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李大釗東渡日本，就讀於東京早稻田大學，開始接觸社會主義思想和馬克思主義學說。李大釗(前排左三)與早稻田大學師生合影。（圖源：中國近代影像資料庫）
中國共產黨是當今世界上最大的共產黨組織和最大的執政黨，日本共產黨是目前發達國家中最大的共產黨組織和日本左翼政黨的代表，兩者分別於1921年7月和1922年7月成立，且從誕生之日起便建立密切關係。隨著國際關係格局變化和兩黨對外政策不同，中共與日共經歷了從最初的相互支援、“同志加兄弟”關係，到20世紀60年代中期開始互為“敵人”、關係破裂，再到1998年以來兩黨關係恢復正常交往的複雜歷程。目前，學界往往回避中共與日共關係的選題，或者側重新中國成立後特別是兩黨關係正常化以來的相關問題研究；至於1945年前特別是1931年九一八事變前的中共與日共關係，要麼僅限於承認兩黨之間的有限聯絡，要麼根本否認兩黨存在組織層面的交流。那麼，中共與日共早期究竟有無聯絡？如何聯絡？怎樣合作？筆者在既有研究成果基礎上，利用部分口述資料和回憶錄，以及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的檔案，試圖考察1921年中共成立到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這十年間的中共與日共關係史，勾勒兩黨在共同信仰基礎上為著人類的和平與解放、積極投身國際共運洪流的壯舉，探討在當時中日關係的特殊環境下兩黨合作的重要意義與現代啟示。
一、建黨前後的接觸與聯絡
在中共、日共相繼成立前後，日本與歐洲、俄羅斯是並稱向中國傳播馬克思主義的三大渠道，甚至一度被認為是馬克思主義傳播中國的“主渠道”，這已經為學界研究所證明，此處不再贅述。當時，中國的進步知識分子特別是留日學生，已或多或少接觸日本的社會主義者和馬克思主義理論，並將傳入日本的馬克思主義經典翻譯成漢語傳播到國內，或將日本社會主義者與工人運動相結合而開展的各項活動介紹到國內，從而促進中國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和中國工人運動的發展，這是中國共產黨在1921年7月成立的思想基礎之一。例如，中共的主要建立人“南陳北李”，即陳獨秀、李大釗在留日期間接觸過社會主義者和馬克思主義理論，進而後來轉變為共產主義者。李達、李漢俊不僅留日期間學習和研究馬克思主義，而且回國後積極推動馬克思主義的傳播。陳望道留日回國後，返回家鄉浙江義烏分水塘村潛心翻譯《共產黨宣言》，影響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國共產黨人。可以說，馬克思主義是將中國留日學生、先進知識分子與日本社會主義者聯絡起來的思想紐帶。
施存統(1899-1970)，浙江金華人。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書記。（圖源：中國近代影像資料庫）
中日兩國的社會主義者、先進知識分子，在學習、翻譯和傳播馬克思主義的過程中相互接觸、交往與合作。例如，堺利彥、大杉榮等聯合其他社會主義者於1920年12月在東京成立了“日本社會主義同盟”，當時身在北京的李大釗經日本記者兼編輯的丸山幸一郎介紹就名列其中。上海共產主義小組負責編輯的《新青年》，曾向堺利彥、山川均約稿，雖然堺利彥因太忙而終未完稿，但山川均後來在1921年5月的《新青年》第9卷第1號發表了《從科學的社會主義到行動的社會主義》。1920年6月赴日留學的施存統，經李達、李漢俊等人的聯絡與介紹，結識了堺利彥、山川均、高津正道等人，一方面將他們的論著和宣傳社會主義的文章、雜誌等翻譯並介紹到國內，另一方面彼此探討和交流馬克思主義理論，向他們介紹中國革命運動的情況。1920年12月，共產國際暗中組織有中日韓三國代表參加的遠東社會主義聯合會在上海召開，會議決定：
