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拗性舊秋崖
——《判詞經典》之三十
《清明集》裡還有一位判詞高手，喚作秋崖。秋崖是號，本姓方，名嶽，字巨山，祁門人。卻說這方岳，本色竟是一位詩人，有《秋崖小稿》行於世。錢鍾書《宋詩選注》一口氣選了他三首，並有這樣的評價：
南宋後期，他的詩名很大，差不多比得上劉克莊。看來他本來從江西派入手，後來很受楊萬里、范成大的影響。他有把典故成語組織為新巧對偶的習慣，例如元明以來戲曲和小說裡常見的“不如意事常八九，可與語人無二三”這一聯，就是他的詩。
錢鍾書說的那首詩叫作《別子才司令》，全文是這樣的：“不如意事常八九，可與語人無二三。自識荊門子才甫，夢馳鐵馬戰城南。”寫這首軍旅詩時，方岳剛出道不久，擔任兵部侍郎、淮東制置使兼知揚州趙葵的幕下幹官。端平二年，窩闊臺率蒙古大軍南侵，兩淮邊防亦緊，高郵就暴發了軍哄事件，方岳受命平定其變，“戮首惡數人，一城帖然”。趙葵曰：“儒者知兵，吾巨山也。”
決獄圖，高羅佩繪，選自Der Affe und der Tiger
不過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另一首《甘蔗》，其詩云：“老境於我漸不佳，一生拗性舊秋崖。笑人煮簀何時熟，生啖青青竹一排。”“一生拗性”，真是活脫脫地畫出了他的性格。有意思的是，方岳的“拗性”，還專愛衝著當朝丞相去撒。第一個撞上槍口的是史彌遠。據洪焱祖《方吏部嶽傳》講，“嶽七歲能賦詩”，長入郡庠，“文章氣概名天下”，不意在科舉考試中因為語侵史彌遠，吃了大虧。方回在《跋方秋崖壬戌書》中講：“邵定壬辰，秋崖別省第一人，殿試本亦第一，以語侵彌遠，為甲第第七人。”
史彌遠之後是史嵩之。《方吏部嶽傳》雲：“先是，史嵩之在鄂渚，王楫劃江協和，嵩之主和議。秋崖代葵稿書，責嵩之，以此取怒。”後來嵩之入相，方岳乃遭挾嫌報復，致使在家閒居四年之久。四十九歲時，好不容易才東山再起，除知南康軍，但他仍舊脾性不改，又在此任上與另一權相、時任京湖制置使兼湖廣總領的賈似道大幹一場。《方吏部嶽傳》記此事甚詳：
知南康軍，郡當楊瀾左蠡之衝，風濤險惡，置閘以便泊舟。湖廣總領所綱梢，據閘口，邀民錢萬，始得入閘。民船有覆溺者。取綱梢榜之百。京湖閫兼總領賈似道怒，謂無體統，移文令岳具析。嶽怒謂：湖廣總領所，豈可於江東郡尋體統？大書判數百語，有曰：“豈不知天地間有一方岳。”
乾隆時人陳淼說：“觀其復賈似道書，有曰‘豈不知天地間有一方岳’，斯言非惟使當日權奸喪魄，雖千載而下，讀之猶覺凜凜然有生氣。”方岳復賈似道書的全文，周密的《齊東野語》中有記載，讀來真是蕩氣迴腸。
總領雖大，湖廣之尊；南康雖微，江東列郡。當職奉天子命，來牧是邦，初非總領之幕客，亦非湖廣之屬郡。軍無紀律，騷動吾民；國有常刑，合從斷遣，此首臣職也，于都吏何與焉？
據說，“賈公得牒，不勝其憤，遂申朝廷，乞行按劾。於是朝廷俾嶽易邵武以避之。去郡日，有士人作大旗，書一詩以送之，曰：‘秋崖秋壑兩般秋，湖廣江東事不侔。直到南康論體統，江西自隔兩三州。’”
所謂“秋崖秋壑兩般秋”，秋崖自不待說，秋壑則是賈似道的號。“兩般秋”，一秋是君子，一秋是小人，但君子與小人鬥，敗下陣來的總是君子。所謂“直道難行而詭遇易售，正不足以勝邪，大抵然也”。但方岳所要面對的小人，後面還有，也是一位國相，藍面奸臣丁大全是也。那是在寶祐四年，得右相程元鳳舉薦，方岳出知袁州，不久，丁大全為右相兼樞密使，“以書屬事”，令方岳為他“差船”“買釘”，以造私宅，方岳“不從”。丁大全乃嗾使江州制置副使袁玠劾罷方岳官職，甚至奪其考功印歷，逼其“售田業償之”。方岳於印歷之上忿然題詩：“一錢太守今貪吏，五柳先生歙富民。”自此再無出仕之意，年六十四卒於故里荷嘉塢。
