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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古唐國

殷周之際，在今天山西省南部的翼城、曲沃、絳縣、襄汾、侯馬之間，有一個古老的小國，歷史上稱其為唐國。唐國東鄰太嶽山脈的西麓，北、東、南三面地形偏高，向西傾斜，法水由東北向西南緩緩流去，經今侯馬市南郊，再往西南不遠處，流至今新絳縣東南境，形成了一個不小的湖泊，史稱“王澤"，然後注入汾河。

在遠古時代，我國北部曾經有一個叫做陶唐氏的部落，這可能是一個善於燒造陶器的部族，故以陶為名。“陶”，古讀為堯，於是，後世遂把作為族名的陶唐氏人格化為傳說中的帝堯，或連稱“帝堯陶唐氏”，或把夏、商、周以前稱為唐堯虞舜。

陶唐氏在若干年代之後衰落下去了，有虞氏代興，陶唐氏的宗子飂叔安有個後裔叫做董父，曾在帝舜聯盟中供職，甚得帝舜氏賞識。於是，封之以土田，賜之姓氏。“飂”就是“劉”，可能是陶唐氏大部落中的一族。所以，到了夏代就出現了陶唐氏裔子劉累，劉累就是飂叔安的後人。豢龍氏自董父開始，到夏代孔甲在位時衰落了。這時叔安的另一派子孫劉累出來在孔甲的王朝做官，改稱御龍氏。御龍氏獲罪，懼罪遷逃於魯縣(據說即今河南省魯山縣)。

他們就是春秋時晉國卿族範氏的遠祖。

《國語·晉語八》記述晉卿範宣子(士匄)對出使晉國的魯國大夫叔孫穆子的一段話：

昔匄之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周卑，晉繼之，為範氏。

根據範宣子對他們家世的自述，似乎南遷的御龍氏在商代曾北上覆居故地，因為在夏時他們也以豕韋氏為族名，所以商時仍襲用這個舊名。商末周初，他們的國家叫唐國。周滅唐後，唐君被遷到杜(今陝西省長安縣東南)，故名唐杜氏。

關於古唐國的歷史，除上述《晉語八》有記載，《左傳·襄公二十四年》的記述與其相同。商代唐國則是傳說中帝堯後裔的一支“帝堯陶唐氏”和他所處的晉南歷史如何?史載“堯都平陽”，“舜都蒲坂”，“禹都安邑”。今天的晉南在夏代以前成為堯舜禹活動的中心。“中國”一詞的出現也正在這時，《五帝紀》說：舜帝繼位要“之(到)中國”。《史記·集解》說：“帝王所都為中，故曰中國。”可見“中國”一詞最初指的是晉南這塊地方，即帝王所都。

歷史傳說需要考古學的驗證，經過半個多世紀的努力，我國考古學者已經找出瞭解答的鑰匙。

中國古文化有兩個重要區系：一個是源於渭河流域，以玫瑰花為標誌的仰韶文化；一個是源於大淩河流域，以龍(或龍鱗)為標誌的紅山文化。它們形成、出現的時間距今約六七千年，都是從自己的祖先衍生或裂變出來的，各有自己的“根”。

花(華)和龍最早分別出現在六七千年前的華山腳下和燕山之北，二者出現的時間相近，可追溯到七八千年以前，它們產生的條件也相似，這意味著東亞大陸上的文明曙光已經出現。華山腳下的玫瑰和燕山以北的龍在距今五千年前在桑乾河上游(河北、山西北部)對接，結合成了共同體，迸發出文明的“火花”。

距今四五千年，以晉南襄汾為中心的“陶寺”遺址所代表的古文化，人們已經使用大石磬和鱷魚皮鼓隨葬。這反映出其社會發展到了比紅山文化更高的階段。“陶寺人”使用具有明顯特徵的器物群，包括源於仰韶文化的小口尖底的斝，也包括源於紅山文化的朱繪龍紋陶盤，還包括長江下游太湖地區良渚文化的一種“L”形石推刀。這說明了陶寺的文化面貌已具有從燕山以北到長江以南廣大地域的綜合性質。中原仰韶文化的花(華)和北方紅山文化的龍，連同江南的古文化都聚集於此，猶如車輪之輻聚於車轂，證明了四五千年前的晉南是當時我國經濟文化最發達的地區，是中華民族文明的搖籃，也證明了陶唐氏作為一個強大的部落聯盟曾真實存在。

作為陶唐氏後裔一支的古唐國在歷史上的存在是毫無疑問的。《山西通志·金石記》著錄了一隻前代出土的“唐子爵”，它的銘文僅有四個字：“唐子且(祖)乙”。阮元《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斷言它是“商世唐君之器也”。