1．中日韓三國要擴大共產主義宣傳，分別籌建共產黨組織；
2．在中國組建中央局，聯絡世界無產階級；
3．共產國際提供前述各項活動的經費。
受共產國際和蘇俄委派，朝鮮共產主義者樸鎮淳于1920年年底赴華，聯絡中日韓等國共產主義者，支援並資助各國的共產主義宣傳和建黨活動。同年底他到華後，會見了當時在華的大杉榮並探討日本共產黨的建立問題。1921年4月，日本社會主義活動家近藤榮藏，聯合堺利彥、山川均等人成立預備性的日本共產黨臨時執行委員會，選舉堺利彥為委員長。同年5月，該委員會派遣近藤榮藏前往上海拜會樸鎮淳，並向後者報告日本共產黨的組建草案和申請共產國際每月資助2萬日元，獲得後者原則同意，且首先支付6500日元活動經費。近藤榮藏在華期間除了與共產國際的代表聯絡外，還接觸了個別朝鮮共產主義者，以及打著社會主義旗號的大同黨的黃介民、姚作賓等人。這些聯絡與交往雖保持了日本共產主義者與共產國際的聯絡，但困難重重，接續不暢。隨著1921年4月中國旅日共產主義小組的成立，開闢了一條中國共產黨、日本共產主義者與共產國際的聯絡通道。
不過，旅日共產主義小組成立之初發展緩慢，直到中共“一大”召開時仍只有施存統和周佛海二人，以致推選出席“一大”代表時他們二人互推對方為代表，後鑑於周佛海正苦戀上海的楊淑慧，決定由他利用暑假期間作為代表出席“一大”。“一大”結束後，周佛海攜楊淑慧回鹿兒島繼續留學，但他在上海的活動已引起日本警察注意，這令周非常恐慌：“我在上海和長江一帶活躍的情形，鹿兒島的中國同學，都不知道，而日本警察卻知道了。到了鹿兒島後，他們暗中對我，非常監視。我的導師門脅先生也警告我，要我注意，否則，有被開除學籍的可能。於是我便老老實實的用功，好在在鹿兒島也沒有活動的餘地。”此後，專心讀書的周佛海不僅順利從鹿兒島第七高等學校畢業，而且考入京都帝國大學。當他與楊淑慧剛剛到達京都車站，就有便衣警察前來詢問“是否周某”，“因為我從鹿兒島動身的時候，那裡的警察，早已電京都報告了”。在如此嚴密監視的環境中，周佛海只組織過一次講演會，本著馬克思主義立場發表一些演講。隨著長子周幼海出生後的生活拮据，以及臨近畢業而思謀前途，周佛海更無心思發展黨組織及與日本共產主義者的聯絡。
施存統則不顧日本警察監視，根據陳獨秀建議，作為小組負責人和駐日代表“聯絡日本同志”。他不僅暗中發展了澎湃、林孔昭、楊嗣震等十餘名留日學生，秘密召開兩三次小組會議，而且協助赴日的張太雷完成共產國際交辦的重要任務。當時，共產國際為對抗華盛頓會議，決定召開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代表大會（以下簡稱“遠東大會”），但由於日本政府管控嚴格，共產國際代表馬林無法赴日，便委託中共負責促成日本組建代表團參會。1921年10月5日至13日，參與籌備遠東大會的張太雷秘赴東京。10月6日，施存統領著張太雷拜訪堺利彥，商談組建日本代表團參加遠東大會事宜。堺利彥委託近藤榮藏與張太雷、施存統協商日本代表團選派人數、經費和具體計劃。談妥後，張太雷與堺利彥再次會面予以確認。張太雷還給堺利彥“宣傳費”1000朝鮮元，近藤榮藏委託施存統將其中500朝鮮元兌換為日元。翌日，施存統兌換後轉交堺利彥和近藤榮藏。但是，由於近藤榮藏被捕，東京警視廳在12月20日以參與授予日本社會主義者“赤化宣傳運動資金”為由逮捕了施存統，指責他的行為擾亂日本治安，促使日本社會主義者的聯絡，遂於12月27日驅逐出境。