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主席逝世已有多年，我（談家楨）對他的思念與日俱增。這種思念隨著歲月的消長，又從感情上升為理念。
我十分推崇德國物理學家曼克斯·普朗克說過的一段話:
“科學是內在的整體。實際上存在著由物理到化學，透過生物學和人類學到社會科學的鏈條，這是一個任何一處都不能打破的鏈條。”
我認為:如果生命科學是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橋樑，那麼，神經生物學便是使兩者互相溝通的關節點。神經生物學的研究，不僅能帶動自然科學向前發展，而且可以讓社會科學向前推進。神經科學已成為現代科學領域中最有希望、最富有生氣的生長點。
我同時還認為，毛澤東的《實踐論》和《矛盾論》 (簡稱“兩論”)，是毛澤東革命實踐的總結，也是顛撲不破的科學真理。“兩論”中關於實踐的觀點和唯物辯證的觀點，“不僅在遺傳學的發展史中已得到充分的體現，而且也是指導遺傳學發展的科學真理。”
“兩論”是毛澤東比較系統和全面地闡述自己的哲學世界觀的兩部著作。
時值20世紀40年代，毛澤東繼發表《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和《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以後，把政治路線問題提高到哲學世界觀、認識論和方法論的高度。“兩論”的發表，也是從哲學上對兩次國內革命戰爭進行了總結。
《實踐論》著重論述了認識與實踐、知與行的辯證關係。
毛澤東指出:社會實踐是人們認識的來源。由於人類社會的生產活動是由低階向高階發展的，因此，人們的認識不論對自然界方面還是對於社會方面，也都是一步一步地由低階向高階發展，由淺入深，由片面到更多的方面。
由此得出結論：只有人們的社會實踐，才是人們對外界認識的真理性的標準，判定認識或理論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觀上覺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觀上社會實踐的結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標準只能是社會的實踐。實踐的觀點是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觀點。”
毛澤東透徹地論述了馬克思主義認識運動的唯物的辯證的基本觀點，強調了實踐在認識過程中的地位作用。
半個世紀以後，我將《實踐論》的觀點運用到對遺傳學發展史的認識上。我曾寫過一篇名為《毛主席的“兩論”使我受用不盡》的文章，發表在1993年11月3日的《科技日報》上。我在文章中寫到:
人類在自發地儲存和改進原始動、植物的過程中，逐漸從經驗中積累了有關分離和繁殖的知識，不自覺地學會了改良動、植物品種的方法，並逐漸培養出有利於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家養動物和栽培植物，改良了生物的習性。這是遺傳學知識最早在實踐中的應用。
孟德爾在前人生產和科學實踐的基礎上，概括了自己在豌豆雜交試驗中某些性狀的分離現象，發表了遺傳學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植物雜交試驗》一文，從而揭示了遺傳學上的兩個基本規律，即基因分離律和獨立支配律。
隨著遺傳學規律的揭示，育種手段日益多樣化，導致20世紀30年代的第一次綠色革命，大大提高了農產品的產量和質量。50年代開始，由於發現遺傳物質的DNA分子基礎和三個核苷酸決定一種氨基酸的遺傳密碼等遺傳學突破性的進展，遺傳學史上又發生了重大的變革。
遺傳學在分子基礎上進入了不同物種間基因可以相互轉移的遺傳工程時代。從此，遺傳學不僅為細胞分化、生長髮育、腫瘤發生等有關高等生物基礎研究提供了有效的實驗手段，而且開闢了遺傳學應用於生產實踐及人類生活的新紀元。
毛澤東在《矛盾論》中，深刻地闡述了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的對立統一這個根本法則。
在論述兩種宇宙觀的對立時，毛澤東指出:唯物辯證法認為，事物的內在矛盾性是事物發展的根本原因，一事物和他事物的互相聯絡和互相影響則是事物發展的第二位原因。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內因是變化的根據，外因透過內因起作用。
毛主席說:“......雞蛋因得適當的溫度而變化為雞子，但溫度不能使石頭變為雞子，因為二者的根據是不同的。”的確如此，溫度不僅不能使石頭變為雞子，也不能使鴨蛋變為雞子。生物體發生變異的內部原因是基因突變、染色體畸變和基因的重組。而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如冬性小麥和春性小麥是遺傳上不同的品種，在自然條件和人工條件下誘發而形成的。春性小麥田裡可混雜著冬性小麥種子或出現冬性突變。在冬天裡栽培春性冬小麥植株，顯然是因為冬性溫度選擇了突變型或混雜其中的冬性型，反之亦然。這裡的特定溫度是起了選擇作用而非誘變作用。
又如高矮水稻，其內部基因不同，它們能夠成長為高矮水稻還需要一定的外因(條件)。外因透過內因起了作用，水稻才能表現出遺傳的性狀。
遺傳基因是不能撇開外因，單獨起作用的。在遺傳學上，基因是內因，表現型是內因加外因 (環境條件)。可以這樣認為，毛澤東的矛盾論與遺傳學一百多年的發展史是一致的。
時至今日，在我那堆滿書籍的案頭上，仍然放著毛澤東主席的那兩篇著作:《實踐論》和《矛盾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