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的一天上午，北京安定門外，突然來了一群扛著鐵鍬和鋤頭的人。走在最前面的人，名叫曹恩棠，他是北京市政府的工作人員。而在曹恩棠的身後，則跟著當地農會幹部帶來的十幾個精壯小夥子。
不一會兒，曹恩棠就帶著大夥走到安定門箭樓東邊的一塊地方。站在那裡仔細觀察了一下方位，曹恩棠便對著大夥說道：“如果檔案上沒有記錯的話，應該就是這裡了！現在咱們就開始挖，請大家一定要小心，動作一定要輕！”
說完這句話之後，曹恩棠就開始指揮那十幾個扛著鐵鍬和鋤頭的精壯小夥挖了起來。整整一個上午過去了，大夥在那塊地方挖了20多平米的土地，可是什麼也沒有找到。這讓十幾位精壯小夥有些洩氣，他們對曹恩棠認定的地點表示了懷疑。
眼看到了吃午飯的時候，曹恩棠便讓大夥先吃午飯，吃完午飯之後接著向四周擴充套件挖掘。然而，讓曹恩棠沒有想到的是，大夥又挖了一個下午，可依然沒有收穫。
在一無所獲的情況下，曹恩棠只好讓大家回家休息，明天再來。到了晚上，曹恩棠回到辦公室和幾個同事重新核對了一下檔案，並通宵達旦地研究制定了明天的挖掘方案，一直到深夜才休息睡覺。
第二天，天剛矇矇亮，曹恩棠就急匆匆地趕到了安定門箭樓外的東側，繼續指揮大夥向四周擴充套件挖掘。這次，為了確保萬無一失，曹恩棠還採取點面結合的方式，讓大夥間隔幾步的距離朝下挖。
同時，曹恩棠還再三對大夥強調：“同志們，我昨天晚上重新核對了一下檔案，就在這個地方，絕對沒有錯！”就這樣，大夥又開始熱火朝天地挖了起來。挖著挖著，有人突然發出了一聲驚叫——找到了，找到了！
聽到這句話，曹恩棠急忙跑過去檢視——是一塊人的頭顱骨。於是，曹恩棠急忙招呼大夥，讓大夥集中在一起挖掘。慢慢地，隨著挖掘工作的不斷深入，曹恩棠指揮大夥一共挖掘出來了15具遺骨。
望著這15具遺骨，曹恩棠和大夥不由得流下了傷心的淚水，因為他們心中都知道這是15位烈士的遺骨。不過，曹恩棠有點納悶——根據檔案的記載，這裡應該有18位烈士的遺骨，為什麼只找到了15具遺骨呢？還有3具烈士遺骨到哪裡去了呢？
後來，曹恩棠經過調查才知道，原來在18位烈士英勇就義之後，有3位烈士的親屬偷偷把親人的遺體挖出，運到了其他地方埋葬。由於地貌環境變化很大，埋葬地點也沒有做標記，所以親屬已經無法找到3位烈士的埋葬處了。
在搞清楚這一情況之後，曹恩棠很快將找到烈士遺骨的情況，報告給了時任北京市政府秘書長的薛子正。緊接著，薛子正帶著烈士們的親屬來到了挖掘現場辨認身份。最先被辨認出來的是王荷波烈士。
因為王荷波烈士生前身材高大，體格特徵明顯，再加上他生前曾穿過的那雙魚鱗底皮鞋，所以親屬很快就認出了王荷波烈士的遺骨。在此之後，其他14具烈士遺骨也陸續得到了確認。隨著王荷波等15位烈士遺骨被確認，挖掘現場響起了徹人心扉的哭泣聲。
在一陣陣哭聲中，薛子正、曹恩棠等人帶頭向王荷波等烈士的遺骨默哀致敬，以表達自己心中的敬仰和哀思。此後，醫護人員將王荷波等烈士的遺骨一一裝殮在精美的黑壇罐，同時用紅布將黑壇罐妥善包裹起來，紅布上還註明了烈士的姓名。
在尋找王荷波等烈士遺骨的工作結束之後，時任北京市副市長的吳晗，急忙將找到王荷波等烈士遺骨的事情報告給了周恩來。周恩來聽聞這個訊息之後，頓時流露出了悲痛的神情，他立即指示將王荷波等烈士的遺骨移葬於八寶山革命公墓。
原來，尋找王荷波等烈士遺骨，是周恩來前不久親自向北京市政府作出的指示。當時，周恩來還表示在找到王荷波等烈士遺骨之後，他要親自主持移葬典禮。周恩來和王荷波烈士在長期的革命鬥爭中，結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誼，而且周恩來一直把王荷波烈士視作自己的老大哥。
