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門立雪名公多（下）
——《判詞經典》之二十六
朱熹的思想不僅對辛棄疾有所影響，更惠澤了成百上千的門徒。近人陳榮捷雲：“予嘗謂漢代經師學生數千人以後，學徒人數最多者以朱門為首，……及門者四百六十七人，未及門而私淑者二十一人，一共四百八十八人。”其中從遊最久、以死相從，最終得傳朱熹衣缽者當屬黃榦。有趣的是，他也是在一個大雪天裡來投朱熹。《宋史·黃榦傳》的開頭是這樣記述的：
黃榦字直卿，福州閩縣人，父瑀，在高宗時為監察御史，以篤行直道著聞。瑀沒，榦往見清江劉清之，清之奇之，曰：“予乃遠器，時學非所以處子也。”因命受業朱熹。榦家法嚴重，乃以白母，即日行。時大雪，既至而熹它出，榦因留客邸，臥起一塌，不解衣者二月，而熹始歸。榦自見熹，夜不設塌，不解帶，少倦則微坐，一椅或至達曙，熹語人曰：“直卿志堅思苦，與之處甚有益。”嘗詣東萊呂祖謙，以所聞於熹者相質正。及廣漢張栻亡，熹與榦書曰：“吾道益孤矣，所望於賢者不輕。”後遂以其子妻榦。……病革，以深衣及所著書授榦，手書與決曰：“吾道之託在此，吾無憾矣。”
黃榦半生追隨朱熹左右，成為朱熹學術思想的重要助手。朱熹去世後，他致力於確立朱熹的道統地位，宣揚朱熹的“紹道統，立人極，為萬世宗師。”他自己亦“編禮著書，日不暇給”，繼承和弘揚朱熹的思想體系，“弟子日盛”，“朝夕往來，質疑請益如熹時”。後人常常把他之與朱熹，譽之為顏回、曾參之與孔子，這一評價最早見於真德秀《勉齋先生祝文》，其雲：“唯公之在考亭，猶顏曾之在洙泗。發幽闡微，既有補於學者；繼志述事，又有功於師門。”
一如尊師朱熹，黃榦亦“心事有如秋月”，無意仕宦。一如與他齊名的朱熹門人李燔所言：“凡人不必待仕宦有位為職事，方為功業。但隨力到處有以及物，即功業矣。”朱熹逝世後，黃榦“持心喪三年畢”，這才經人舉薦調監嘉興府石門酒庫，又先後知臨川、新淦、安慶、漢陽。所到之處，“治府事，理民訟，接賓客，閱士卒，會僚佐講究邊防利病，次則巡城視役，晚入書院講論經史”。知安慶府時，他曾請命築城以備戰守，《宋史》本傳雲：“後二年，金人破黃州沙窩諸關，淮東、西皆震，獨安慶按堵如故。繼而霖潦余月，巨浸暴至，城屹然無虞。舒人德之，相謂曰：‘不殘於寇，不滔於水，生汝者黃父也。’”
對於理訟治獄，黃榦亦極富天分。臨川地廣民眾，號稱難治，四十餘年無賢令尹，以至積訟成山。黃榦到任後，“每日裁決，觀者如堵”。據《臨川縣誌·名宦傳》記載，黃榦“每五鼓視事至午……逋租積訟委沓，未數月疏滌皆盡”。當他改知新淦時，臨川父老“如失父母”，新淦吏民則“習知臨川之政，皆喜，不令而政行”。《宋史》本傳還留下了他“託夢破案”的傳奇故事：
淮西帥司檄榦鞫和州獄，獄故以疑未決。榦釋囚桎梏飲食之，委曲審問無所得。一夜，夢井中有人，明日呼囚詰之曰：“汝殺人，投之於井，我悉知之矣，胡得欺我。”囚遂驚服，果於廢井得屍。
黃榦的判詞亦好，雖然不見於宋、明刊本《名公書判清明集》，但中華書局版點校本在卷末附錄黃氏判詞三十七道，系從北圖藏元刻本《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輯錄而來。這些判詞，充分展現出黃榦對於朱子之學的刻意勵行以及不凡的聽獄決訟本領。
