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1月17日，一群在歐洲勤工儉學的中國青年輾轉來到蘇聯首都莫斯科，這群人一共17人，將在中國共產黨莫斯科支部人員的帶領下進入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
這群青年都是20多歲的年紀，風華正茂，為首的正是鄧小平。為了政治需要，他在進入東方大學之前被登記了新的名字，中文名叫鄧希賢，蘇聯名叫多佐洛夫。
這之前鄧小平一直在法國勤工儉學，當時16歲的他就早早參加了革命。在 1925年，年僅21歲的鄧小平已經成為中共旅法支部的負責人，負責領導旅法進步青年的革命活動。
後來遭到法國政府的迫害，鄧小平這才在1926年1月和傅鍾、任卓宣等人以及其他中國共產黨歐洲委員會、中國共青團的同志被組織安排到蘇聯。
等學校為鄧小平辦理好了入學手續和新的身份後，鄧小平被分到了七班。這個班的同學可不得了，以後走出了包括鄧小平在內的很多大人物。
七班比較出名的都有誰呢？除了我們熟知的鄧小平以外，還有傅鍾、李卓然、谷正綱、谷正鼎、鄧文儀，以及汪精衛的侄兒和其秘書和于右任的女婿屈武等人。
由於這個班人才濟濟，雲集了當時在校的國共兩黨的重要成員，所以被人稱為“理論家班”。由於鄧小平有著豐富的革命經驗，而且在辯論中口才很好（經常在辯論中把其他同學辯駁的理屈詞窮，有外號“小鋼炮”之 稱），很快被同學們推舉為七班的黨小組組長。
蔣經國是在1925年被蔣介石安排到蘇聯學習的，也在中山大學學習，但和鄧小平不是同班，不過因為同為中國派遣留學生，他們私下的交流非常頻繁。
鄧小平雖然和蔣經國不同班，但被分到一個團小組裡面，而且是蔣經國所在這個團小組的組長。站隊時，由於兩人個子都不高，老是選擇肩挨著肩站一起。
當時的蔣經國可沒有以後去臺灣後的那麼多“彎彎繞”，在中山大學這一屆的中國留學生中，就數蔣經國年紀最小，同學們都他當小弟弟看。
可能生於豪門的緣故，這時的蔣經國就像個長不大的孩子，在同學們面前非常活潑頑皮，走路蹦蹦跳跳的，愛說愛唱，像一隻無憂無慮的快樂小鳥。
他還經常身穿夾克式工人服，喜歡戴個鴨舌帽，面板也被曬得黑黑的，同學們經常調侃他，說他是小童工，給他起了一個叫“工人”的外號。
年紀小的蔣經國由於是初次出國，對什麼都非常好奇與新鮮，特別是對於像鄧小平這樣的有豐富革命經歷的“學哥”的故事非常好奇，沒事就喜歡陪著他們冒著嚴寒到學校對面的湖畔、公園等地聊天散步，活脫脫的一個“好奇寶寶 ”。
當時的蔣經國經常跟在鄧小平他後面“大哥”、“學長”地叫，要求鄧小平給他講在法國勤工儉學時那些富有傳奇色彩的驚心動魄的革命鬥爭故事。
鄧小平由於在法國有著5年的革命經歷，或許是非常懷念那段時光，即使來到莫斯科後也經常圍著一條法國工人式的藍白相間的大圍巾。
有一次蔣經國實在忍不住了，問鄧小平為什麼總是圍著這麼一條藍白相間的大毛巾？鄧小平對他說：在法國勤工儉學的留學生為了得到生活費經常要去做清潔工，撿馬糞是最掙錢的，幹一天夠一個星期的花銷，而法國的清潔工都喜歡圍著這麼一條大圍巾。
在學校裡，同學們經常舉行辯論，而作為在當時同學中有著外號“小鋼炮”之稱的鄧小平，由於在學校深入進行了馬列主義理論學習和研究，再加上有著法國五年的革命實踐，經常處於辯論的不敗地位。
但有時在跟國民黨右派同學諸如鄧文儀、谷正鼎、谷正綱辯論時，也要經過一番激烈的大辯論才能分出高下，有時甚至是辯論的難解難分，這時的蔣經國往往都選擇站在鄧小平一邊。
這讓谷正鼎、鄧文儀等人非常惱火，經常質問蔣經國：“經國，你是吃國民黨的飯，還是吃共產黨的飯？”，蔣經國都會毫不遲疑地答道：“我是吃蘇聯的飯！”
在蘇聯中山大學2年後，鄧小平從蘇聯學成歸來投入到國內的革命鬥爭去。先後在土地革命、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中發揮巨大的作用，建立了赫赫功勳。