王荷波，原名王灼華，1882年5月出生於福建省福州市。幼年時期的王荷波，由於家境貧寒，所以他只讀了兩年私塾，便回家幫助父親分擔家庭生活的重擔。後來，隨著年齡的慢慢增長，不安於現狀的王荷波毅然決定獨自出去闖蕩。
在外出闖蕩的日子裡，王荷波當過水手、做過苦工，體會到了生活的辛酸。1916年，王荷波隻身來到南京，考入浦鎮機廠（今中車浦鎮公司）當鉗工。在此期間，王荷波和工友們受盡了資本家的虐待和壓榨。慢慢地，王荷波心中慢慢產生了鬥爭反抗意識，這為他日後走上革命道路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1919年，五四愛國運動爆發，身在南京的王荷波立即組織工友們，衝破重重阻撓和障礙，走上街頭遊行示威，以聲援學生愛國運動。從這個時候開始，王荷波就深深地認識到，只有工人們緊密團結起來，才能取得反抗壓迫鬥爭的勝利。這樣一來，王荷波便開始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人運動之中。
當時，王荷波帶領工友們在提高工資待遇、改善工作環境等諸多方面，與資本家開展了卓有成效地鬥爭。1921年3月，在積累初步鬥爭經驗之後，工人們自發成立了工會組織，並推選王荷波為工會會長。後來，在王荷波的不懈努力下，工會成為了維護工人合法權益的堅強後盾，受到了工人們的極力擁護。
與此同時，待人誠懇、任勞任怨的王荷波，也受到了廣大工人們的廣泛尊敬和愛戴1921年5月，在王荷波四十歲生日的這一天，工友們抬著一塊寫有“品重柱石”四個金色大字的大紅漆木匾來到了工會。在工人們的齊聲歡呼中，這塊木匾被高高懸掛在了工會的活動場所之中。可以說，這是工友們對王荷波最真誠的敬意和評價。
1921年年末，曾參與領導隴海鐵路工人大罷工的羅章龍，在南京被敵人抓捕。王荷波聽到這個訊息之後，他立即率領工人們開展罷工鬥爭，以逼迫敵人將羅章龍釋放。這樣一來，王荷波就與黨組織取得了聯絡，並於1922年6月如願加入了黨組織。此後不久，王荷波在南京浦鎮組建了黨小組，從而加強了對當地工人運動的領導。
根據羅章龍晚年回憶：“他（王荷波）留我住在他家中，得以日夜促膝懇談，他熱情豪爽，敢作敢為，非常贊成勞動組合書記部事業，很快我們就成為事業上的摯友。就在這年，他率領工會加入了北方勞動組合書記部，他本人也由我介紹在北京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成為津浦路鐵路工會第一個工人黨員。”
在這段時期內，受黨組織的指派，王荷波還成為了津浦鐵路總工會籌備組的負責人。當時，為了組建津浦鐵路沿線徐州、濟南、天津等站的鐵路工會，王荷波冒著被敵人逮捕的危險而南北奔波，為津浦鐵路總工會的成立和發展作出了很大貢獻。
1923年，在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期間，王荷波積極響應京漢鐵路的工人兄弟們，他在南京浦鎮組織了水陸兩路工人罷工。隨著工人運動聲勢如潮，作為工人運動領袖之一的王荷波，逐漸成為了敵人的眼中釘、肉中刺。特別是在敵人制造震驚中外的“二七慘案”之後，敵人更是想要將王荷波置之死地。
當時，考慮到工人運動的大局勢，以及王荷波的生命安全，組織便將王荷波調離了南京浦鎮，安排他到山東濟南、青島等地秘密開展工人運動。1923年6月，王荷波來到廣州參加了第三次代表大會，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當時，王荷波和陳獨秀、毛澤東、蔡和森等人在一塊學習工作，並受到同志們的廣泛稱讚。