《詩經·周頌》篇說武王“勝殷遏劉，耆定爾功”。這裡的“劉”即指上述劉姓的陶唐氏後裔。可見周武王伐唐是僅次於伐商的一件大事，只因史書失載，古唐國在這次歷史大動盪中遂成了一個默默無聞的角色。

武王克商建立了周人的統治，他為監督商人殘餘勢力的反抗將其弟管叔鮮、蔡叔度，同母弟霍叔處，封於原殷都附近。但武王在位的短短几年中，周人對全國的統治並不鞏固，政治上潛在著嚴重的危機。因此，在他死後，其子成王即位，由周公(姬旦)攝理政事，而管叔、蔡叔不服，王室內部矛盾尖銳，圍繞著周公攝政的問題，醞釀著嚴重的權力之爭。

商紂之子武庚(祿父)趁機利用周人上層集團中的矛盾，聯合管叔、蔡叔、霍叔三人一起發動叛亂。周公旦率師東征，歷數年之久才平息了殷貴族殘餘勢力的反抗。古唐國也參與了這次叛亂，於是周公舉兵滅唐，遷古唐國君主和貴族於杜，稱其為唐杜氏。唐杜氏雖失國遷居，但仍在周室供職，並佔有一定數量的土地和人民。一直到西周後期，周宣王殺死了唐杜氏子孫杜伯，他的兒子隰叔為避難逃到晉國，做了大理(法官)，這就是晉國貴族範氏的始祖。

2、唐叔虞

叔虞是武王的庶子，成王的同母弟，字子幹。依《晉世家》之意，當時成王尚未親政，叔虞亦為少年。桐葉封晉的故事把周初政治生活中封藩大事，描寫成了一段兒童戲語，恐與歷史的真實不相符合。武庚與唐人先後作亂，給了周人一個深刻的教訓，他們感到有必要在叛亂者盤踞的地方，建立一些軍事據點，控制局面，拱衛王畿，鞏固周人的有效統治。叔虞封唐也像魯、衛等國一樣，是在這種特定歷史形勢下，周王室所採取的有計劃、有目的的重大政治措施。

叔虞封唐時，現在的山西境內政局動盪不安。為了更好地理解叔虞封唐的作用和意義，我們不妨稍稍上溯到商末的歷史中去。商代末年，在今山西省西南部的平陸、芮城二縣，有兩個小國叫做虞、芮，虞、芮因土地問題發生了糾紛，據說他們的君長曾請求周文王為他們裁斷曲直。

但在武王伐商的戰爭中，周人並沒有因為這個帝舜之後裔——姚姓的虞國之君有過傾向文王的行為，而認為他對周王室就靠得住，在周人取得天下後，肯定將姚姓虞國滅掉了。同時將同宗的虞仲封到今平陸北部做了新虞國之君。這樣姬姓新虞就代替了原來的姚姓舊虞了，只是國號不變。似乎同時將原來的芮君遷於今甘肅省的華亭邊陲之地，將其同宗的子弟們分別封於芮、魏兩個方國。

不同的是將原來分居芮城南北的兩國進行了調整，將今芮城的中、東部劃歸魏國，而將其西部劃歸都城在今陝西大荔縣朝邑的新芮國。周人為了打擊商人的殘餘勢力，或滅掉舊君，或遷其舊君使他失去作亂的溫床，而以同宗姬姓子弟代之，但原來的國號不變，這大概成為一種貫例。周人在這次社會大變革中，先後共置七十一國，其中包括姬姓子弟五十五個(其中武王兄弟十五人)，這些被置於各地的方國之君則是周王室及開國元勳功臣的子弟。

唐國地處“夏墟”，它的東面緊靠太嶽山脈，北、東、南三面與尚處於遊牧時代，逐水草而居的狄戎部落為鄰。當時唐國的叛亂剛平息不久，政局還不穩定，各種矛盾交錯，形勢嚴峻。所以，應從唐的實際出發，因地制宜，以夏人之政治理夏民後裔。而且唐國內很可能有一定數量的“戎人”，也需要用戎人之法治理戎人之民。“

晉用夏正，《左傳》講得極為明白。夏正首月建寅，它是夏人根據他們居住的黃河中游的氣候狀況而制定的歷法，比通行的周正在指導農業生產方面更為便利。總之，“啟以夏政”就是要遵循夏人的傳統制度風俗習慣和夏人的歷法去治理唐國。

3、從唐到晉

姬叔虞封唐之後，史稱之為唐叔虞，唐叔虞在位的年限大體與成王相始終。叔虞死後，他兒子燮父繼位，改稱晉侯，同時把唐國也改稱晉國。這一國號一直延用了六百年左右，到前5世紀，三家分晉，由韓、趙、魏取而代之。

燮父為什麼要改國號唐而稱為晉呢?