新中國成立後，鄧小平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書記，領導我國西南地區的政權建設，社會改造和經濟恢復等相關工作，對西南地區的社會穩定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把西南地區的經濟建設搞得有聲有色。
1952年8月，鄧小平從重慶來到北京，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還兼任了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財政部長等職，主要負責新中國的財政工作。
而蔣經國，在鄧小平回國參加革命後繼續留在蘇聯學習，但由於受到其父蔣介石發動的“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的影響，被蘇聯下放到一家礦場進行勞動改造。
從1925年10月去蘇聯學習，直到1937年中國抗日戰爭正式爆發，蔣經國在蘇聯呆了整整12個年頭。
為了培養自己的兒子，在蔣經國回國後，蔣介石先後派他到江西親信那裡先在贛州擔任專署主任，後來又在1939年安排他擔任江西第四行政區督查專員、區保安司令、防空司令和江西省政府委員等職務。
蔣經國在這期間並沒有什麼建樹，可以說除了一些風流韻事以外，政績上的功績基本為零，不過卻是學會了如何混跡於政治界。
1944年，蔣介石任命蔣經國為三青團中央幹部學校教育長，而後參與了蔣介石發起的10萬青年從軍運動，任青年軍總政治部主任，頗有效仿蔣介石在黃埔軍校種種手段的勢頭。
抗日戰爭勝利以後，蔣經國任國民黨東北行營外交特派員，但一直把握著三青團這一青年軍事勢力。
1949年蔣介石獨裁統治下的國民黨政府被解放軍趕出大陸，1月，蔣經國跟隨蔣介石從成都敗退到臺灣。
此後長達將近30年的時間裡，蔣經國在臺灣歷任國民黨臺灣省黨部主任、“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國防部”部長、“行政院”院長等職務，也算在政治上有了些建樹和功績。
1973年，鄧小平再次復出，擔任國務院副總理、中央政治局委員等職務參加中央領導工作。隨後還擔任了中央軍委委員，參與軍委的領導工作。這時期鄧小平雖不是一把手，但已經站到了領導中國黨、政、軍的最前沿。
在1973年時，周恩來把新中國大部分涉外事務交給鄧小平時，對於時局變化十分敏銳的一代偉人鄧小平很快就對外宣佈出“北京已經準備好了，可以跟臺北直接談判統一的問題”，並強調了“現階段優先考慮用和平完成統一”。
為了將中國政府的提議準確傳達到在臺灣掌權的蔣介石、蔣經國父子二人耳中，鄧小平等人安排了前國民黨滯留大陸的重量級國民黨老人以公開、半公開、或者私下的渠道將中國政府發出的資訊帶給他們。
但此時，蔣介石已經臥病在床，行將殞命，根本無力操持這些重要問題，而作為孝子的蔣經國在父親還沒“歸天”時，也斷然不敢在蔣介石沒交代的前提下對此進行處理。
在一次接受《紐約時報》記者的採訪中，蔣經國對記者這樣說：“與共產黨接觸，就是自殺行為，我們沒那麼愚蠢。”
也就是大概從1973年開始，鄧小平與老同學蔣經國開始了長達15年關於臺灣問題的“暗戰”。開始時，大陸不斷示好，但礙於蔣介石尚在世，臺灣方面對於中國大陸的提議一直選擇不予理會。
但這並沒有讓“學長”鄧小平變得急躁，而是繼續不斷對臺灣釋放大陸的“善意”，希望“小老弟”蔣經國能明白大陸的一片真心。
另一方面，由於考慮到當時臺灣地區的軍備水平對大陸有一定的優勢，解放軍也在福建等沿海地區做了充分的軍事部署，防止臺灣的國民黨從海上派遣小股部隊對大陸進行軍事騷擾，畢竟臺灣在蔣介石時代一心想“反攻大陸”。