根據當時在中央機關工作的沈雁冰回憶：“王荷波同志身材高大，他說話有感染力。那時候（指在廣州時期），中央局由陳獨秀、毛澤東、羅章龍、蔡和森、王荷波五人組成，其中王荷波是唯一一位工人黨員，由此可見王荷波的德才是非常出眾的！”
後來，王荷波又被組織派到上海工作，最初被增補為中央局委員，緊接著又接替鄧中夏擔任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在此期間，王荷波不僅肩負著領導全國工人運動的重任，並且還直接領導鐵路、海運，以及江蘇、上海等地的工會工作。1925年2月，在河南鄭州召開的全國鐵路總工會第二次代表大會上，王荷波還被選為全國鐵路總工會委員長。
在驚天動地的五卅運動中，王荷波參與領導了上海人民在腥風血雨中與帝國主義進行的英勇鬥爭。在上海工作期間，王荷波和周恩來、羅亦農、趙世炎等人，在並肩戰鬥的過程中，結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誼。當時，王荷波和周恩來密切配合，組織發起了聲勢浩大的上海工人武裝起義。那時候，周恩來親切地稱呼王荷波為“大哥”。
1927年5月，王荷波參加了在武漢召開的第五次代表大會。這次大會成立了中央監察委員會，王荷波當選中央監察委員會的第一任主席。不久，在著名的“八七會議”上，王荷波又以中央監委主席的身份，被選為臨時中央政治局委員。當時，臨時中央政治局決定設立北方局、南方局和長江局，北方局由王荷波、蔡和森、劉伯莊、彭述之、張昆弟等人組成，由王荷波擔任北方局書記。
在“八七會議”之後，王荷波按照組織制定的鬥爭方針，親自領導了河北玉田縣農民武裝暴動。雖然這場農民暴動最終失敗了，但它是我黨領導的北方第一次農民武裝暴動，不僅為冀東人民武裝奪取政權開了先聲，而且還為配合當時全國各地的革命鬥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那時候，正值奉系軍閥張作霖和山西軍閥閻錫山開戰，王荷波和北方局的同志研究決定，利用這個有利的時機，組織發動武裝起義。在計劃制定之後，北京市黨組織立即做了有關動員，不僅實行了軍事編制，而且還進行了軍事訓練。與此同時，北京市總工會還組織了交通、糾察、偵察等六個小隊，為配合武裝起義做好了準備。
然而，讓人沒有想到的是，就在各方面積極準備發動武裝起義期間，狡猾的敵人聞風而動，開始了一系列抓捕行動。1927年10月18日，王荷波來到北京法政大學第一院參加工會積極分子活動，結果不幸被跟蹤而至的巡警抓捕。緊接著，北方局軍委書記段百川、北京市黨組織負責人王盡臣等十餘位同志也先後遭到逮捕。
最初，敵人並不知道王荷波的真實身份，而王荷波也藉此和敵人進行周旋。可是，後來在叛徒的指認下，王荷波的真實身份最終還是暴露了。當得知王荷波的真實身份之後，巡警大喜過望，急忙將情況報告給了奉系軍閥頭子張作霖。張作霖為了維護其軍閥統治，立即下令對王荷波進行嚴刑拷打，想要知道更多關於組織的秘密。
在敵人的監獄中，任憑兇殘的敵人施盡酷刑，王荷波始終堅貞不屈，他下定決心寧死也要保守黨的秘密，保護北京市黨組織和同志們。不久之後，惱羞成怒的張作霖擔心夜長夢多，便迫不及待地簽署了殺害王荷波等18位同志的命令。
1927年11月11日夜晚，王荷波等18位同志被敵人用刑車押運到了安定門外。面對死亡，王荷波等18位烈士始終高昂著頭顱，毫不畏懼。當王荷波等18位同志走下刑車之後，兇殘的敵人用刺刀逼迫他們走到了一片荒蕪的蘆葦深處。此時，王荷波和同志們高聲喊道：“中國共產黨萬歲！世界革命萬歲！”
驚天動地的口號，震懾了敵人的肝膽，嚇得敵人驚慌失措。此時，劊子手們急忙舉起槍，將王荷波等18位同志殘忍殺害，並將烈士們的遺體就地草草掩埋。當時，王荷波烈士年僅45歲！在英勇就義之前，王荷波烈士唯一的囑託是，請求組織對他的子女們加強革命教育，並告誡子女們千萬別走和他相反的道路！