施存統雖留日時間不長，但他在日本共產主義者與共產國際、中國共產黨的聯絡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1922年1月21日至2月2日，遠東大會在莫斯科和列寧格勒召開，來自中、日、韓等國的131名正式代表參會和17名代表列席會議。由於施存統和張太雷的努力，日本代表團派出片山潛、堺利彥、德田球一、高瀨清、野坂參三等16名代表，內含13名正式代表和3名列席代表參會。會上，日本代表團彙報了日本的政治經濟問題，介紹了日本共產黨的組織和政策情況。共產國際希望日本共產主義者聯合起來，團結廣大群眾，“建立更大眾性的共產黨組織，並建立共產國際和日本共產主義運動的直接聯絡”。會議期間，中共代表張國燾與日本代表片山潛、德田球一進行了“一定接觸”，反映了中共對日本共產主義運動的關心和關注。會後，日本代表團按照共產國際的建黨指示，領取了活動資金，以無產階級相關團體和先進分子為基礎，開始建立日本共產黨。1922年7月，日本共產黨“一大”在東京召開，選舉堺利彥為日共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標誌著日共正式成立。施存統回國半年後，日共便告成立，並於同年12月成為共產國際日本支部，片山潛當選為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成員。
中共與日共同屬共產國際的國別支部，因而以共產國際為紐帶的聯絡應該是存在的，但如何聯絡的細節由於史料缺乏尚不太清楚。1923年6月，日本政府對日共大搜捕，逮捕了堺利彥、德田球一、市川正一、野坂參三等日共重要領導人和100多名黨員。由留日學生澎湃、權國熙和堺利彥等中日韓共產主義者、先進知識分子，在1920年發起成立的“可思母俱樂部”也在此前後消散，特別是在隨之而來的白色恐怖中，日共於1924年3月自動“解散”，直到1926年12月才恢復重建。中共此時處於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其在日本的黨團組織人數少、規模小，主要是協助國民黨駐日總支部的改組及活動，未能掌握革命領導權，以致在國民黨駐日總支部的7名執行委員中，竟無一名中共黨團組織成員，這種情況即使在國內也未曾出現。根據分工，國民黨駐日總支部及其各支部主要負責聯絡留日學生和華商；而中共東京黨團組織主要負責聯絡華工和下層華僑。在日本的中共黨團成員們聯合國民黨左派，既與國民黨右派破壞團結的行為做鬥爭，又大力揭露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暴行，支援國內人民反日鬥爭。
由於“日共”重要領導人被捕及其隨之而來的“解散”，不僅中共東京支部難以與“日共”聯絡，而且中共本身也缺少“日共”這個聯絡物件，只有藉助駐莫斯科的共產國際與日共個別黨員保持聯絡。1925年中共“四大”在上海召開時，共產國際執委、日共領袖片山潛前往上海、北京等地進行為期大約一個月的考察，他高度評價中國的革命運動，支援中共的革命活動與國共合作。共產國際從1920年的“二大”到1922年的“四大”，將世界革命的目光，從歐洲國家擴充套件到東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制定了東西方革命運動和民族解放運動相互支援的反帝統一戰線戰略。1922年7月，日共成立時就討論透過由布哈林起草的《日本共產黨綱領草案》，規定從朝鮮、中國大陸和臺灣、庫頁島撤退日軍是日共的一項鬥爭任務。1926年12月，日共重建後更是將促進日本殖民地的獨立作為一項重要任務。1927年7月，共產國際執委會第八屆擴大總會透過布哈林起草的《關於日本問題的綱領》，要求日共與日本殖民地的解放運動保持密切聯絡，給予後者在“思想上、組織上”的支援。於是，日共幫助已淪為日本殖民地的臺灣創立共產黨時，與中共開始更加密切的合作。
