1958年冬回到了中國農業科學院作物研究所。”
以上4本傳記和鮑文奎院士個人自述,以及1984年鮑文奎入黨時的組織審查,都證明了他的歷史是清白的,充分證實了日本統治時期,鮑文奎一直在四川省學習工作,從未到過北平。
眾所周知,抗戰時期在淪陷區,“不給日偽政府做事”,是我們中華民族抗日愛國的誓言!一箇中國人的氣節!全中國人民的共識!
正因如此,著名京劇演員梅蘭芳留了絡腮鬍須,不給日本人唱戲;
眾多專家學者辭去了高薪聘請,躲到了農村,過著艱難困苦的生活;
《中國現代農學家傳》序言中有一條規定:“抗戰時期,凡是給日偽政府做過事的人不能列入本傳記”。
鮑文奎,作為一個愛國的知識分子,正直無私、歷史清清白白,怎麼可能“日本人在這裡的時候,就在這裡工作了”呢?
對此,我們代表鮑院士在國外的家屬,熟悉鮑院士人品和歷史的人士,為鮑文奎院士正名!
網上有文章甚至把袁隆平和鮑文奎兩位專家之間正常的學術交流,誇大為袁是鮑的“學生”,似乎“雜交水稻之父”的成就完全得益於鮑文奎。
實際上,其文關於袁隆平來訪這段內容純屬捏造。
文中說:
作物所自建所以來到進入重大工程樓以前,從沒有門衛。寫出這樣文章的作者既不是當時農科院的人,也從未來過農科院作物所,文中所述,絕非事實。
其實,袁隆平第一次來,鮑文奎告訢他:自花授粉作物,進行異花授粉,有的確實有雜交優勢;還舉了丁穎院士早期水稻研究為例,並說:丁老在廣東省(包括當時的海南島)找到過野生稻。
第二次袁隆平從三亞來京,因購火車票需要證件,是作物所南繁小組提供的空白介紹信。
本所與袁院士的關係一直很好,上個世紀,他是中國農科院學術委員會委員,2005年還和本所退休所長一起參加了中央領導來三亞市師部農場召開的座談會。
圖片由作者提供
以上所述,是我的親身經歷;所附檔案,是北京市政府當年頒發的檔案資料影印件(不是院裡下發的)。
對這塊寸土寸金的黃金地,成為“北京市永久綠地”的
親歷者:吳景鋒
見證人:金作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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