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有著悠久的歷史和廣泛的影響，古代東亞地區形成了以中華文明為核心的文化傳統。誠如日本學者西嶋定生所言：漢字、儒教、佛教和律令制度，構成古代東亞世界的“四大支柱”，因為漢字的使用構成東亞各族共同的文化基石，儒教促進精神文化的整合，佛教維繫共同的宗教信仰，律令制度為東亞各國所共同實施的政治制度。其中，佛教是中國化的宗教，其餘三者皆起源於中國，發展成熟之後，傳到周邊各國，經過長期的博弈，在唐代形成了以中國天下秩序為主導的古代東亞世界。中國古代史學作為中華文化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對古代東亞各國尤其是朝鮮半島產生了深遠影響。探討中國古代史學對朝鮮半島史學的影響，是透視中國古代文化東傳的一個重要例證。
大量中國史籍東傳
中國古代史學何時傳入朝鮮半島，難以考證。不過，從傳說的箕子朝鮮開始，朝鮮半島就係統學習中國文化，結合其本國特色，形成了以儒家文化為基本底色的文化特徵。
在兩千多年的歷史長河中，朝鮮半島一直以漢字作為官方使用的文字。漢四郡時期（公元前108—313年），漢文化在朝鮮半島生根發芽。朝鮮三國時代（公元前37—668年），中國史書已被廣泛閱讀。《北史·高句麗傳》載：“書有五經、三史，《三國志》、《晉陽秋》。”《舊唐書·高麗傳》曰：“俗愛書籍……其書有《五經》及《史記》、《漢書》、范曄《後漢書》、《三國志》、孫盛《晉春秋》、《玉篇》、《字統》、《字林》。”北宋中期，宋王朝允許將《九經》、子、史諸書賣予高麗使者，宋朝史書源源不斷流入高麗。朝鮮朝天使與燕行使來到中國，搜求中國史籍成為他們使行的重要任務。朝鮮王廷還想方設法請求明清王朝賜書。透過朝廷賜書與使行購求，中國許多史籍傳入朝鮮半島，成為人們學習中國史學文化的重要途徑。其科舉考試也效仿中國王朝，如新羅（公元前57—935年）科舉取士，以熟讀《左傳》《史記》《漢書》《後漢書》等史書作為重要標準。以儒家經典作為主要考試範圍，促使朝鮮士人閱讀中國典籍，進而推動了中國史籍在朝鮮的傳播。中國古代多部重要史書傳到朝鮮半島，併產生深遠影響。最為典型的例子莫過於司馬遷的《史記》、司馬光的《資治通鑑》和朱熹的《資治通鑑綱目》，成為朝鮮半島修史效仿的物件。
古代朝鮮效仿中國建立官方修史制度
中國是世界上最早任命史官記錄史事的國家。西周時期，修史已成為官方政治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春秋時期，官方記史制度得以發展，周王室與各諸侯國均設有專門史官，記錄國家大事。從漢代開始，有設立史官編纂本朝歷史的傳統。唐代以後，由朝廷設立史館，選任史官，修撰國史，成為定製。每當改朝換代之際，新王朝通常以為勝朝修史的方式來宣示現政權的合法性，這種由朝廷主導的官方修史制度，對朝鮮等周邊國家產生了深遠影響。
早期隨著漢字的傳入，以王朝為主導的中國史書編撰方式也傳入朝鮮。朝鮮三國時代，撰寫始祖神話、王室譜系、歷代君王政績等，成為史書主要內容。新羅和高句麗模仿中國修史制度，開始記錄王朝大事，百濟肖古王時期（166—214年在位）也開始編史記事。統一新羅（674—935年）模仿唐朝建立了修史機構，崔致遠、金大問、僧人慧超等人皆曾編撰史書。高麗王朝（918—1392年）模仿唐、宋，建立起比較完備的史館制度，設立春秋館，實行監館事制度，由宰相監修。史官雖名目繁多，品位不高，但職責重大。君主言行、百官政績乃至王朝時政大事，及時記載，史官各負其責，分工協作，有效保證了官方史學的運作。與此同時，高麗王朝亦模仿宋朝建立了起居注制度和新繼位王為已故國王撰寫實錄的制度，高麗王朝共修30多位國王的實錄。在實錄基礎上，再修紀傳體正史。