二、圍繞臺共的聯絡與合作
臺灣共產黨的早期成員和革命先進分子，大多在祖國大陸接受革命啟蒙教育和開始革命實踐，只是根據共產國際“一國一黨”原則轉歸日共負責。其實，早在1922年10月國共兩黨合辦上海大學時，中共就積極吸收臺灣優秀青年到上海大學學習，培養和發展他們加入中國共產黨，到1927年5月上海大學被國民政府查封，已發展許乃昌、翁澤生、葉綠雲、謝雪紅、林木順、林仲梓、陳其昌等人。1924年10月，中共選送臺籍青年黨員許乃昌，到莫斯科東方大學留學。1925年10月，中共又選派謝雪紅、林木順留學莫斯科東方大學。中共原本準備以他們為基礎，將來在臺灣建立黨組織。然而，共產國際此時也在關注臺灣的革命問題，並根據1924年共產國際“五大”決議的世界共產主義運動“一國一黨”原則，準備由日共中央負責籌建和領導臺灣共產黨，特意將中共選派的臺籍黨員從莫斯科東方大學中國班調到日本班學習，而作為共產國際支部的中共服從安排。1927年5月，林木順、謝雪紅在共產國際介紹下與日共領導人渡邊政之輔建立直接聯絡。10月，片山潛向他們傳達了共產國際的指示：在日共指導和幫助下創立臺灣共產黨，作為日共的“臺灣民族支部”，透過日共中央接受共產國際的領導，但他們可以要求日共和中共介紹各自的臺籍黨員作為其建黨骨幹。
1925年11月，謝雪紅（前排右二）、林木順（前排右一）等臺灣青年學生赴莫斯科學習前的留影（圖源：國家博物館）
關於籌建臺共，日共與中共的合作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一是以中共和日共的檔案為基礎，擬定臺共的政治綱領和組織綱領。1927年11月、12月，林木順、謝雪紅相繼被日共中央召回東京籌建臺共。林、謝兩人在渡邊政之輔等人的指導下，參照中共與日共檔案，起草臺共的政治綱領、組織綱領和工人、農民、婦女、青年運動提綱等檔案，並經日共中央修改審定。可以說，臺共籌建之初已有中共、日共的雙重因素與影響。二是日共中央請求中共中央援助臺共建黨。日共中央鑑於臺籍中共黨員是臺共建黨的骨幹力量，以及其自身忙於國內普選鬥爭的現實，在1928年1月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請求中共援助和指導臺共建黨事宜。2月，在中共與日共領導下，中共臺籍黨員、日共臺籍黨員和來自莫斯科的臺灣黨員在上海成立臺共籌備委員會，討論和修改臺共籌建的檔案，然後報中共中央和共產國際代表審查。日共中央曾選派鍋山貞親赴上海指導，後因準備普選鬥爭而調回鍋山，並將該工作委託中共中央負責。3月15日，日本政府對日共實施大逮捕，一夜之間逮捕包括野坂參三、志賀義雄等日共領導、黨員和支持者1600多人，史稱“三一五事件”，導致日共與臺共的聯絡暫時中斷。三是共產國際遠東局決定以中共代表彭榮和朝共代表呂運亨暫代日共指導臺共建黨。4月13日，彭榮提議召開了臺共建黨預備會，通過了臺共的政治綱領、組織綱領及其他工作計劃與方針。