一曰“一決於公”，“未嘗有所遷就畏避”。開禧三年起，黃榦知臨川三年零二十四天。“臨川風俗素號健訟，豪民滑吏動輒生事，以害良民。情偽萬端，無所忌憚。”“危教授論熊祥停盜”案，就是典型的例子。危教授是當地士人，豪橫鄉里，恃強凌弱。他因強奪熊祥山地不得，遂以停盜之罪誣之，並且控脅州郡官吏，倚恃健訟不已，“必欲重困其家，使之流離轉徙，盡據其家產業而後已”。黃榦認為：“若此之人，不復顧士大夫廉恥之節，而無復惻隱之心，真所謂虎狼蛇蠍者也。”他不畏強權，一決於公，並在判詞中直言：“張官置吏，亦止得據情按法，平理曲直，又豈敢以罪狀未明之人，置之囹圄，以快寄居之意乎！”同時，他還連上三札，堅持要求釋放熊祥。他在《申撫州辨危教授訴熊祥》中所說的一段話，極富原情誅心之意味：
榦竊謂聽訟之道，固當執法，亦當原情。熊祥教人告危教授之子殺人，實緣危教授使人誣告熊祥停藏而起，危教授使人誣告熊祥停藏，實緣危教授欲吞併熊祥地產而起，夫身為士夫，不守三尺，欲白奪鄉民之產業，奪之不得，而欲以停藏之罪加之，使之枉被追擾。人非木石，豈能無不平之心乎？
二曰“以禮折衷，俱得其平”。宋明理學所講的“理”，便是“禮”，所謂三綱五常、仁義禮智是也。按照禮的要求，“既為士人，……自合動循禮法，恪守士行”。而理學家當法官，尤其注重“以禮勸勉”。黃榦為朱子門人曾興宗所寫的行狀，就對他在肇慶府節度推官任上的做法大加讚賞：“凡鄰里有紛爭，必先於君，君以禮折衷，俱得其平，至或輟己物以息訟。人或有犯，未嘗忿嫉，從容訓責，終歸於恕，使自愧服。”黃榦更是如此，“聽訟必以人倫大義斷曲直”。他在新淦任上所作“張運屬兄弟互訴墓田”判，通篇就是“委曲剖析，納之義理”：
祖父置立墓田，子孫封植林木，皆所以致奉先追遠之意。今乃一變而為興爭起訟之端，不惟辱及祖父，亦且累及子孫。今張解元醜詆運幹，而運幹痛訟解元，曾不略思吾二人者，自祖而觀，本是一氣，今乃相詆譭如此，反為門戶之辱。詳此事，深為運幹、解元惜之。世固有輕財急義，捐千金以資故舊者，不以為吝，今乃於骨肉之中，爭此毫末，為鄉閭所嗤笑，物論所厭薄，所爭者小，所失者大，可謂不思之甚。當職身為縣令，於小民之愚頑者，則當推究情實，斷之以法；於士大夫則當以義理勸勉，不敢以愚民相待。請運幹、解元各歸翻然改悔，凡舊所讐隙，一切湔洗，勿置胸中，深思同氣之義與門戶之重，應憤悶事一切從公與族黨共之，不必萌一毫私意。人家雍睦，天理昭著，他日自應光大，不必計此區區也。兩狀之詞，皆非縣令所願聞，牒運幹，並告示解元，取和對狀申。
三曰“抑強扶弱，不宜有偏，安富恤貧，要當兩盡”。這句話出自《申安撫司辨教授訴熊祥事》，黃榦將其稱為“為政之道”。他的諸多判詞都體現了這一精神。例如“彭念七論謝知府宅追擾”判，開頭就旗幟鮮明地指出：
普天之下，莫非王民，雖有貴賤貧富之不同，其為國家之赤子，則一而已。張官置吏，務以安存百姓，而形勢之家專欲騷擾細民，所謂寄居者，既叨冒朝廷官職，寄寓州縣，尤當仰體國家矜百姓之意，今乃倚國家之官職，害國家之百姓，此豈士大夫所當為哉！
在新淦任上，黃榦盡心畢力，理斷民訟，撫卹困窮，不畏強禦，“強者服其威，弱者懷其惠”。例如“徐十論訴謝知府宅九官人及人力胡先強姦”案，他就一眼看穿了“案吏怕懼謝知府形勢，使貧弱之家受此屈抑”的背後隱情，下令重新調查。
胡先供，去年曾與阿張通姦，又稱今年系是和姦。據阿張供通，去年不曾有通姦來歷，今年系是強姦。兩名所供異同，權官即不曾勘對著實，便欲將胡先、阿張同斷。若是強姦，則阿張不應同斷，胡先亦不應止從杖罪決遣。又阿張所供，曾被謝九官人強姦，如此則是主僕通同強姦阿張，情理難恕。今亦不曾追問謝九官人。此是案吏怕懼謝知府形勢，使貧弱之家受此屈抑。再引監阿張，喚上胡先，仍追謝九官人對限。只今如追不到，備申諸司，仍先監詞人起離外處居止。
