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9月，蔣介石調集100萬兵力對中央革命根據地進行大規模“圍剿”，其中，直接用於進攻中央蘇區的兵力是33個師又3個旅，達50萬人。由於博古臨時中央對毛澤東進行持續的嚴厲打壓，毛澤東的正確路線遭到一再的否定和拋棄，到1934年10月，終於導致第五次反“圍剿”徹底失敗，中共中央率領中央紅軍主力和中央機關人員約86000餘人被迫進行長征。

就在第五次反“圍剿”的這一年間，以博古為首的臨時中央的錯誤路線和錯誤指揮，導致第五次反“圍剿”全線潰敗，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毛澤東卻在4件事情上一次次地用事實證明他有多英明，事後看來，真的令人非常震驚——震驚於毛澤東的英明！

紅軍時期的毛澤東

第一件事情：毛澤東反對“兩個拳頭打人”，主張“誘敵深入”

蔣介石發動第五次“圍剿”，志在必得，先期50萬兵力從北路、南路和西路三面圍攻中央蘇區。到了9月下旬，其主力部隊北路軍開始發動猛攻，28日，攻佔黎川。

此時，中央蘇區的紅軍主力兵力已達前所未有的8萬多人，和國民黨兵力對比是一比六，比起第三次反“圍剿”時的一比十，以及第四次反“圍剿”時的一比十幾而言，其實已經有了很大的改觀。

如果此時紅軍能夠繼續沿用此前毛澤東和朱德定下的軍事路線和策略，還是有非常大的把握可以粉碎蔣介石發動的這次“圍剿”。但遺憾的是，早在1932年的寧都會議上，毛澤東就被排斥在了黨和紅軍的領導之外，軍事指揮權被臨時中央負責人博古掌控了。

博古不懂軍事，軍事指揮完全依靠共產國際派來的德國人李德，博古和李德放棄過去毛澤東和朱德奉行的“積極防禦方針”，提出要“兩個拳頭打人”，“禦敵於國門之外”，強令紅軍反擊，和數量佔絕對優勢、裝備精良的國民黨軍隊硬拼。

毛澤東從第五次反“圍剿”一開始，就堅決不同意博古和李德提出的“兩個拳頭打人”，“禦敵於國門之外”錯誤方針，提出紅軍應該主動放棄黎川，“誘敵深入”到福建的建寧、泰寧地區，集中兵力在運動中殲敵。

遺憾的是，被排擠出黨和紅軍領導核心的毛澤東人微言輕，博古和李德對他的建議根本不屑一顧，紅軍主力很快就在硝石、資溪橋和滸灣一帶連續遭遇重創，陷於十分被動的境地。

博古

第二件事情：毛澤東建議利用福建事變時機及時組織軍隊突圍

本來，形勢發展到了這個時候，還有一個天賜良機，給了紅軍打破國民黨重兵圍剿的一個絕佳機會，那就是，國民黨軍第十九路軍將領蔡廷鍇、陳銘樞和蔣光鼐以及反蔣的李濟深等人，聯手發動了福建事變。

蔡廷鍇等人11月在福建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提出“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收復東北失地”，“打倒賣國害民的南京政府”的口號。他們此前就曾和紅軍談判合作，雙方草簽了“抗日反蔣”的初步協定。

在這種情況下，蔣介石被逼無奈，不得不從“圍剿”中央蘇區的前線抽調出9個師的兵力轉入福建，用來討伐第十九路軍。軍事天才毛澤東敏銳地抓住這個時機向中央建議，紅軍主力突進到以浙江為中心的蘇浙皖贛地區，以圍魏救趙的辦法粉碎國民黨軍隊對江西根據地的進攻，還可以援助福建人民政府。

令人痛心的是，毛澤東的正確建議又被博古和李德給粗暴拒絕了，他們認為福建人民革命政府這些中間派力量是“最危險的敵人”，怎麼能借助他們的力量，並且援助他們呢？

與此同時，博古和李德還認為，如果按毛澤東的建議，紅軍主力向蘇浙皖贛地區突進，會造成中央蘇區丟失，他們哪裡懂得早在戰國時期孫臏就曾經用“圍魏救趙”這個計策兩次大獲全勝。

結果，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很快就陷於孤立無援，被蔣介石採用軍事進攻和政治分化同時進行的兩手策略而很快失敗。同時，也就意味著紅軍因此也錯失了打破“圍剿”的一個天賜良機。