1928年4月15—16日，臺共成立大會在上海法租界的金神甫照相館召開，中共中央受日共中央委託直接領導了臺共第一次代表大會。當時，中共代表彭榮、朝共代表呂運亨和臺共黨員謝雪紅、林木順、潘欽信、張茂良、翁澤生、陳來旺、林日高等人參加大會。彭榮在會上介紹了中國革命的歷程和經驗，為臺共成立後的革命活動提供參考。臺共中央書記林木順事後給共產國際的報告中，指出由於日共中央代表緊急回國和請求中共中央、共產國際的代表負責領導臺共成立大會，故臺共“一大”是在共產國際代表間接領導和中共中央直接領導下召開的。4月18日，臺共召開第一屆中央委員會會議，確定組織人選與分工，建立黨中央的組織架構。臺共中央決定由候補中央委員翁澤生駐上海，擔任與中共之間的聯絡員；候補中央委員謝雪紅駐東京，擔任與日共之間的聯絡員；候補中央委員陳來旺擔任臺共東京特別支部負責人。這反映了臺共與中共、日共之間的密切關係，即在接受日共領導的同時，也懇請中共對其進行指導和援助。實際上，隨著中國、日本國內革命鬥爭形勢的變化，中共與日共對臺共的指導也發生了較大變化。
日共在臺共成立後對其曾有短期指導。1928月4月25日，駐上海日本領事館的警察與國民政府的警察會同抓捕“上海臺灣學生讀書會”成員時，逮捕了謝雪紅、張茂良等人，林木順僥倖從屋頂逃脫，但臺共建黨檔案等被日本警察搜走。日本警察掌握了臺共建黨情報，但臺共關鍵人物林木順、翁澤生未被捕，而其他被捕者皆否認與臺共有關。於是，因證據不足，謝雪紅被釋，但她被押回臺灣後無法赴日聯絡。8月，為躲避警察抓捕的林木順潛入東京，與先期返日籌建臺共東京特別支部的陳來旺聯絡，後吸收林兌、林添進入黨，於9月23日成立臺共東京特別支部，在臺灣留日學生中發展黨員，建立與日共及臺共組織之間的聯絡。11月，日共中央獲悉“上海臺灣學生讀書會”事件後，在臺黨員蔡孝乾、潘欽信、洪朝宗、謝玉葉因擔憂被捕而未經批准擅自逃回大陸的情況，批評臺共渙散無力，指示臺共開除前述四人的黨籍和調整臺共中央的人事與分工。1929年2月，日共又指示臺共團結臺灣島內分散的左派力量，成立臺灣總工會，推動工人運動發展。不過，這種有效指導為時不久。4月16日，日本政府又對日共實施大逮捕，拘捕了市川正一、鍋山貞親等日共領導人及黨員和支持者1000多人，史稱“四一六事件”。日本警察搜捕日共黨員時，發現陳來旺、林兌、林添進的黨員身份而將他們逮捕，臺共東京特別支部也被破壞。此後，臺共與日共的聯絡幾乎完全中斷。
中共在臺共成立後配合日共對臺共的指導，繼續為臺共輸送後備幹部、指導其宣傳與革命鬥爭，並在日共與臺共關係中斷後再次擔負指導臺共的重任。1930年4月，臺共中央派遣林日高赴上海聯絡中共中央和共產國際，此後臺共黨員陳德興、翁澤生、潘欽信等陸續向中共中央報告臺灣革命情勢，請求中共中央領導他們。中共中央也派員傳達中共對臺灣革命的意見。1930年10月，瞿秋白經共產國際遠東局同意，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會見翁澤生、潘欽信、陳德興，一是建議他們召開日共臺灣民族支部第二次代表大會，以解決面臨的各種問題；二是臺共透過中共建立與共產國際的關係；三是臺共的報告需經中共送交共產國際審查與批准；四是臺共每月向中共彙報一次工作。根據中共中央和共產國際的指令，潘欽信於1931年3月返回臺灣，在5月初成立臺共二大籌委會，並於5月31日至6月2日召開臺共“二大”。會上，以王萬得為首的改革同盟獲得臺共領導權，決定將臺共改為共產國際的直屬支部，名義上接受共產國際遠東局的領導，而此時的中共負責人瞿秋白兼任東方局負責人，故實際上接受中共中央領導。