四曰“文尚體要”，“井有條理”。古語云：“文質彬彬，然後君子。”清廉蒞民，公正篤意，固是對司法者的基本要求，但有沒有一支化繁為簡的筆，將一決於公的裁判充分完美地表達出來，同樣不可或缺。黃榦的判詞就獲得了同朝賢良的高度評價。江西提刑李珏謂：“操行醇正，持論公平，撥煩治劇，井有條理。”提舉常平章良紘謂：“學有師承，文尚體要，更明吏道，甚得民心。”且來欣賞一篇“武楷認金”。
掘土得金，元是武安撫宅基，武楷遂認以為舊物。訪之邦人，乃以為元是天井劉家宅基，武安撫復於上居止。以事理考之，必是劉家之物，蓋藏金於地，為避賊而藏也。安撫方提兵討賊，又何為而藏金於地耶？但武安撫有功於此邦，見之墓誌，未及百年，其子孫零替如此，使人為之悵然。便無認金之訟，官司亦當賙恤。但聞武楷自少不學，家產破蕩，若得錢，又復妄費。公庫置歷，每月批送錢五貫，仍自七月為頭，薄贍其家，以為有功於此邦者之報。
這篇判詞短似小令，卻韻味悠長，值得一品再品。說它短，短就短在敘事經濟，“掘土得金”，四個字就說清楚了案件由來，哪管它是用鍬用鎬？哪管它是在子時卯時？“訪之邦人”，說的是審判方式，大有馬錫五斷案的風致，也因此查明瞭來龍去脈：“元是天井劉家宅基，武安撫復於上居止”；緊接著便“以事理考之”，得出“必是劉家之物”的結論。事已至此，裁判結果呼之欲出，掘土所得之金必是歸於劉家。誰料筆鋒一轉，柳暗花明——念及“武安撫有功於此邦”，以及“其子孫零替如此”，黃榦決定另從公庫撥款，“薄贍其家，以為有功於此邦者之報”。可謂導向鮮明，正應了黃榦自己在“郭氏劉拱禮訴劉仁謙等冒佔田產”判中所說的那句話：“官司理對公事，所以美教化，移風俗也。”最後要說的是賙恤方式，因“聞武楷自少不學，家產破蕩”，擔心其“若得錢，又復妄費”，所以並不一次付清，而是“每月批送錢五貫”。其細緻周全，以至於此。
乾淳正緒，斯文未墜。考亭既沒，西山起繼。
這是元朝胡助《純白齋類稿》當中的一段話，西山，指的是真西山，也就是南宋末期賢臣大儒真德秀。真德秀是朱子門生詹體仁的弟子，應當屬於朱子的再傳弟子，但由於他在朱學發展史上舉足輕重，所以很多書籍稱之為朱子私淑，例如清代中期理學名宿雷鋐說：“先生未得親事朱子，與朱子門人遊，明體達用莫之先焉。故曰朱子之學私淑而得其宗者，先生也。”清初理學家蔡世遠更謂：“有宋道學五子而外，斷推西山為第一，體用兼優，才德俱茂，恨不究其用耳。著作亦第一有功。”
真德秀像。圖片選自《真德秀：賢臣大儒，理學傳人》。
真德秀，字景元，後更希元，號西山，浦城人。慶元五年登進士第，繼中博學宏詞科，累官起居舍人，兼太常少傅，出為江東轉運副使，歷知泉州、隆興、潭州，曾任中書舍人、禮部侍郎、戶部尚書，官至參知政事而卒，諡文忠。真德秀立朝不滿十年，直聲震朝廷，四方文士爭誦其文。其代表作《大學衍義》被歷代帝王奉為圭寶，作為為治之學。例如元仁宗為皇太子時，就曾命詹事王約將其節而譯之，並說：“治天下，此一書足矣。”
真德秀既豐富了朱子學說，又注重踐履篤實，修己化民，政績彪炳。劉克莊《西山真文忠公》中這樣記述他再知泉州、主帥全閩時的情形：
迎者塞洛陽橋，深村百歲之老亦扶杖而出，城中歡聲動地。公曉士民曰：“太守去此十四五年矣，雖泉山一草一木，亦時入思。再叨郡寄，衰病本不能出，念泉人相愛之深，黽勉此來，欲為此邦興利除害，復還樂土之舊而已。”謂官僚曰：“某前帥長沙，嘗以廉慎公勤勉同官，今所當勉，無出於此。”
