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9月28日，朱德、彭德懷根據在五臺山的實地考察，向洛甫、毛主席、周恩來建議：河北沫源，山西靈丘，廣靈地區山脈很大，地勢比晉西北好，人口不少，糧食不缺。可在上述地區連同渾源、繁峙、五臺孟縣、河北阜平一帶建立根據地，與晉西北呼應。這無論對現在和長遠來說，都是上策。總部並留下聶榮臻率一一五師一小部在這裡建立晉察冀抗日根據地。建立根據地從而使抗日遊擊戰爭有了依託。
在10月，忻口戰役中，閻錫山以50個團守忻口中央陣地，以10個團為右翼，歸朱德、彭德懷指揮實行側擊，由第十四集團軍總司令衛立煌擔任忻口前敵總指揮。10月6日，毛主席同意前方總部積極出擊，配合閻錫山、衛立煌正面陣地作戰的意見。八路軍勇敢向敵後挺進，不斷出擊，有力地配合了正面陣地的作戰。但後來由於日軍攻破娘子關，太原腹背受敵，11月2日，忻口友軍被迫撤離。8日，太原失守。接著，12日，華東戰場上的上海失守，南京告急。
在太原失守的那天，即11月8日，毛主席電示周恩來、朱德、彭德懷、任弼時等，指出：“太原失陷後，華北正規軍階段可基本結束，游擊戰爭階段開始，游擊戰爭將以八路軍為主體，其它則附依於八路軍，這是華北總的形勢。”毛主席於上海失守的那一天，又在延安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作了《上海太原失陷以後抗日戰爭的形勢和任務》的報告，指出，在上海太原失陷以後，“在華北，以國民黨為主體的正規戰爭已經結束，以共產黨為主體的游擊戰爭進入重要地位。”“共產黨和八路軍決心堅持華北的游擊戰爭，用以捍衛全國，遏制日寇向中原和西北的進攻”。
因此，他號召：在黨內，反對階級對階級的投降主義；在全國，反對民族對民族的投降主義！11月15日，彭德懷在前方總部接見一批青年，他告訴他們，我們決定在任何情況下，都要留在山西、河北和整個華北，一直把日本帝國主義者趕出華北，趕出滿洲的時候為止。
在八路軍向敵後挺進以配合析口戰役的同時，10月19日，朱德、彭德懷、任弼時致電洛甫並告周恩來、鄧小平，提議恢復部隊政治工作制度。電報說：部隊改編，政治工作人員的公開地位降低職權，因而影響到政治工作人員的積極性降低，政治工作已開始受到若干損失，提議從組織上得到適當解決。並提出五條具體意見。22日，洛甫、毛主席覆電朱德、彭德懷、任弼時、鄧小平並告周恩來，認為，關於恢復政治委員及政治機關原有制度，我們完全同意，並請即速執行。這樣，八路軍又恢復了紅軍時期的政治委員和政治機關制度。
一、1937年11月26日，彭德懷從前方回到延安，準備參加中央政治局會議
第二天，即27日，他在抗日軍政大學向學員發表了《爭取持久抗戰勝利的先決問題》的著名演說，在演說中，彭德懷分析了中國在持久戰爭中，政治上、經濟上、軍事上的由弱變強的條件和日本由強變弱的根據，以及在國際上，侵略者日本引起不少國家的反對和孤立，國際地位每況愈下，而反侵略的中國會得到許多愛好和平國家的同情和贊助，國際地位愈能提高。他指出，中國由現時的劣勢地位會逐漸地轉變為優勢地位，最終戰勝日本強盜。彭德懷的這種敵我雙方在戰爭過程中強弱關係相互改變的論斷，以後在毛主席的名著(論持久戰)中，得到了系統的闡述和高度的理論概括。
1937年12月初，王明和康生從莫斯科回到延安。12月9日到14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了政治局會議。在會上，毛主席、周恩來、項英、張國燾、彭德懷等都講了話，王明作了(如何繼續全國抗戰與爭取抗戰勝利呢？)的報告，強調“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的主張，他還批評了毛主席的獨立自主的路線，說“游擊戰爭不能戰勝日本”。