1931年6月，謝雪紅派劉纘周前往日本尋找日共中央，後者於26日到日本，並透過白川某、中村某聯絡上日共中央，報告了改革同盟的行動，提出了幾點請求，即請日共中央調查共產國際遠東局是否知悉改革同盟的行動，以及日共向臺共派遣代表，明示臺共與日共關係等。7月，日共中央對這些問題作了部分回應，表示對改革同盟未經請示而擅自結盟批評，至於該同盟的行動與共產國際的關係需向共產國際遠東局照會後方可回答。在此前後，日本警察在臺灣島內對臺共黨員實施大逮捕，臺共組織幾乎全遭破壞。劉纘周獲悉後即向日共中央委員山本懸藏報告，後者指示暫時擱置臺共組織的分裂問題，要求他回臺重建臺共。劉纘周於8月返臺時，謝雪紅等人已經被捕，他本人也在11月被捕，後犧牲於獄中。至1931年年底，臺共大部分領導人及與臺共相關人員3000多名被捕，臺共基本覆滅。臺共個別黨員分別逃向中國大陸和日本，其中“在大陸活動的臺共主要領導人有林木順、翁澤生、蔡孝乾等，他們一般又加入了中共”。
在共產國際指導下，中共與日共在領導與援助臺共的籌備、成立、革命鬥爭中配合得比較默契，但也將共產國際的“三個時期”理論和“左”的路線政策傳入臺共，加之日本警察的強力鎮壓和臺共自身的不成熟，導致臺共成立不足四年便被摧毀。根據“一國一黨”原則，臺灣由於為日霸佔，作為日共一個支部的臺共，雖在成立初期接受過日共相對短暫的有效領導，但在1929年四一六事件後與日共中斷了聯絡，只能尋求中共中央的幫助，出現了與中共雖沒有組織關係，但在思想上、政治上獲得中共中央較多幫助和指導的特殊現象。曾任臺共第二屆中央委員、宣傳部部長的蘇新，在回顧臺共與中共、日共、共產國際的關係時，形象地稱臺共是“三不像”，即臺共在組織上屬於日共，但日共並未實行長期有效的領導，不像其支部；若言臺共在“二大”後屬於共產國際的一個獨立支部，但又透過中共中央接受共產國際遠東局的領導，也不像其支部；若言臺共接受中共較多的幫助和指導，是中共的一部分，但兩者之間又沒有組織關係，也不像。即使如此複雜的關係，也未從根本上影響中共與日共的合作，兩者在同期開展的聯合反帝鬥爭就是證明。
三、中共與日共的聯合反帝鬥爭
隨著1927年國共合作破裂和中共八七會議的召開，中共總結“右傾”錯誤和教訓，與恢復重建的日共進行聯絡，在共產國際指導下開展聯合反帝鬥爭。1928年3月，日共領導人之一佐野學在東京銀座與中共東京支部的李某會見，雖然兩者所談內容不詳，但就在同月於東京青山會館舉辦的孫文逝世三週年紀念追悼會上，有疑似中共黨員散發共產主義宣傳單，後又有人在東京市外目黑町的電線杆上張貼類似傳單。1929年1月，中共與日共在上海發表《中國共產黨、日本共產黨對中日兩國勞苦大眾的聯合宣言》，使兩黨聯合反帝鬥爭明朗化。該宣言以中共中央、日共中央名義，譴責“日本帝國主義是國際帝國主義的東亞主力軍，是國際帝國主義反蘇的最有力強盜，是侵略中國、鎮壓中國革命最兇惡的敵人，是壓迫日本勞農群眾最反動的統治者，是東亞一切白色恐怖的發動機……是中日勞苦大眾的直接敵人”。因此，“反抗日本帝國主義是中國革命的任務之一，同時是日本革命的任務”，呼籲“中日兩國勞苦大眾依靠武裝暴動，建立革命政權，推翻中日兩國反動統治，實現兩國勞苦大眾的徹底解放”，號召“一切勞苦大眾，反抗帝國主義的陰謀！擁護世界無產階級的祖國蘇聯！！”這份宣言顯受共產國際和蘇聯的影響，但也反映了中共與日共聯合反帝的事實。
其實，中共與日共不僅聯合發表宣言，而且存在密切的人員往來和反帝合作。例如，以江村的名義，從中國向日本郵寄中共的各種報刊雜誌；有兩三名日共黨員在上海常常列席中共的會議；大山鬱夫的原勞動農民黨從1928年就與中共進行聯絡，在1929年4月派山口金次郎、中庭七郎前往上海活動，經東京中華青年會會員李達方聯絡，受到共產國際秘書李茂根的接待與幫助；中共黨員某某從共產國際獲得“鉅額”資金，被派往大阪、東京，支援和資助在日本的日共與中共的活動。日本政府根據各種情報，判定在中共江蘇省委指導下的中共東京支部，其背後有日共的支援，認為中共與日共頻頻聯絡，遙相呼應，相互提攜，開展“遠東赤化活動”。佐野學在上海被捕後向日本總領事館“交代”：雖然他認為中國革命成功不僅有助於加速日本革命，而且有助於摧毀世界帝國主義體系，與世界革命有重大關係，主張日共與中共應聯合行動；但是，他強調由於日共弱小，與中共完全沒有組織聯絡，只是曾發表過兩三次共同宣言，共產國際也沒有一份規定中共與日共關係的檔案。對此，駐上海日本總領事館也不完全相信，認為當時審訊佐野學僅僅兩個小時，後者回答雖然痛快，但“畢竟時日較短，關於各種事情的實情不可能全部吐露”。