《名公書判清明集》開篇就是他的三篇勸諭文，分別是：《諮目呈兩通判及職曹官》《諭州縣官僚》以及《勸諭事件於後》，就像是統率全書的總綱領似的。在《諮目呈兩通判及職曹官》中，他提出：“某願與同僚各以四事自勉，而為民去其十害”。何謂四事？曰律己以廉，撫民以仁，存心以公，涖事以勤是也。何謂十害？曰斷獄不公，聽訟不審，淹延囚繋，慘酷用刑，汎濫追呼，重疊催稅，科罰取財，縱吏下鄉，低價買物是也。而在《勸諭事件於後》中，他則提出崇風教、清獄犴、平賦稅、禁苛擾四條約束，自雲“當職於此，不敢不勉”，並要求諸縣知、佐“揭之坐右，務在力行”。
西山嘗謂：“郡計凋敝，無力惠此民，僅有政平訟理二事可勉。苟又不加意，即為不治之州。”因而獄訟之事“無大小必躬親之”，“每據案決訟，自卯至申未已。”一方面，他每受民詞，必以“存心以公”為先務，其雲：“公事在官，是非有理，輕重有法，不可以己私而拂公理，亦不可骫公法以狥人情。”另一方面，他又“無訟是求”，以“崇風教”“厚風俗”為己任。其謂：“當職昨在任日，遇親戚骨肉之訟，多是面加開諭，往往幡然而改，各從和會而去。如卑幼訴分產不平，固當以法斷，亦須先諭尊長，自行從公均分。或堅執不從，然後當官監析。其有分產已平，而妄生詞說者，卻當以犯分誣罔坐之。今請知、佐每聽訟，常以正名分，厚風俗為先，庶幾可革媮薄。”《名公書判清明集》選取真西山判詞兩篇，全在“人倫門”之“孝”的條目之下，可以見其志趣之一斑。茲特推薦“取肝救父”一讀：
百行莫大於孝。郡邑之布宣孝治，尤今日之先務也。詹師尹以父疾弗愈，刲肝膳之，默有所相，旋即更生。其人鄉吏之子也，急親之病，自親其身不愛焉，人子之孝至此盡矣。然以匹夫小吏，能捨生以活其親，闔境士民，聞風觀感，相戒以養，陶成純孝之俗，顧不美歟！詹師尹見此照條支給旌賞外，更特支錢二十千發下，仍委自可知縣與之補充優輕局分，俾得以為孝養之資，亦所以廣風勵之意也。
薪火相傳，代有其人。真德秀的弟子中亦不乏名公，宋慈、劉克莊就是其中翹楚。關於宋慈受業真門的情況，清陸心源《宋史翼·宋慈傳》有云：
慈少受業於同邑吳雉，雉本朱子弟子。慈因得與楊方、黃榦、李方子諸儒論質，學益進。暨入太學，真德秀衡其文，謂其源流出肺腑，慈復師事焉。
至於劉克莊，林希逸撰《後村先生行狀》專門有一段寫他與真德秀的關係，可以說，西山先生不僅傳道授業，還始終護佑著這位愛徒的成長。
甲申，改宣教郎知建陽縣。新考亭之祠，祀朱、範、劉、魏四君子於學宮。庭無留訟，邑用有餘，贈糴賑糶倉二千斛，大書其門曰：“聊為爾民留飯碗，豈無來者續心燈。”西山真公記之。更創西齋，北山陳公篆其匾，為賦《於蒍於》之什。西山在朝，以公“學貫古今、文追騷雅”薦。西山還裡，公以師事，自此學問日新矣。……西山帥閩，以機幕闢，除將作簿兼帥司參議官。……西山知公吏才高，府事一切委之。……九月，除宗正簿。西山喜曰：“方是本色。”公在麟寺，南塘為卿，遊二公間，以文字相得懽甚。西山夢奠，乞假會葬，不許。
劉克莊與宋慈亦是摯友。宋慈先祖本是邢人，“宋氏自唐文正公傳四世，由邢遷睦。又三世，孫世卿丞建陽，卒官下，遂為邑人”。劉克莊任建陽縣令時，宋慈恰在故里守父孝，兩人得以相識相交。劉克莊回憶說：“餘為建陽令，獲友其邑中，豪傑而尤所敬愛者，曰宋公惠父。時江右峒寇張甚，公奉辟書慷慨就道，餘置酒賦詞祖餞，期之以辛公幼安、王公宣子之事。公果以才業奮歷中外，當事任，立勳績，名為世卿者垂二十載，聲望與辛、王二公相頡頏焉。”
關於劉克莊與宋慈的判詞，我會另有專文評述。至於本篇開頭小島毅所說的“蔡杭”，一說實為“蔡抗”，究竟是“杭”還是“抗”，也算一樁公案。但此公在《名公書判清明集》裡算得上一個重鎮，倒是不容分說。下一篇我們會專門說說他。
來源：人民法院報
作者：李廣宇丨編輯：張孟 林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