王明是以共產國際代表身份回到延安的，對王明的講話，在彭德懷當時的心目中是應該遵從的；另一方面，又認為毛主席是從遵義會議以來，黨事實上的領袖。一向直爽敢言、態度明確的彭德懷，在王明與毛主席之間一時沉默，“採取了一種模稜兩可的態度”。但是，彭德懷在戰略方針上與毛主席有不同看法，所縱，當王明對毛主席以山地游擊戰為唯一方針的意見提出批評時，彭德懷錶示贊同。
他認為，八路軍“在戰略上是運動游擊戰，在應用上要利用山地打游擊戰”。毛主席為了爭取說服彭德懷，在政治局會議以後，與彭德懷詳細討論研究了八路軍4個月的作戰情況和華北戰場的作戰形勢。毛主席再次向彭德懷闡述了他在洛川會議上提出的游擊戰爭在抗日戰爭中的戰略地位和八路軍應採取的作戰方針。
彭德懷後來回憶他對毛主席這一戰略方針的認識過程時說：“‘八路軍應當是獨立自主的游擊戰爭，不放鬆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洛川會議這一原則指示是正確的。我在洛川會議是同意這一方針的，可是“在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這一句是我加的，我也就老記得這一句。在一個時期中，運動游擊戰或者稱遊擊運動戰，把兩個概念主次不分地混淆起來。”
12月政治局會議後，彭德懷返回山西抗日前線。1938年2月17日，正當日軍沿同蒲路從太原南一臼村，閻錫山將同蒲路東的曾萬鍾等三軍、李家任第四十七軍等外省軍隊的指揮權交給朱德、彭德懷，並將同蒲路東、正太路南這一地區的中央軍、地方軍和八路軍一二九師、一一五師三四四旅、決死隊的一、三縱隊，劃為二戰區的東路軍，任朱德、彭德懷為總、副指揮。
此時，毛主席、任弼時曾致電朱德、彭德懷，要八路軍力勸友軍“萬萬不可過河”，並要求友軍協同堅持晉南、晉西戰局，轉入外線，反過來攻敵之背。根據毛主席的意見，為鼓勵和幫助友軍堅持山西，3月24日，朱德、彭德懷在沁縣以南的小東嶺召開東路軍將領會議。國民黨的第四十七軍軍長李家愜、第十四軍軍長李默庵、第三軍軍長曾萬鍾、第九十四師師長朱懷冰、第一六九師師長武士敏、第十七師師長趙壽山和八路軍將領劉伯承、張浩、徐海東、李達、王新亭和決死隊薄一波等38人參加，此外，還有閻錫山和衛立煌的代表，蔣介石的聯絡參謀等也一起來參加。會上，朱德致開幕詞，彭德懷作了關於東路軍作戰綱領的報告。此後，曾一度出現了國共兩黨軍隊合作抗戰的良好局面。
二、正當團結抗戰的良好局面出現之後，國民黨頑固派又颳起一股反共磨擦的逆流
1938年秋，經中共同意國民黨方面派鹿鍾麟擔任河北省主席。鹿經山西去河北時，與彭德懷商定，冀中、冀南行政專區人選照八路軍所任不變。但是，鹿到冀南後，即譭棄前約，要撤銷冀南公署，將八路軍開闢的冀南20餘縣納為河北省府屬地，由國民黨共產黨各轄一半。這遭到了冀南行政公署楊秀峰的堅決反對。
同時，鹿盡力收編地方武裝，以及國民黨軍殘部、地主土匪武裝等，以借勢向八路軍挑釁。這時，八路軍仍然採取爭取鹿的政策，10月27日，毛主席、王稼祥、劉少奇、彭德懷共同致電冀南朱瑞、徐向前等人，要他們向鹿極力解說目前形勢之嚴重，在廣州失守、武漢不保，敵人已開始其肅清華北計劃的狀況下，各方只有依靠已得成績，加緊工作。才能支援難局，否則只有失敗；並囑咐朱瑞等“主任公署及軍區均應與鹿建立密切關係，請其指示方針。”當時估計“武漢失守，局勢變化，我有更大可能促進覺悟，求得親密合作。屆時當對鹿作某種讓步”。
當然，冀南的抗日政權行政公署則“不能以任何交換條件取消”。但是，9月11日，鹿突然釋出公告，撤去冀南行署主任楊秀峰的職務。隨後，又將在山東的石友三之部2萬餘人調來河北，這樣，集中於鹿的戰區司令部名下的武裝有六七萬之眾，到處襲擊八路軍駐地，殺害抗日軍民，河北事態愈演愈烈。