事實上，中共積極營救佐野學和向日共通報佐野學被捕情況，本身就是中共與日共密切聯絡和聯合反對國民政府與日本帝國主義的一項特殊鬥爭。1929年6月，國民政府警察經過秘密偵查，逮捕了與朝鮮人王某同行的佐野學。中共獲悉佐野學被捕後，一方面動用各種關係，關注佐野學在獄內的情況，同時鼓動乃至威脅上海市公安局局長，阻止其向日本引渡佐野學，甚至策劃伺機劫獄；另一方面秘密派遣梅電龍前往日本，向日共通報佐野學被捕的情況，同時帶去支援日共活動資金2000元。獲悉前述情報的駐上海日本總領事館希望儘快從中方引渡佐野學，但國民政府外交部、上海市公安局均向駐上海日本總領事重光葵提出引渡條件，即今後若有中共黨員潛藏日本或租界，或者被日本警察逮捕，應依照此例辦理，根據中方要求隨時引渡。此事後經重光葵報請外務大臣幣原喜重郎，獲得原則同意。為防止中共在引渡時營救，根據中日協議結果，在8月21日從監獄押解佐野學前往日本總領事館途中由中方押送，上海市公安局第二科科長黃光鬥擔任押送指揮官，並在沿途配備多名警察，當晚被押送至日本總領事館，隨即被收押總領事館監獄。23日凌晨，日本總領事館悄悄派遣4名警察押送佐野學搭乘長崎丸駛向日本，但日人報紙《上海每日新聞》當日即報道了該訊息，引發日本總領事館和外務省“震怒”，隨之該報編輯長及相關記者遭到“解職”或“罰俸”處罰，反映了日本政府對中共與日共獲悉後可能聯合營救佐野學的“擔憂”。
佐野學著《唯物論的哲學》（圖源：中國歷史研究院檔案文獻閱覽平臺）
中共東京支部作為中共與日共聯絡的一條秘密渠道，在兩黨聯合反帝鬥爭中發揮著重要作用。1929年7月，以留日學生為主體的中共東京支部在東京召開第三次代表大會，會上不僅強調保持與中共的密切聯絡，向中共彙報這次大會的情況，而且明確規定其與日共的聯絡，先由中共照會日共，然後根據中共指令進行聯絡；至於與日本左翼團體的聯絡，則由各位黨員自由進行。同月25日，中共東京支部影響下的留日學生組織，如中華留日社會科學研究會、藝術聯盟、時代工程社、人社等團體的代表，在中共東京支部黨員房斌的家中召開會議，一致同意成立中華留日反帝同盟。27日，該同盟在留日學生劉思波家中召開代表大會，決定由支部黨員廖體仁、李亞農負責與日本反帝同盟聯絡。8月10日，廖體仁陪同赴日的梅電龍試圖聯絡日共黨員田中清玄時被跟蹤的日本警察逮捕。李亞農則與日本反帝同盟幹部井汲越次取得聯絡並保持聯絡。從8月20日至23日，他根據中共東京支部書記古傑指示，數次面見日本反帝同盟支部書記三浦重道、井汲越次和日本勞動組合常任幹事佐山等，討論1929年7月中東路事件爆發後的反帝行動，商定中華留日反帝同盟與日本反帝同盟於9月1日在東京聯合舉行示威遊行。