朝鮮王朝（1392—1910年）以程朱理學立國，史館建制比高麗更加完備。李成桂立國之初，置藝文春秋館，設史官記錄國史。此後逐步完善，形成了“上番”“下番”兩批史官。“下番”史官乃仕於藝文館，置奉教、待教、校閱等品級較低的史官八員，負責編修《承政院日記》。“上番”史官仕於春秋館，乃是品級較高的修撰官、編修官、記注官等，以《承政院日記》與各衙門文書為基礎，加上朝臣奏摺、諫言、諸道資料等，撰成《時政記》。藝文、春秋館在《時政記》基礎上，再編成實錄。現存《朝鮮王朝實錄》非常完備，記錄了自太祖到哲宗長達472年的事蹟，共計1893卷，4840餘萬字。此外，朝鮮王朝官方也常常臨時設館、編修史書，如編修《高麗史》《東國通鑑》《東國輿地勝覽》等。
可見，朝鮮半島歷代王朝從一開始就奠定了官方主導修史的特徵，史官是朝中重要官員，官修史書有著強烈的政治目的，私家史學則處於從屬地位。
中國史書體裁成為古代朝鮮修史的模板
如上所述，幾乎每部重要的中國史書都傳到了朝鮮，成為人們習讀的重要史籍，也是朝鮮效仿的物件。流傳下來的古代朝鮮史書幾乎與中國史書體裁一致，古代朝鮮的史學理論和史學思想也與中國古代史學理論、史學思想如出一轍。
“春秋筆法”“尊王攘夷”、為當朝塑造正統，中國官修史書的這些指導原則，也是朝鮮官修史書遵循不悖的準則；紀傳體、編年體、綱目體、紀事本末體是中國古代史書的基本體裁，也成為朝鮮史家編史依從的典範。高麗金富軾（1075—1151年）主編的《三國史記》和朝鮮王朝鄭麟趾（1396—1478年）主編的《高麗史》，是朝鮮歷史上“兩大官修正史”。朝鮮學人稱：“本史則有高麗金氏富軾《三國史記》、本朝鄭氏麟趾《高麗史》……本史，遷、固之遺。”（林象德《老村集》卷3《東史會綱序》）“本史”，即是紀傳體史書，明確指出是效法司馬遷和班固的史書。這兩部史書都是由王室主導、大臣監修的紀傳體官修史書。另外，《三國史記》《高麗史》也直接徵引《史記》《資治通鑑》等中國史籍，這些中國史籍是不可或缺的史源。
朝鮮王朝出現大量編年體和綱目體史書，則是模仿《資治通鑑》《資治通鑑綱目》的結果，如徐居正的《東國通鑑》仿效司馬光的《資治通鑑》而著。鄭夢周曾曰：“近代史皆未修，先代實錄亦不詳悉，請置編修官仿《通鑑綱目》修撰，以備省覽。”（鄭麟趾《高麗史》卷117《鄭夢周傳》）朝鮮王朝因而出現了大量仿朱熹的綱目體史書，諸如金宇顒的《續資治通鑑綱目》、俞棨的《麗史提綱》、洪汝河的《東國通鑑提綱》、林象德的《東史會綱》、安鼎福的《東史綱目》等，都是重要的綱目體史書。上述提到的高麗與朝鮮王朝實錄，也是仿效宋代實錄而編成的。
因此，朝鮮半島史書的編纂，無論是體裁還是內容，均與中國古代史書有著十分密切的關係。研究中朝史學交流和朝鮮古代史學史，可以深化對中國古代史學和中國歷史的認識，拓展中國古代史學史的研究範疇，因而具有相當重要的學術意義。
（作者：孫衛國，系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教授、韓國研究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