許多年後，清代一位叫李汛的，還在為秋崖的“禾生於莠”不勝唏噓：
嗚呼！先生之道雖晦於當時，先生之文則顯於今日，不亦慰哉！雖然，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觀其不與相使之求，廉也；不應客將之請，重也；不入淮閫之幕，介也；不準荊閘具析而還其文，剛也；餕（軍）舟橫境而榜之百，嚴也；廷對不諱，鯁也。特此屢挫而氣不撓，雖困而節不移，屹然壁立，不可以犯，非自孟氏泰山岩巖中來邪！此尤為後人者之所當法。
這樣一種剛介執拗、不畏強權的性格，天生就是做法官的材料。方岳仕途雖然短暫，但在歷任南康、邵武、袁州太守期間，充分展現了他理訟治獄的非凡才能。《名公書判清明集》選錄他的判詞不算最多，但質量很高，獨具特色。有意思的是，這些判詞一反他“拗性”的本色，處處可見力透紙背的寬恕與仁厚。方岳亦是理學家，私淑朱子之學。巧合的是，他作為地方主官的第一個治所南康軍，亦曾是朱熹做太守的地方。更巧的是，他們倆都是四十九歲那年入境南康。像他的前任一樣，他也倡導仁政，關心民瘼，“聖朝本仁厚，鼠輩亦吾兒”，“天與君王共一仁，只將仁與物為春”，是他的治世理想。移風易俗，教化為先，這在他的判詞中歷歷可觀。例如在袁州任上，他有一道“懲教訟”判，立誓“為爾袁一洗之”，追回韓愈任太守時的淳厚風俗：
袁自韓文公時，稱為民安吏循，守理者多，則其風俗淳厚，蓋已久矣。不知何時有此一等教訟之輩，不事生業，專為囂囂，遂使腦後插筆之謠，例受其謗。為長吏者，要當為爾袁一洗之。太守入境之初，猶未交印，紛然遮道，諭遣復前，已厭其為喜訟矣。有一髽者，試呼而問之：“年幾何？”曰：“十二。”“能書乎？”曰：“不能。”“則狀誰所書也？”曰：“易百四郎。”心已知其為教訟之人，不可不追。問所以，則又有甚焉。蓋易從書鋪也，豈不知年尚幼，法不當為狀首，而教之訟，其罪一。陳念三，後夫也，法不當干預前夫物業，而教之訟，其罪二。新知縣方到，未給朱記，法不當為人寫狀，而教之訟，其罪三。初開杖封，政當斷以奸猾，以厚風俗。從輕杖一百，枷項本州，其四縣各令眾五日，鏤榜曉諭。後有教訟，非杖一百所能斷也。勉自改業，毋犯有司。
又有一道“禁賭博有理”的榜文，也是從整治民俗出發：
四民之所不收，百害之所必至，始而賭博，終而盜賊；始而嬉戲，終而鬥毆；始而和同，終而必爭。敗事喪家皆由此始，固官司之所必禁也。然禁戢者有司之責，信必者當職之令，有敢狃於習俗，視為故常，官有明條，決脊無容恕。備榜曉諭：輸錢人自首，特原其本罪，追還其錢，卻將贏錢人依條斷令。
在這道榜文中，一方面明確宣佈對於賭博惡習“官有明條，決脊無容恕”，另一方面，又給足從寬政策，申明如果“輸錢人自首”，不僅可以“原其本罪”，政府還幫其“追還其錢”，只是“將贏錢人依條斷令。”
在具體個案中，“亦可謂極其寬恕矣”的例子亦比比皆是。例如“進納補官有犯以凡人論”判：
既是曾仕宦，必知上下之分、賓主之禮、朝廷之法也。一監稅見州郡，禮固有數，乃敢大庭廣眾極口肆罵。入公門鞠躬如也，固如是乎？劉監稅雖小官，然而袁州見任也，奉命守職，開鎖放船，而乃兩人露巾扭拽，以至州衙，殊駭聞聽。據諸僕所供，乃知是妄。一進納、七色補官，有犯以凡人論，而敢猖狂至於此乎！且其自書曰承信郎，而諸僕以為進武校尉，則是詐稱官呼矣。張指使觀其酒如已醒，請來問。