12月下旬，彭德懷到西安，準備參加蔣介石原定在西安召開的西北和華北的將領會議，同時見蔣面談河北問題。12月23日，毛主席指示彭德懷等參加將領會議的立場：“堅定各將領之抗戰信心，強調團結統一之重要。特別是在敵後方，斥責製造磨擦之有害。介紹八路軍抗戰之各方面經驗。”
三、關於河北問題，毛主席指示彭德懷等在劃某些地區行政權給八路軍而談判順利時，可以表明放棄某些地區，以求實現以劃分區域為基礎的增進合作與消弧磨擦
顯然。這是友好合作的讓步方案。24日，蔣在西安接見了彭德懷、王明和林伯渠，但他不提召開將領會議，只約彭德懷到重慶談河北問題。因為將領會議已在武功開過了，內容是防共，所以，沒有八路軍和山西新軍的將領參加。
28日，彭德懷又在重慶會見蔣介石。蔣根據鹿鍾麟、張蔭梧的彙報，責怪八路軍建立冀南、冀中抗日政權是破壞行政統一。彭德懷則列數鹿、張在河北破壞抗日團結的事實予以回答，並列舉八路軍在敵後的戰績，論述敵後戰場對牽制日軍的重要。最後雙方商定，河北磨擦問題由蔣電天水行營(轄一、二戰區)主任程潛派大員與彭德懷一起赴冀南解決。
但是，正當彭德懷為國共團結合作奔走的時候，1939年1月，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召開，會後，秘密下達了(防制異黨活動辦法)、《淪陷區防範共產黨活動辦法草案》等反共方案，又密令鹿鍾麟訓示各縣禁止八路軍招兵買馬，取消冀中、冀南兩行政公署。於是，鹿等更加肆無忌憚地成為專員、縣長、鄉長、村長。張蔭梧和秦啟榮等部，則在河北、山東不斷襲擊八路軍，製造流血事件。彭德懷致電蔣介石反映河北問題，蔣電彭德懷：“某日電悉，艱難奮鬥，至念賢勞，冀省為華北敵偽之心臟，吾人必須堅決把握，嚴重打擊，所賴以維繫人心，號召抗戰者，端賴我軍政長官同舟共濟，密切合作，保持機動之優勢。務聆兄速即前往，與端伯(鹿鍾麟)會談，在精誠親密合作，共同殺敵，保全冀省原則之下，消除隔閡，解決誤會，免為敵乘為要飛”。
5月，彭遂與鹿約，在八路軍總部駐地遼縣下莊舉行會談。這時，中共中央提出瞭解決河北問題八大綱領，即堅持河北抗戰，發動游擊戰爭；兩黨派代表，組織共同委員會，開放民主，改善民生；統一行政，發展經濟事業；合理統一軍事指揮；承認各縣抗日群眾團體等。鹿見中共提出八大綱領，也令隨來的人起草一個綱領，交給彭德懷。彭看後，對鹿說：“鹿先生和我不憚路途辛苦，來下莊見面，堅持河北抗戰，為何綱領中沒有抗日內容？”弄得鹿啞口無言。
但由於蔣介石四道密令，要鹿堅持撤銷冀中、冀南兩公署，鹿堅持蔣令，而彭德懷則堅決維護這兩個抗日根據地。因此，會談毫無結果而散。國民黨企圖取消八路軍領導的河北抗日根據地的圖謀破產後，又轉而依靠張蔭梧等部向八路軍發動武裝襲擊。這時，毛主席就反磨擦的問題，指示朱德、彭德懷等應儘量注意透過談判來妥善處理與頑固派的磨擦問題，以維護團結抗日的局面。並在內部提出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則。1939年8月上旬，張蔭梧部襲擊八路軍。在反擊中，我軍繳獲了張蔭梧部下勾結日寇共同向八路軍進攻的密信。8月15日，朱德、彭德懷聯名致電劉伯承等並報毛主席、王稼祥，提出對河北國民黨頑固派進行鬥爭的方針私部署，指出：對張蔭梧這樣的頑固分子要加以打擊並全部殲滅之。這個意見得到了中共中央的批准。劉伯承接電後，在8月24日殲滅張蔭梧部大部，27日又殲滅其殘部，共4500人，張蔭梧隻身逃跑。9月19日，蔣介石只好下令將張蔭梧撤職查辦。不久，鹿鍾麟也向蔣介石提出辭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