1975年4月，被人民解放軍趕出大陸的蔣介石在鬱鬱寡歡中去世，其早就指定好的接班人蔣經國被國民黨推舉為臺灣第二任“總統 ”，並在1978年5月舉行了就職典禮，從此臺灣開始了蔣經國時代。
這時的鄧小平，已經在黨內擔任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職務，而且還兼有軍委的職務，在中國的社會改革上有絕對的話語權。
其實在1975年，由於周恩來和毛澤東身體機能日漸衰弱，他們已經有意培養鄧小平作為接班人，這可以從兩位偉人在接見外人的談話中可以明顯看出。
周恩來在最後一次接見外賓時就說過：
經過半個多世紀毛澤東思想培育的中國共產黨，是有許多有才幹、有能力的領導人的，現在，第一副總理已經全面負起責任來了。鄧小平同志很有才能，你們完全可以相信，他將繼續執行我黨的內外方針。
同月，毛澤東在接見外賓時也說：現在天下最窮的不是你們，而是我們。我們有8億人口，我們現在有領導危機，總理身體不好，葉劍英身體也不好。我82歲了，我也有病。最後，毛主席伸手指著鄧小平說：“只有他一個壯丁了。”
隨後，在短暫的錯誤後，鄧小平在1978年正式被黨內外廣大幹部所真正認識、接受和擁護，雖然沒有正式擔任黨和國家最高領導職務，但此時實際上已經形成了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集體。
1978年時，鄧小平給了一直抱著“不接觸”政策的蔣經國“小老弟”重重一擊。中美兩國經過多輪的磋商，在鄧小平等國家重要領導層的努力下，兩國於1978年12月1日正式簽訂了《中美建交公報》。
但這個訊息直到12月15日晚，也就是中美簽署《中美建交公報》訊息公佈前的12小時，蔣經國才接到美國駐“中華民國”的特命全權大使的電話，蔣經國不得不在凌晨三點從床上爬起來接聽安大使的電話，全程都強忍著對美國的怒氣和極度失望之情。
當中美正式建交的訊息被正式公佈，對美國極度依賴的臺灣頓時陷入了些許的恐慌，新臺幣兌美元價格大跌，臺北股市更是跌了一成左右。同時，鄧小平和中共聲勢大振，全世界都在報道這件事。
鄧小平等中共中央為了表達與蔣經國進行和平談判的誠意，在1979年1月發表了《告臺灣同胞書》，命令一直在炮擊金門的解放軍停止炮擊金門的軍事行動，主動對臺示好。
同一天，作為北京對臺辦負責人的廖成志也發表了一篇致蔣經國的公開信，信中用極其誠懇的態度提議開啟國共第三次合作，並願意作為中共代表赴臺灣與蔣經國會談。
但此時作為臺灣地區最高領導人的蔣經國對鄧小平的這次陣仗巨大的和平攻勢非常警覺，對於廖成志的來訪直接持堅定拒絕的態度。
蔣經國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更是將共產黨提議的兩岸恢復對話的提議說成是“舊瓶裝新酒”，還在公開場合宣稱：“中國人民唾棄共產主義，而臺灣的成功卻激發了人們渴望自由、民主和繁榮的生活方式。”
表面上看，蔣經國對鄧小平這次的和平攻勢非常牴觸，但私下裡，蔣經國也放寬了臺灣從蔣介石開始一直以來的“三不接觸”原則，承認兩岸恢復交流的重要性。
蔣經國也認為：
北京現在熱切鼓勵兩岸之間擴大經濟 、社會、文化交流，長此以往，對臺灣必然是利大於弊。如果兩岸人民旅行、貿易往來審慎發展，必可提升臺灣在全中國的形象和影響力。
從蔣經國對恢復兩岸交流的觀點可以看出，鄧小平的和平攻勢已經起到了作用，蔣經國也樂意配合中共提出的恢復兩岸交流的提議，比老蔣時代的“三不接觸”已經算是巨大的進步。
與此同時，鄧小平在和日本和原國民黨滯留大陸的重要人員談話時，多次提出讓他們給蔣經國帶話，希望蔣經國能和自己有一樣的想法，在自己的有生之年能解決臺灣問題，“為後人做點好事”。
在跟原國民黨元老陳樹柏談話時，鄧小平顯然對於臺灣問題久拖未決有些擔憂，他說 ：“你可以跟蔣經國談一下，如果我們這一代不解決，下一代解決這個問題更困難一些，那時出現什麼情況就很難講了。”
鄧小平這位“學長”的話，顯然傳到了“小老弟”蔣經國的耳朵裡，在兩人的積極推進下，開啟了兩岸溝通交流的新階段。