一個透過繳納錢糧買取官爵的小吏，不僅撕扯履行職務的官員的官服，甚至大鬧郡府，經訊問他的僕人，還存在“詐稱官呼”的問題。方岳雖然覺著“殊駭聞聽”，但卻沒有急著發威，因見其是酒後生事，便吩咐張指使待他酒醒後再加審問。案子查清楚了，結果卻是放人，背後究竟是如何考量的？方岳在“免繳出身文字斷僕訖申曹司並申部照會”判中寫得非常清楚：
鬻爵多財，士類所不齒。然既已從仕，便當循規守矩，顧乃猖狂妄行，自同小輩。當職雖不肖，然袁州朝廷之一部，入公門如不容，而大聲疾呼，略無忌憚，是無州郡也。劉監稅奉州郡之命，點放船隻，有司之守也。何物小吏，敢毀其冠、裂其衣，通都大衢，觀瞻甚駭，是無有司也。朝廷爵級，所以勵世磨鈍，豈容妄自增加。校尉也而輒稱承信，是無朝廷也。無州郡可也，無有司可乎？無有司可也，無朝廷可乎？本合繳出身文字，申朝廷、取指揮，又念千鈞之弩，不為鼷鼠發機。案以綾紙責還，令其逐項交領。其點到客貨客船亦一併還之，並取領附案，兩僕僉廳決二十，放。當職所以待之，亦可謂極其寬恕矣，然觀此輩，必一小人，道遇洪都，安知其不妄有陳溷。備具本末申漕司，並申部照會。
方岳手下留情的主要考慮是：“本合繳出身文字，申朝廷、取指揮，又念千鈞之弩，不為鼷鼠發機。”通俗一些講，就是“殺雞焉得用牛刀”。酒後失態，大鬧府衙，說大也大，說不大也不大。方岳的判詞，規矩講得不能再明白了，他覺得這也就夠了，法律之弩，還是留待射向那些更值得一射的豪橫奸徒罷。
得饒人處且饒人，不是遑顧是非，不是放棄原則，不是恂私枉法，而是有著更為寬廣的仁厚之念。來看一道“訴族人行盜”判：
駱伯友訴所失，不過錫瓶、布袋耳，而搜之族，則功緦之親也。昔人有遭盜者，曰：“幸深夜無人知，吾若執爾，遂使爾終身受盜賊之名，吾不忍也。”彼於凡人尚能如此，而況同曾大父之叔姪乎！遂使干連者數人，繚繩者數月，學者不如此也。學司除學籍，餘人放。
“吾若執爾，遂使爾終身受盜賊之名，吾不忍也。”古人的這一理念頗為發人深思。蓋刑罰之具，在於懲惡揚善，維護良好的社會秩序，但若“錫瓶、布袋”者流，動輒送獄，獄滿為患不說，那人也一日為賊，終身為賊，遂為社會之對立面矣。尤為恐怖之處在於，其背後例有受其牽連之親故，則負面情緒難保不會以幾何級數無限放大。此維穩乎？此為不穩乎？
方岳之為方岳，決非一意從寬，而是當寬者必寬，不當寬者毫不含糊。而在這寬與不寬之間，則透出厚人倫、美教化的鮮明導向，成風化人，潤物無聲。這方面的經典之作，當推“祖母生不養死不葬反誣族人”判：
阿王生而孤老，所當供養者其子孫也；死而葬埋，所當經理者其子孫也。子孫零落，獨有一胡師琇尚存，乃飄棄出家不顧。祖母生則族人養之，死則族人葬之，為師琇者，尚何面目立天地之間哉！族人裒金而葬，以其不利也而遷焉，與其他發掘塚墓不可同年而同語也。使當職處此，遷葬者本自無罪可科。今所司既為將兩人勘錮，監遷原處，為師琇者亦可已矣，至經上臺，囂訟不休。然則養其祖母，葬其祖母者，乃師琇之仇人邪？不可謂知恩報恩者矣！此蓋販賣丘中之骨未滿其意。親死之謂何？又因以為貨，不孝者也。在法：“供養有缺者，徒二年。”此師琇祖母在時之刑也。“骨肉相棄，死亡不躬親葬斂者，於徒二年上重行決配。”此師琇祖母死時之刑也。罪在“十惡”之地，從輕杖一百，編管鄰州，申，照會。
生不養死不葬，律有明條，罪有應得。被誣的族人，正是生則養其祖母，死則葬其祖母之輩，“自無罪可科”。本案的難點，在於做善事的族人因為覺得不吉利，又將其祖母的墳墓遷葬。胡師琇正是抓住這點，以“發掘”墳墓之罪將其訴至官府。祖墓神聖，不可侵犯，法之所禁，自古而然。《清明集》中，亦不乏此類訟爭。蔡久軒“一視同仁”判就雲：“豈特姨奶墳不可動，雖古墓亦不可動也。國家法律，一視同仁，豈有所輕重哉！”族人畢竟動了人家的祖墓，具備“發掘”墳墓的行為要件，換作一般官吏，當會依律定罪，但方岳卻作出截然相反的裁決，認為“與其他發掘塚墓不可同年而同語也”。他的高明之處就在於，不是隻盯著法律的具體條款，而是本其事，原其志，輕重相舉，以德坊民。
