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

談及唐代，筆者常常會想起一片長安盛唐的氣象。唐代是一個胡漢混合型的社會，也是一個南北社會風尚異同的社會，這都因唐代的移民活動而起。在中國歷史上，唐代一直被認為是移民規模最大、人數最多，民族最雜的朝代，移民所帶來的衝撞與融合給這個社會帶來了諸多積極影響，比如經濟開發、文化交流等。

從遷入的特徵看，唐代周邊各族（甚至是周邊各國）向內地大量遷移；從遷出的特徵看，其狹鄉人口向寬鄉遷移，黃河流域向長江流域遷移，以及時多時少的逃戶和動亂時期的南遷等等。此外，也存在士族官僚為了講學和習業的自發遷移。

但筆者認為，不論是強制性遷移，還是自發性遷移，它都影響了唐代的人口分佈格局，推動了整個社會經濟要素的開發，促進了社會文化新因素的形成。

各民族和各國之間的移民，不僅給唐代社會補充了新鮮的血液，而且帶來了空前的活力，筆者下面從個別遷移情況出發，概括唐代總體的移民活動特徵，再由特徵出發，分析唐代人口變遷所帶來的積極的經濟與文化效益。

唐代人口遷移的實際情況

（圖 一北方的突厥人）

被唐王朝打敗滅國後，很多民族選擇了不斷內遷，其中最突出的是北方的突厥。從唐初開始，就有大批的突厥人降眾歸唐。貞觀四年東突厥滅亡，十五萬以上的突厥人自陰山以北南遷，被唐朝政府安置在幽州至靈州（分別對應今天的北京和寧夏靈武）東西邊緣地帶，並設定督府進行管理。

同樣，生活在今青海一帶的吐谷渾被吐蕃滅亡後，唐龍朔三年遷徙至樂州和銀州（分別對應今天的寧夏中衛和陝西橫山）。有的部落在中唐以後又轉徙至河東北部（今天的山西）。由於吐蕃侵入，與吐谷渾相鄰的党項被迫內遷，後因安史之亂，繼續內遷，分佈比較廣泛。

（圖 二安史之亂）

除了周邊各族的大量人口遷移外，唐朝的周邊諸國也存在向內地遷入的現象，其中最活躍的是中亞的西域胡人。在中亞阿姆河、錫爾河流域分佈的城邦小國內的人口，被稱為“昭武九姓”或是“粟特人”。他們沿著絲綢之路東段的交通要道建立了許多移民聚落，並且具有一定的規模。

（圖 三胡人雕像）

針對外國移民，唐政府是持鼓勵政策的，並給予相當優厚的待遇，甚至明文規定免去他們的十年賦稅。由此，一批又一批的外國移民以不同的渠道進入唐境與中原內地。總之，唐代是周邊各族和周邊各國不斷遷入的開放的朝代。

總體移民活動的特徵概括

由於各種因素的影響，唐朝移民活動繁多，而且具有一定的歷史特徵。

一般來說，唐王朝為了保護其賦役徵發的來源，釋出戶籍制度限制人口的自發遷移，規定只有在地狹人稠、災荒頻繁的情況下才可作有條件的遷移。但在唐玄宗開元時，便逐漸鬆弛了對移民的控制，對全國範圍內的人口遷移採取了預設的政策。

（圖 四災荒頻繁的難民）

隨著唐初舊士族門閥根基的崩潰，新王朝開始以今日官爵品秩作為等級高下標準，新的仕途門徑也逐漸以科舉作為共同趨向。士族子弟受到吸引，紛紛移貫於兩京，更接近於當朝官僚集團，由此形成了高門士族由各地向兩京一帶遷移的大量現象。另外，江南一帶私人講學之風甚盛，引來許多北方士大夫遊學至此，安家立業。