王荷波等18位烈士被殺害之後，訊息很快傳到了周恩來的耳朵裡。當時，周恩來正在上海負責中央工作，當聽到這個噩耗之後，周恩來頓時悲痛萬分，他回想起和王荷波當年在上海共同組織工人武裝起義的經歷，不由得流下了傷心的眼淚，為失去王荷波這位至交好友而感到痛惜。
那時候，革命鬥爭形勢非常兇險和嚴峻，根本沒有條件收斂並安葬王荷波等烈士的遺體，這成為了周恩來心中的一件憾事。不過，周恩來始終惦記著這件事——一定要將王荷波等烈士妥善安葬，讓後來人永遠銘記著烈士們的不朽功勳！
冬去春來，時光荏苒，轉眼到了1949年。隨著新中國的成立，為了緬懷為革命事業而獻出寶貴生命的烈士們，周恩來在指示北京市政府修建八寶山革命公墓的同時，還親自找到時任北京市副市長的吳晗，委託他組織力量尋找當年在北京遇害的王荷波等烈士的遺骨。
當時，周恩來還表示找到王荷波等烈士的遺骨之後，他要親自主持烈士們的移葬典禮，以緬懷自己心目中的“好大哥”——王荷波。吳晗接到這個任務之後非常重視，立即組織公安局、民政局等有關部門的同志成立了調查工作組。我們在文章開頭提到的曹恩棠，就是調查工作組的負責人之一。
此時，距離王荷波等烈士遇害已經過去了二十多年了，而且當年王荷波等烈士是被軍閥頭子張作霖秘密殺害的，根本沒有人知道王荷波等烈士的遇害地點。時過境遷、物是人非！該如何尋找王荷波等烈士的遺體呢？曹恩棠和同志們思前想後，最終決定從接收過來的舊檔案中尋找蛛絲馬跡。
然而，當來到保管舊檔案的地方，曹恩棠和同志們都傻眼了——舊檔案五花八門，整整堆滿了兩間屋子！要想在這麼多的舊檔案中，查詢到王荷波等烈士當年的遇害地點，是非常困難的一件事。怎麼辦？在沒有辦法的情況下，曹恩棠和同志們只得一張一張地翻閱舊檔案，吃住都在裝著舊檔案的屋子裡。
俗話說，皇天不負有心人。這一天，曹恩棠和同志們正在聚精會神地翻閱舊檔案。突然，一個同志高聲喊道：“找到啦！找到啦!”曹恩棠和其他人急忙圍了過去，果然這張舊檔案中記載了王荷波等烈士在北京安定門外的箭樓東側遇害的情況。曹恩棠和同志們高興得跳了起來，急忙把這個情況報告給了時任北京市政府秘書長的薛子正。
薛子正聽了之後非常高興，立即讓曹恩棠和同志們組織力量，到安定門外尋挖王荷波等烈士的遺骨。當時，曹恩棠提前來到安定門外的當地鄉農會，請求農會幹部帶領十幾個精壯村民幫助尋挖烈士們的遺骨。這樣一來，就出現了我們在文章開頭說的那一幕——經過一番波折，王荷波等15烈士的遺骨終於被找到了！
此後，北京市副市長吳晗將找到烈士遺骨的情況，向周恩來當面做了彙報。周恩來得知此事之後，他不禁又一次回想起了和王荷波烈士當年在上海工作時的經歷。當時，周恩來的心情既沉痛又略顯寬慰，沉痛的是王荷波等烈士遇害二十多年了，他們的英靈才得以告慰；寬慰的是無論如何，終於找到王荷波等烈士的遺骨了。
當時，周恩來向吳晗指示，儘快籌備王荷波等烈士的移葬典禮，他要親自參加並主持這場典禮，以表達自己對王荷波等烈士的尊敬。1949年12月11日，經過一番精心籌備，八寶山革命公墓顯得格外莊嚴肅穆，它將迎來第一批安眠於此的烈士們——王荷波等烈士。
當天，八寶山革命公墓裡哀樂悠悠、哭聲陣陣。周恩來神情莊重地帶頭向王荷波等烈士的遺骨三鞠躬，當他平身抬頭之時，眼眶中早已經含滿了晶瑩的淚花。此後，周恩來親自將裝有王荷波等烈士遺骨的壇罐輕輕地放在了墓穴之中，然後又輕輕地抓起旁邊的土覆蓋在壇罐之上……
讓我們向王荷波烈士致敬！向無數為革命拋頭顱灑熱血的先烈們致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