古人講：“法有正條，理宜科結。”但法律絕不僅僅只是指某個具體條款，法律是一個完整的體系。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攻其一點，不及其餘，看似依法，很可能恰與法律的精神背道而馳。方岳無疑具備很強的體系思維，這也是他能夠“不畏浮雲遮望眼”，法理事理情理理理相通的重要基礎。我們此前說到過的“契約不明，錢主或業主亡者不應受理”判，就是一個突出例證：
讀刑臺臺判，洞燭物情，亦既以郟氏為不直矣。然郟氏非，則湯氏是，二者必居一，於此而兩不然之，舉而歸之學官，此湯執中之所以不已於訟也。披閱兩契，則字跡不同，四至不同，諸人押字又不同，真有如刑臺之所疑者，謂之契約不明可也。在法：契要不明，過二十年，錢主或業主亡者，不得受理。此蓋兩條也。謂如過二十年不得受理，以其久而無詞也，此一條也。而世人引法，並二者以為一，失法意矣！今此之訟，雖未及二十年，而李孟傳者久已死，則契之真偽，誰實證之，是不應受理也。合照不應受理之條，抹契附案，給據送學管業。申部照會。
能將“法意”融會貫通，此其一也；能夠將“法意”準確完美地表達出來，此又一也，二者缺一不可。方岳族裔方謙嘗雲：“文豈易言哉，亦豈易傳哉！”方岳的詩詞文章能夠代代相傳，除了其性格為人之“雄才奇氣”，文字本身之“以意為之，語或天出”，也是一個重要因素。秋崖之好，好就好在不僅詩好，詞也好，判詞更好。這道“寺僧爭田之妄”判，就具有“天出”之美，那一連十“妄”，既營造出一股排山倒海之勢，又有如一根絲線，將紛紛然諸般情狀，串聯得井然有序：
妙緣院可謂無理而嚚訟者矣。執出砧基，獨無結尾一板，安知非經界以前之廢文，去其歲月，以罔官府之聽乎？其妄一也。以此難之，則曰紹興十九年，江西經界已成，此其年之砧基也。既無歲月，何憑為紹興十九年之砧基乎？其妄二也。假如其說真為經界文書，而吳承節公據，又在紹興三十年，如此則前十年之文書，久已為廢紙矣，其妄三也。吳承節公據，乃官司備坐勑旨，將沒官戶絕田出賣，明言：“承買妙緣院違法田產”，時則此田，乃沒官之田，非常住之業，其妄四也。出賣沒官之田，乃是紹興二十八年指揮後之公據，請買之時，歲月正合，而謂之強佔，其妄五也。吳氏納錢於官，初非買田於寺，而謂寺院香火不絕，斷無賣之理，其妄六也。自紹興三十年，至淳祐十二年，凡九十三年為吳氏之業，而一日興詞，其妄七也。合而言之，次田乃妙緣院違法沒官之田，官司之所召賣者，於寺僧何與焉？違法於百年之前，嚚訟於百年之後，其妄八也。批閱案卷，凡經五斷，而章司戶所擬，特為明允。寺僧敢汙以貨，謂之恕斷，其妄九也。以“交易法”比類言之，“契要不明，而錢業主死者，不在受理。”今經百年，吳氏為業者幾世，寺僧無詞者幾傳，而乃出此訟，其妄十也。僧中羅剎，非斯人也而誰？本合重科，以赦漏網。吳承節執據管業，妙緣砧基批鑿給付，如敢頑訟，則訟在赦後，幸不可再矣！門示。
明朝的時候，盛時選將出按遼左，臨行前見到張四維自《永樂大典》撮錄之《名公書判清明集》，取而閱之，謂“讀律者必知此，庶幾讞擬不謬”，遂攜入遼。讞擬，也就是我們所說的撰寫裁判文書。又是許多年過去了，當我們今天知道了方岳以及方岳同僚們的這些判詞，庶幾也會有所收穫罷。
來源：人民法院報
作者：李廣宇丨編輯：李高凱 林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