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我會見蔡暢時，她是整個政府機構婦女部領導人，並全面負責向婦女委派工作和授予權威。
在巴黎和莫斯科留學之後，她成了國民黨的領導成員之一，1926年，北伐戰爭時期她二十六歲，被任命參加國民黨總政治部的第一位婦女。
兩年之後，她成了參加共產國際的代表。在抗日戰爭期間和抗日戰爭結束之後，她領導共產黨的婦女工作，並且成為解放區婦女聯合會主席。
她組織了中國從未舉行過的第一次全國婦女代表大會，會議於1949年3月24日開幕，4月3日閉幕，她在這次會議上當選為當時成立的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主席，該聯合會聲稱有二千多萬成員。
她是選入一個有二十一名成員的常務委員會的唯一婦女代表，這個常務委員會是為1949年9月21日召開的政治協商會議作籌備工作的，她成了參加這個機構的七名共產黨員之一。在這次會議上，她被選入有八十九名成員的主席團。
這個主席團只有像孫逸仙夫人這樣的很少幾名女代表。並且被選入有五十八名成員的政務院，其中包括周恩來夫人和孫逸仙夫人，她們是僅有的兩名婦女委員。在1949年早些時候，她訪問了布拉格，出席了一次和平會議。
12月1日至7日，她主持了在北京召開的亞洲婦女會議，來自二十四個國家的代表參加了會議，美國的保羅·羅伯遜小姐也參加了會議。
從1948年至1953年，她擔任中華全國總工會婦女工作部部長，並擔任總工會常務委員會委員，在此之前。她曾於1945年當選為中共中央委員，擔任中央婦女工作委員會的第一書記。從1949年至1954年，她是湖南代表並被選為人大常委會委員。
《亞洲名人錄》說，1935年之後某個時候，她曾到蘇聯去治病，但我不知道這可能是什麼時候。
蔡暢同李富春結婚。李富春大約生於1898年，於1922年在法國加入共產黨。在共產黨地區被封鎖期間，他於1941年領導了大生產運動。他還是第一個五年計劃的主持人。
1953年，他訪問了莫斯科。1956年當選為共產黨政治局委員，並從1958年起在中共中央書記處任職。
共產黨人在中國的威信在很大程度上出自於有一些共產黨人實現了美滿成功的婚姻，例如周恩來和鄧穎超，蔡暢和她丈夫的結合都是人們所稱道的。
蔡暢是在法國同李富春結的婚，李富春很沉靜、很有紳士風度、身材相當瘦小、舉止平易近人。
1936年之後有一段時間，他曾擔任陝甘寧邊區政府主席，1946年，他在東北擔任所有共產黨領導的軍隊的政治部主任。1949年，他在東北當選為新政府的負責人之一，並且很快就在周恩來的領導下當了副總理。
他明顯反對政府領導人高崗。高崗被革職，後來根據報界報道高崗被已自殺。
蔡暢的個人經歷表明，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具有令人難以相信的生命力。
我1900年生於湖南湘鄉縣。我的家是個小地主，但到我出生的時候已經破產。我父親在清末建立的上海國家兵工廠當職員。然而，他掙的錢養活不了他在湖南的家，也沒有一個孩子能上學。我是家裡最小的孩子，我有兩個哥哥和兩個姐姐。我母親為供養幾個孩子上學，不得不賣掉了自己的嫁妝。她出生於湖南貴族階級家庭。
她的外公是著名的曾國藩的親戚。
我的祖父在鎮壓太平軍起義期間，在曾國藩手下任營長。
在我童年的時候，我的生活是很艱苦的，因為我父親是個大壞蛋，我們小孩都因為他拋棄我們的母親而恨他。
然而，我母親是她那個時代的一位使人驚異的婦女。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時她已五十多歲，但辛亥革命的影響使她下決心不僅要讓孩子們上學，而且她自己也要上學。她把自己的衣物和嫁妝裡的金銀祖傳物全部賣掉，以便手裡有一點錢，使我們四個小孩能上一年學。
這時，上學的費用很低。膳宿費廢除了，只要付書費。我母親和我哥哥蔡和森上了小學高年級，我上了低年級。我的妹妹學習刺繡和縫紉。
上了一年學之後，我們就沒有錢了。我大姐是一位三十歲的寡婦，她有一個女兒。她在我們家破產之前結的婚，因此有她自己的嫁妝。我大姐對她丈夫的家庭很不滿意。她不顧他們的阻撓，賣掉了她的嫁妝，支援我們上學。
我母親和我的兩個姐姐都纏過足，但我的腳從未纏過，因為到我的童年時期，纏足的習慣早已改進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