《漢書·地理志》說：

“唐有晉水，叔虞子燮為晉侯是燮(父)以晉水改為晉侯。”

班氏(固)所說的晉水在今山西省太原市西南晉源一帶，實際上到春秋初期那裡還是戎狄活動的地方。前661年，晉獻公之太子申生以下軍滅霍(今山西省霍縣西南十六里)之後，晉的勢力主要向南發展，尚未越過今山西介休。直到晉平公十七年(前541年)，中行穆子(荀吳)才敗北戎無終及群狄於太原。當時晉國力量還不太強，唐(晉)沒有在那裡建國的可能。所以，這種說法在文獻上是沒有根據的。

近年來考古工作者在晉源一帶進行了發掘，從而徹底否定了“太原之說”。顧炎武等學者反對班固以來的北說(太原)，認為唐都在今山西省翼城縣，或指平水為晉水，或指澮水為晉水，或指涑水為晉水，此被稱為南說(山西南部)。但是，以晉水之名為國號的說法卻並未改變，其實唐改國號應當別有原因。

文字學家認為，古代名物，尤其是山水國邑的名稱之由來多不可考，一名之立，往往是當時當地之人根據某些特定的社會或自然因素確定下來，一經約定俗成，這種因素就漸漸被人們遺忘。

“晉”字的起源是很早的，它在卜辭中已經出現了，在西周以前它很可能就作為語言符號被人們使用了。《積微居小學金石論叢·釋晉篇》認為它的字形像一件器物中放置了兩支竹箭，它應是“箭”字的古文。我們覺得晉國以箭義得名是難以索解的，況且先秦文獻上“箭”多稱為矢，“箭”似是後起之字。它的上半部，有人說是下飛的兩隻鳥，有人說是倒立的兩“子”字，總之，它是一個會意字，是器物中盛放某物的象形；從訓詁上講，《說文解字》說：

“晉，進也，日出萬物進。”晉確有“進”意，《廣雅·釋詁》把它與“供、奉、獻、御、奏、漸、躍、前、敕、奮、揖、薦、許”等作為一組同義詞而列在一起，後世說“晉升”、“晉封"、“晉謁”、“晉級”、“晉見”，都含有由下而上的意思；從通假關係上來分析，“搢”是晉的孳乳字，《周禮·春官》，“王晉大圭”，實即“王搢大圭”；《說文解字》：“搢，插也，從手晉聲。”

紳，前史皆作“薦紳”，說明“搢”、“薦”是通假字，那麼晉、搢、薦實同出一源。薦本意是草蓆，後來把祭神祀天叫薦羞。

《左傳》講“明德以薦馨香”，《國語》韋注：“薦，進也。”可見“晉”字在造字之初是取器中盛物，獻於神明之義。

耐人尋味的是《史記·魯周公世家》說：

“天降祉福，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穗)，獻之成王。成王命唐叔以饋周公於東土，作《饋禾》。周公既受禾，嘉天子命，作《嘉禾》。”

這似可以作為燮父改唐為晉的史證。在上古時代，社會生產力還很低下，征服自然的能力更低，文明和科學尚在萌芽階段，一切寄望於上帝和神鬼。人們往往把自然界出現的異常現象視為上帝所降的災禍或祥瑞之兆。

這對於剛剛滅商而取得政權的西周王室來說，當時正處在周公旦東征勝負未卜的時刻，更需要以神道設教，團結周人，堅定東征中將士必勝的信心，鼓舞他們的意志。因此當叔虞晉獻“嘉禾”以後，周成王便作了《饋禾》之篇，並命叔虞將“饋禾”作為奇寶珍品饋贈給正在“東土”征戰中的周公姬旦，周公也倍受鼓舞，“嘉天子命”而賦詩撰文，寫下了《嘉禾》之作，可以想見這株嘉禾給予了西周貴族心理上多麼大的慰藉。

在叔虞的子孫們看來，先祖向天子進獻“嘉禾”並得到了天子的歌頌和嘉獎，這當然是一樁不朽的盛事和國家莫大的榮耀，所以是值得紀念的。燮父繼位為君後，正是出於紀念其先君唐叔虞向天子進獻“嘉禾”的榮寵，因此，他改稱晉候以志之，接著便將其國號唐也就改稱為晉國了。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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