但美國人顯然不願意看到一個統一繁榮的中國，在1979年4月，美國總統卡特簽署了《與臺灣關係法》，對正在升溫的大陸與臺灣的關係可謂潑了碗冷水。
但進入1981後，兩岸關係日漸恢復，鄧小平再次向蔣經國“示好”，中央直接下指令給蔣經國的祖宅所在的浙江溪口黨委，讓他們修繕豐鎬房以及蔣經國母親和祖母的墳墓，並拍攝照片讓人秘密送到蔣經國面前。跟蔣經國有過很長時期接觸的鄧小平，清楚地知道他是個“大孝子”。
同時，國內對於實現收復臺灣的立法也逐漸清晰定型，在1981年9月，葉劍英委員長正式提出闡明瞭關於實現臺灣迴歸和實現和平統一的“葉九條”，“葉九條”實際上是對鄧小平內部講話的歸納和總結。
“葉九條”提出的第二年，也就是1982年11月，鄧小平在會見來訪客人時提出了“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說法，也就是“一國兩制”的1.0版本。到了1984年，鄧小平在會見英國撒切爾夫人，鄧小平正式提出了“一國兩制”，並指出“‘一國兩制 ’構想的提出是從臺灣問題開始的。”
隨著鄧小平和蔣經國兩位大陸和臺灣的領導人對於臺灣問題“搭臺唱戲 ”的日漸熱絡，看到鄧小平領導下達的中共政府對於臺灣的種種誠意，蔣經國認為兩岸進行國共談判解決臺灣問題已經基本成熟，於是蔣經國找到了新加坡總理李光耀作為中間人。
李光耀和蔣經國很是對付，由於同為“亞洲四小龍”的地區領導人，兩人關係非常好，李光耀訪問臺灣次數非常多，對臺灣形勢也非常瞭解。
更重要的是，李光耀也多次訪問中國大陸，跟鄧小平有過深入交流，鄧小平還透過李光耀向蔣經國帶話，“向我在莫斯科的同學致以問候”，所以說，李光耀對於臺灣和大陸都非常瞭解。與此同時，中國也多次派出代表訪問新加坡進行互訪。
在此互動下，在1983年，蔣經國私下指出：由於鄧小平推動經濟改革和務實外交，中華人民共和國將日漸茁壯強大。如果臺灣和大陸能夠結合，中國的未來，必定會有偉大的前途。
1986年夏天，李光耀再次訪問臺灣，在交談中，蔣經國已經明確告訴李光耀，說他對於改造臺灣的政治體制已經有了最新的想法和全盤的計劃。
至此可見，在鄧小平積極的推動下，蔣經國基本已經做出了跟大陸進行和平談判解決臺灣問題的想法，臺灣和平收復的基礎已經基本成熟。
到了1987年，臺灣地區在國民黨最高領導蔣經國的安排下，除了開放黨禁、報禁之外，又全面開放島內居民前往大陸旅行，基本完全顛覆了蔣介石時期的“仇共、反共”政策。
隨著島內居民到大陸地區旅遊探親的人數日益增多，國民黨內部一些人發出質疑的聲音，但蔣經國對他們說：“不需要擔心。到大陸看看，可以讓臺灣人民瞭解大陸的情勢，大陸人民也可以瞭解臺灣的情形。”這樣的改變，其實也是蔣經國鼓勵大陸內部演變策略的一部分。
1988年年初時，蔣經國又著手結束了對報紙行業的“限證”、“限張”的禁令。在此推動下，短短數天內，有200多家新出版物向管理機關進行登記，有60多個政治團體申請註冊成立政黨。
1月12日，正當馬英九將自己起草的《結束大陸人掌控臺灣政治過程》的草案獲得透過的好訊息告訴蔣經國時，本已身患重病的蔣經國在13日下午突然病逝。
當蔣經國病逝的訊息傳到北京，鄧小平立即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蔣經國去世對解決臺灣問題的不利影響。
當聽完臺灣事務辦公室對臺小組的報告後，鄧小平談到如果蔣經國依然健在，“中國的統一就不會像現在這樣困難和複雜。國民黨和共產黨過去有過兩次合作的經驗，我不相信國共之間不會有第三次的合作。”
“可惜，經國死得太早了。”這是鄧小平對蔣經國突然離世的遺憾嘆息。
如果蔣經國能再多活兩年，按照當時的臺灣和大陸的形勢來看，或許在幾年內必鄧小平和蔣經國兩人必將推動完成中國的統一重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