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時候,一些事稍加留意便很有趣。仔細想來,我家居然有七個民族的成分。在我這邊有哈薩克族、維吾爾族、柯爾克孜族、回族,在我夫人那邊有漢族、白族、京族,而且都是天南地北,各自一方,在歷史上也鮮有這樣遠距離的交流與交融。這還得感謝這個時代為我們創造的機遇與命運的奇蹟。而在北京,像這樣多民族構成的家庭不止我們一家。他們很多人甚至和我同樓而居。
我在北京生活了40多年。北京最著名的文化之一是“衚衕”。當年,北京城還沒有像今天這樣拓展,在城八區,尤其是老城牆內便有這麼一說:“有名的衚衕三千六,沒名的衚衕賽牛毛。”這是北京城的標誌之一。但是,“衚衕”二字起初讓我不得其解又令我十分在意。後來終於搞清楚了,“衚衕”原來源自阿爾泰語系突厥語族“khudukh”一詞(阿爾泰語系包括突厥語族、蒙古語族、通古斯語族三個語族),意為“井”,延傳到蒙古語族,再由蒙古語族傳入元大都罕八里——即北京城,由此傳播於今。很奇異的是,khudukh一詞直接音譯傳承下來。在北京的衚衕中無論是“有名的三千六”,還是沒名的“賽牛毛”,只有兩個衚衕是徹底意譯成京腔的,那就是大名鼎鼎的“王府井”和留下紅色足跡的“三眼井”。除此,一概稱之為“衚衕”二字。偌大的北京城,就這樣印有不同時代、不同民族——亦即是中華民族大一統的鮮明文化烙印。
在北京吃涮羊肉是京城又一文化特色。當你真正在銅火鍋裡涮著那一片片鮮嫩的羊肉片時,方家便會給你講述,當年橫掃歐亞大陸的成吉思汗,為了便於行軍征伐,速戰速決,便發明了涮羊肉這一吃法。坐在熱氣騰騰的火鍋前,有時很難聯想起那種金戈鐵馬的歲月,但是它已經融入我們的日常生活和我們的血液,成為一種文化習性。
我曾當選為北京市朝陽區朝外地區社會建設協調委員會副會長,也由此有了與朝外街道辦事處近距離交流的機會。參加朝外街道在日壇公園舉辦的春分文化節,正好在每年3月21日這一天。有趣的是,這恰恰與哈薩克族的納吾熱孜節在同一天。所以,我向朝外街道辦事處建議,可以在這一天共同舉辦朝外街道春分文化節和在京哈薩克族同胞納吾熱孜節。這樣,既可以豐富春分文化節的內容,也讓哈薩克族的草原馬背文化融入京城,共同歡度佳節。我們輪流請來了新疆伊犁哈薩克自治州歌舞團、塔城地區歌舞團、阿勒泰地區歌舞團進京演出,在朝陽區日壇公園舞臺上成為一道道靚麗的風景。與此同時,當地的民間非遺文化傳承人帶來了他們的手工藝製品、刺繡、服飾、花氈,帶來了他們獨特的奶製品、燻馬腸等民族美食,與參加節日活動的朝外街道群眾分享,真正起到了促進各民族廣泛交往交流交融,促進各民族在理想、信念、情感、文化上的團結統一,守望相助、手足情深。當哈薩克族民間藝人彈奏起冬不拉,用琴絃和踏板帶動木製山羊隨著節奏跳動時,真可謂令人耳目一新,平添了濃郁的節日氣氛。
前些年,有一個在北京開新疆風味餐館的維吾爾族烤饢師傅,他來北京生活了20來年,夫人接到了北京,兩個孩子也是在北京出生,在北京上學。寒來暑往,一直沒有功夫回一趟阿克蘇老家。那一年夏天,正好放暑假,他們帶著兩個孩子回到老家。開始一兩天老家的一切對孩子們都顯得新鮮。但是,第三天起,孩子們就鬧著要回北京的家。他給兩個孩子說,咱們這是回老家了,要在老家待一段時間。不料兩個孩子異口同聲地說,這裡才不是老家,我們老家是北京。這讓他和夫人怔住了,他們二人面面相覷,始料不及。結果連一個星期都沒待住,只好帶著兩個孩子回到北京。
現在,我的孫女孫子也在北京出生、在北京成長。他們在用一口字正腔圓的普通話在玩耍時,很是開心。當然他們也在學習外語,學得很地道。有時我會提示他們要發一下哈薩克語特有的喉母音“kh”和“gh”,說幾句簡單的單詞。因為,在人生道路上多會一種語言便多一條路,多學會幾種語言,人生只會更加豐富。母語應當會說。
其實,新的民族構圖就在身邊衍生。我的孫子所上的中央民族大學幼兒園,他們的同學來自不同民族,我從一開始就被拉入孩子們的家長微信群,會看到老師們每天的通知和家長們的接龍。有一次在一個週末,念著那些小朋友的名字,指著他們的合影,我問小孫子他這些同學的民族,他一一都能答得上來。在他的幼兒園,幾乎56個民族的小朋友都在一起學習成長,真可謂手足相親,親情自幼而生,其樂融融,他們像石榴籽一樣緊緊擁抱在一起。我從他們身上看到了祖國的未來和希望。
原文刊登於2021年9月13日《人民政協報》第9版 文化週刊
作者:艾克拜爾·米吉提(哈薩克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