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筆下的諸多人物，頗具仙風道骨，有的還俠肝義膽，他們會將你帶進適性自然、物我兩忘的至境、化境。
1991年，汪曾祺在故鄉高郵的運河上
但汪曾祺本質上仍然恪守儒家精神：一群書生，窮困並不潦倒，食不果腹，電燈費都交不起，仍然一燭為度，嚼野菜而讀詩書，高談闊論，臧否世事（《老魯》）。抗戰時期西南聯大的教授們，應付艱難生活韌性十足，治印賣花兼課辦書展，貼補家用；教授夫人制作童裝，代織毛衣，集資做西點，設攤出售；學子們則加盟各行各業，四處兼差。逆境之中儒雅不再，還有蔡德惠式的學子，勤奮讀書，傳承著中國知識分子以陋巷簞食瓢飲為樂的品性（《日規》）。他寫出了這群儒生安身立命之本：做人的“格”，做人的“骨”，做人的“氣”。
汪曾祺的作品中，從文人雅士到販夫走卒，從殷實富戶到升斗小民，你很難見到他們介意外在環境的惡劣而詛天咒地，而憤世嫉俗。人物的孤獨是淡淡的，淒涼是淡淡的，苦澀是淡淡的，歡樂也是淡淡的。歡樂的日子猶如熟藕飄香（《熟藕》），哀傷的日子一場號啕大哭之後，賣唱的還去賣唱（《露水》），打豆腐的還去打豆腐（《辜家豆腐店的女兒》）。
淡淡的日子就用淡淡的，與生活與人物相和諧的敘事節奏娓娓道來。他說：“要把一件事說得有滋有味，得要慢慢地說，不能著急，這樣才能體察人情物理，審詞定氣，從而提神醒腦，引人入勝”，“唯悠閒才能精細”。氣勢恢宏的風格，鐵馬金戈的場面，恐不宜用這樣的敘事節奏。
汪曾祺隨意揮灑生活的幽默，以沖淡生活的苦澀。寫西南聯大師生抗戰中的困窘艱難，皮鞋穿到底破見洞，“一位老先生為此制了一則謎語：‘天不知地知，你不知我知’”（《雞毛》）。布鞋露出腳趾與後跟，戲稱“空前絕後”（《日規》）。這份對生活的幽默態度，為灰色人生罩上一層柔和的金光。幽默把本來可能推向端點的喜與悲，統統化作了“淡淡的”情懷，一派“藹然仁者”之風範。
汪曾祺喜歡那些在平淡日子裡自得其樂的人們，並表現出對他們的由衷欣賞：賣果子的葉三，風裡雨裡，水路旱路，販瓜賣果，為生計奔波，還有閒情逸致，交畫家朋友。耳濡目染間成為一個不俗的“鑑賞家”（《鑑賞家》）。大淖裡的挑夫，家無隔宿之糧，卻能粗茶淡飯吃得噴香，女人們插花戴朵美美地裝扮自己，調笑戲鬧間生出好些粗俗的快樂（《大淖記事》）。流淌在汪曾祺筆下的，大半就是這種淡淡的，卻是滋味醇厚的日子。
汪曾祺所畫的《昆明貓》
淡淡的日子中也有罪惡，有殘暴，有逆境，有苦痛：譬如醫生陳小手救了兩條人命卻被團長打死。譬如十一子被保安隊打得只剩一口悠悠的氣。譬如跳芭蕾舞《天鵝之死》的白蕤的遭遇和玉淵潭上的“天鵝之死”……但汪曾祺更願意沉湎於人與人之間的親情、友情和愛情，沉湎於善良、溫馨以及弱小者的相濡以沫。
我們進而深究汪曾祺小說選擇“淡”為基本色調的原因：
“淡淡的”之於汪曾祺，是充滿樂觀主義的整體性觀照世界的宇宙觀。這樣的“淡”，幻化作典型意象，那就是———南京城外趕驢子的小姑娘，“光著腳巴丫子，戴得一頭花”。（《老魯》）
“淡淡的”之於汪曾祺，是人道主義的對人的關懷與欣賞。這樣的“淡”，幻化作典型意象，那就是———頂著十二個戒疤的小和尚明子與村姑小英子，歡快地把船划進了蘆花蕩。（《受戒》）
“淡淡的”之於汪曾祺，是客觀主義與主觀主義相結合的審美情致。這樣的“淡”，幻化作典型意象，那就是———大淖裡，以粗話罵人，開粗俗玩笑，幹粗笨活計的姑娘媳婦，以她們獨有的裝扮：扎大紅頭繩，髮髻邊插花，舊衣服，新託肩，光腳穿草鞋，用鳳仙花染紅腳指甲。“挑著一擔擔紫紅的荸薺，碧綠的菱角，雪白的連枝藕，走成一長串，風擺柳似的，嚓嚓地走過，好看得很！”（《大淖記事》）
汪曾祺的“淡”，是東方式的寬容和通達，是適其人性和適其自然，是對外物優美的敏銳和對內在詩意的張揚。“淡淡的”滋味，實在不是整體的20世紀80年代文學留給人們的回味。正如汪曾祺自己的評價：“我的作品缺乏崇高的、悲壯的美。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諧。這是一個作家的氣質所決定的，不能勉強。”
【本文來源於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國新時期小說發展史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