（圖 五科舉制度）

隋末唐初，因為戰亂而流移他鄉的移民浪潮非常洶湧。江淮、劍南、嶺南等地的移民大部分來自北方。貞觀十四年唐朝甚至為了索要漢族移民，進攻高昌。也許戰亂背景下的移民是具有階段特徵的，但又不得不承認，戰亂後重新建設的地區必定徭役繁重，這就更加促使了民戶的大量逃亡。

總之，唐代的移民無論是自發性遷移，還是強制性遷移，都是持續不斷的。並且移民的主要流向始終是清晰的，唐初由北方周邊地區鄉中原內地南遷，安史之亂後又由中原地區向南方地區遷徙，一浪又一浪的南遷移民形成了唐代社會變遷的特徵。

從社會經濟開發談遷移效益

唐代各種形式的移民，呈現出其複雜性、不穩定性的特徵。這些特徵交織在一起，使移民對唐代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都產生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

從社會經濟領域來看，唐代的人口遷移推動了整個社會經濟的開發。在北方，原來沒有固定住地的遊牧民族遷徙唐境後，往往緣邊定居，開發了隴右、河東、河北諸道的北部地區，形成了一些半農半牧區。唐政府為了改變初期缺馬嚴重的局面，鼓勵塞外內遷移養馬放牧，經過艱苦努力，發展了以隴右牧群為骨幹的巨大牧場群。

唐代畜牧業的興盛，離不開境外移民和各民族內遷定居的移民，他們成為了唐代畜牧業最主要的勞動者，也是推動唐代北方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人群。

（圖 六畜牧業的發展）

在南方，生產技術落後，勞力缺乏。但由於北方移民大規模的南遷，使得濱海鹵地、沼澤湖渚和丘陵山地得到大面積開發，他們不僅為南方的農業經濟發展帶來了勞動人手，而且也帶來了相對先進的生產工具和技術。

此外，一些官府工匠流向江南，推動了南方手工業的迅速發展。北方移民的南遷，可以說是奠定了全國經濟重心南移的基礎。

（圖 七唐代的手工業）

從社會文化交流談遷移效益

與此同時，唐代移民促進了文化的融合、交流與發展。在北方，由於各地蕃人、胡人紛紛內遷中原，有的入唐為官，有的留學不歸，有的是西域僧侶，從而使北方文化“胡漢交融”，大放異彩。

唐代北方文化中的樂舞、繪畫、飲食、娛樂、建築和民俗等無不受到外來移民的影響，單就服飾來說，貞觀初時“漢著胡帽，胡穿漢裝”的現象就已十分普遍。

（圖 八胡漢交融的服飾）

南方的文化發展也是因北方移民南遷為前提的。許多南方進士的舊貫都是出自北方，如蘇州的楊氏來自同州，泉州的陳氏來自穎川，姜氏來自天水，蔡氏來自濟陽等。

具有較高文化素養的北方士大夫及其家族的南遷，對南方的文化發展和社會變遷具有啟蒙與推動的作用。另外，社會經濟發展必定是人才的湧現和文化的發展的基礎。南方的文化發展也是南方經濟發展的結果。

結語：

從唐代移民的情況，到移民的總體特徵，再到其經濟文化影響，筆者認為歷史就是這樣一脈相承的。唐代移民的結果是社會變化的一個積聚過程，社會流動的增強，不僅推動了北方的社會變革效應，而且促進了南方社會的發展與新特徵的形成。

筆者認為唐代移民不是以一種社會特徵取代另一種社會特徵那樣非此即彼的衝突，而是集各種文明之長的新融合，最終必然體現在社會生活的廣闊領域，並對社會各個領域的發展產生深刻的影響。

另外，撇開唐代移民活動興起的歷史原因不談，單拿移民這一開放性的特點來看，筆者認為就是有歷史借鑑意義的。千年前的中國，早就證實了開放所帶來的發展。唐代的移民攝取了外域的新成分，注入了新氣息，豐富了新活力，帶動全國社會發展乃是歷史的必然。由此，學會開放，堅持開放，是一個國家的發展之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