李德

第三件事情：指導紅二十二師及時調整思路實現南線穩定局面

在博古和李德的瞎指揮之下，紅軍主力越來越陷於被動和不利地位，尤其是廣場保衛戰的嚴重失敗，導致中央蘇區的北大門被攻破，對紅軍和黨中央來說，局勢越來越危急。這時，博古和李德在廣場前線，周恩來則留在後方的瑞金，負責中央的日常工作。

1934年4月下旬，經周恩來同意，毛澤東帶著幾個隨員離開瑞金，前往中央蘇區南部的會昌視察並指導工作。毛澤東一到會昌就先到粵贛省委和省蘇維埃政府所在地的文武壩，會見了省委書記劉曉和省軍區司令員兼政委何長工。當晚，毛澤東就和何長工到戰地前線視察。

毛澤東得知鎮守南大門的紅二十二師同優勢敵軍作戰後被迫撤出筠門嶺，正在開會檢討戰鬥失敗的教訓，他立即打電話給紅二十二師政委方強，肯定了紅二十二師作為新部隊打這一仗不是失敗而是勝利，並建議部隊把主力撤下來進行整訓，用小部隊和地方武裝去襲擾和牽制敵人。

毛澤東還告訴他們，要採取游擊戰和運動戰的打法，根據具體敵情和地形重新部署兵力，要在敵人側翼集中優勢兵力利用有利條件大殲滅戰，在這基礎上再打更大的勝仗。同時毛澤東還建議他們多做群眾工作，以孤立和打擊反革命分子。

紅軍各部本來就非常佩服毛澤東的軍事能力，毛澤東作了具體指示以後，紅二十二師馬上就在連以上幹部會上進行了傳達，並根據指示作出了具體的部署。打這以後，粵軍一直都只是停留在筠門嶺，就這樣，在蘇區南線實現了比較穩定的局面。

更重大意義的是，10月份，何長工和潘漢年根據周恩來的部署，同陳濟棠的部隊透過談判達成了“停戰”以及“必要時可以相互借路”的協議，此後，中央紅軍開始長征時得以順利突破國民黨軍隊的第一、二道封鎖線，正是得益於此。

紅軍時期的周恩來

第四件事情：毛澤東親自選定了于都作為紅軍長征突圍的路線

隨著國民黨軍隊的包圍圈縮得越來越小，前線的戰局對紅軍越來越不利，蘇區的東線和北線都被國民黨軍突破了，西線也難以支撐。在這樣的形勢下，要想打破國民黨軍隊的“圍剿”已經不可能了，唯一的路就只剩下長征。

面對這種局面，毛澤東心急如焚，向中央提出要到贛南省視察，得到允許後，於9月中旬帶著秘書、醫生和警衛班到了贛南省委、蘇區和軍區所在地于都。就在這期間有個小插曲：博古和李德打算帶著部隊到湘鄂西同紅二、六軍團會合，但是不帶毛澤東走。

但因為毛澤東既是中華蘇維埃主席，又在軍隊中歷來享有極高的威望，這才迫使博古和李德不得不同意帶著毛澤東一起長征。不敢想象，如果毛澤東在這時期被留下來，後面會發生什麼事情真的是難以預料，極大機率，歷史都將被改寫，是很慘很慘的那種改寫。

毛澤東的于都之行其實有他深層次的用意——他憑著敏銳的軍事直覺，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也就是紅軍如果長征，該從哪裡找到突破口？有時候真要感嘆中華之幸，有毛澤東和周恩來這樣的偉人，因為與此同時，作為中央領導核心之一的周恩來的想法和毛澤東不謀而合了！

周恩來其實也在思考紅軍長征該從哪裡尋找突破口，因而當毛澤東一到于都就接到了周恩來的長途電話，周恩來這時候是毛澤東的領導，他要毛澤東著重瞭解于都方向的敵情和地形。於是，毛澤東迅速行動起來，透過實地勘察、召開會議調研，以及詢問熟悉情況的人員等辦法，迅速弄清楚了情況。

毛澤東在9月20日就發了一份急電給周恩來，具體報告了于都的敵情和地形，並作出結論，認為于都適合作為紅軍長征的突破口，毛澤東的這份電報，為不久的將來中央下決心長征從於都方向突圍提供了第一手可靠的決策依據。

10月18日，紅軍選擇于都作為長征的突破口，利用枯水期，在毛澤東一個月以前選定的地點架設了5座浮橋，部隊得以安然渡過於都河，從此踏上了長征的漫漫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