8月29日，三浦重道面見李亞農，提出因日方準備不足而要求將示威遊行延至9月4日，獲得中共東京支部的同意。9月2日，李亞農、餘炳文與三浦重道等人再次見面，日方通知他們三點：一是將示威遊行地點由中華民國駐日公使館改為商業街銀座；二是遊行總指揮由留日學生改為日本勞動組合幹部擔任；三是遊行時間仍是9月4日晚8點，但示威遊行10分鐘即告結束。中共東京支部再次同意，但9月3日晚擔任遊行敢死隊隊長的張璋被捕而致計劃暴露。9月4日，李亞農獲悉後即向三浦重道通報，而後者未能通知到其他人，只得按照原計劃示威遊行，結果部分日本、朝鮮反帝人士和留日學生在遊行進入警戒線後，被埋伏的日本警察、便衣特務逮捕90多人，內含中國留日學生14名，史稱“銀座事件”。日本警察在該事件中發現了中共東京支部的線索，遂於10月3日對中國留日學生實施針對性逮捕，導致中共東京支部遭受重大損失。該事件發生後，留日學生代表請中國駐日公使館與日本警方交涉，要求釋放被捕的留日學生，部分留日學生親屬也利用各種關係“營救”這些留日學生。中共中央、團中央、中共江蘇省委等，更是透過發表宣言，組織集會，包括向駐上海日本總領事館遊行示威等，掀起一場新的反對國民黨統治和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鬥爭。
面對中共東京支部遭受重挫和日共黨員大批被捕的嚴峻形勢，中共與日共的聯絡非常困難，但仍未能阻止兩黨的聯絡與合作。1929年11月，大山鬱夫派人前往上海聯絡中共，雙方策劃在東京、上海、大阪、神戶建立四個秘密聯絡站，開展聯合反帝鬥爭。12月4日，針對日本政府逮捕、驅逐和向國民政府引渡中共東京支部黨員，日本勞農黨總部發布檄文，指責日本政府此舉是將中國革命志士引渡給蔣介石槍殺，呼籲日本工人、農民聯合起來，堅決反對驅逐中共黨員，打倒濱口幸雄內閣，攻擊日本司法大臣、內務大臣、駐華公使，不斷擴大反對驅逐運動，推動在華居留民奮起抗爭，挽救中國革命志士，以實際行動支援和聲援中共與中國革命。中共與日共以社會科學研究和左翼文藝活動的名義，至晚從1930年7月開始透過上海的江南書局與東京的無產階級科學研究所保持通訊，互相傳遞資訊和交流進步書刊。正是這些悄然而又密切的聯絡，使得中共與日共在1931年9月20日即九一八事變爆發兩天後就迅速發表聯合宣言，譴責日本帝國主義暴行，號召中日兩國民眾聯合起來，打倒國民黨反動派和日本帝國主義。此後，中共與日共相互支援、密切合作，融入新一輪的反帝鬥爭和抗日戰爭之中，為中日兩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和國際共產主義事業繼續團結奮鬥。
結 語
中共與日共的早期關係由於史料缺乏而難以釐清，以致既有研究側重考察日本的馬克思主義及社會主義者對中共的思想與組織影響，而甚少關注中共對日共成立及其與共產國際聯絡的紐帶作用。其實，中共與日共早期關係史的一個特點，是日共的思想滋養與中共的行動“反哺”。日共不少的馬克思主義著作，被留日的中共黨員和積極分子譯成中文，傳至國內，影響甚巨；而中共先於日共建黨後對日本社會主義者組團參加遠東大會、成立日共，給予大力支援，以行動助持日共。二是中共與日共既受共產國際和蘇聯的支援與資助，也受其“三個時期”理論和右傾、左傾路線的影響。從中共、日共的建黨到革命經費，共產國際均給予相應支援，特別是資助日共的經費不少是經過中共轉交的。但是，共產國際的左傾路線對臺共的革命鬥爭，以及中共與日共的聯合反帝鬥爭也產生了一些消極影響，有不少值得汲取的歷史教訓。三是中共與日共早期均遭受本國白色恐怖，但基於共同信仰而無懼艱險、相互支援、聯合鬥爭，對國民黨統治和日本帝國主義造成了極大衝擊，對中國革命勝利和戰後日本民主作出重要貢獻。現今早已無安全之虞的中共與日共，在新時代反對霸權主義、單邊主義，維護東亞地區和平與穩定，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諸方面，具有更加廣闊的合作空間和無限美好的奮鬥前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