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壘起七星灶，銅壺煮三江，擺開八仙桌，招待十六方，來的都是客，全憑嘴一張，相逢開口笑，過後不思量，人一走茶就涼，有什麼周詳不周詳……”。
對於這一段經典的旋律，年齡稍大的朋友們想必不會陌生。這就是傳世名作《沙家浜》中的《智鬥》唱段。該劇目深入刻畫了茶館的老闆娘阿慶嫂沉著冷靜、智鬥日偽參謀長，成功掩護了新四軍傷病員平安歸隊的故事。
在當時，日寇的鐵蹄已經踐踏了我中華大江南北。“祖國的好山河寸土不讓，豈容日寇逞兇狂”！中華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掀起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抗日救亡運動。就是在這小小的沙家浜，發生了一幕幕可歌可泣的英雄傳奇。
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四軍，在人民群眾的密切支援和配合下，在江南地區與敵人展開了殊死鬥爭。在取得光輝勝利的同時，我們自己也付出了慘烈的代價。當時，有一支部隊在與敵人的激戰中損失嚴重。
大部隊轉移後，剩下一部分傷病到了沙家浜休養。最後，這些人中又有10人死於敗血症，1人被沖走。但在革命英雄主義精神的支撐下，在人民群眾的擁護配合下，剩餘的25名“星星之火”，逐漸恢復壯大，最後發展成了一個旅。
一、“英雄史詩”——蘆葦蕩裡的抗日豪傑
現實中的沙家浜，位於江蘇省常熟市南部分，地處常熟、崑山、蘇州交界處。南挽陽澄湖，北枕昆承湖，境內水網密佈，民風淳厚，風光秀麗。
而京劇《沙家浜》也曾經是當年火遍全國的八大“樣板戲”之一，可謂老少咸宜，斬獲粉絲無數。
最近幾年，在反腐敗大片《人民的名義》中，陸毅飾演的侯亮平和胡靜飾演的高小琴，多次對唱“智鬥”，又重新喚起了人民對這部經典劇目的追思與懷念。同時被喚起的，還有人民對那段歷史的回憶和對抗日英雄的追憶。
在戲劇中，一位新四軍某部隊指導員郭建光，帶領著18個傷員到沙家浜養傷，受到了當地群眾的極力保護和優待。為了躲避日偽軍隊的搜捕和掃蕩，黨組織安排傷員轉移到了陽澄湖的蘆葦蕩裡，敵人一無所獲。
為了找到這些傷員，敵人有派出了所謂“忠義救國軍”的一批漢奸，司令胡傳魁、參謀長刁德一，向阿慶嫂打探傷員下落。機智的阿慶嫂，巧妙地與敵人周旋，並引誘敵人開槍，以槍聲通知了蘆葦蕩的傷員提高警惕。
最後，在阿慶嫂等人的積極協助下，新四軍戰士組成突擊排，連夜奔襲，殺回沙家浜，一舉全殲了盤踞在沙家浜的日偽武裝。而劇中的男一號郭建光的原型，就是著名新四軍將領劉飛。
1939年5月，中國的抗日戰爭到了最艱難的階段。以新四軍為主幹力量的“江南抗日義勇軍”(以下簡稱“江抗”)在黃土塘地區大戰日軍，並夜襲日軍滸墅關火車站，火燒日軍虹橋機場，極大挫敗了日軍的囂張氣焰。
但在當時，我新四軍不僅要和窮兇極惡的日寇艱難鬥爭，還有時刻防備“積極反共，消極抗日”的國民黨反動派背後襲擊。當年9月，劉飛率領的部隊在江陰顧山鎮作戰時，就遭到了國民黨方面顧祝同“忠義救國軍”的襲擊。
在對敵作戰中，劉飛同志被子彈擊中了胸口，頓時鮮血如注。這一槍直接打進了劉飛的肺部。團長葉飛知悉後，當即派人送劉飛到陽澄湖後方醫院養傷。“江抗”的同志在努力打退了國民黨“忠義救國軍”的大規模進襲擊之後。
為了避免和國民黨繼續發生大規模衝突，讓日寇坐收漁利，我軍決定從蘇州、江陰、無錫、常熟、太倉地區等即東路地區，西撤至揚中境內，繼續抗日。而劉飛等40多名傷病員，則被安排繼續留著陽澄湖養傷。
當時，劉飛是正擔任著“江抗”總指揮部政治部主任，在一眾傷員當中，他職務最高，最受大家信任，他也就順理成章地擔負起了這支特殊隊伍的領導責任。
“江抗”主力部隊撤離之後，得知訊息的日為軍隊立刻以重兵封鎖了陽澄湖及其周邊地區，進行地毯式的排查和掃蕩，妄圖消滅我軍。但人民群眾又怎麼會任由敵人傷害我抗日義士？當地群眾紛紛組織起來，自發地為傷員們治病，送給養。
他們派人時刻盯著周邊動向，一旦發現日偽軍接近，就馬上把傷員們轉移到小木船上，隱匿進陽澄湖深處的蘆葦蕩中。等敵人離開之後，他們又迅速把傷員接回去照顧。
在人民群眾的悉心照顧下，意志堅強的劉飛頑強活了下來，一些輕傷員也逐漸恢復，這些和陽澄湖民眾的幫助是分不開的。
許多人民省下自己原本不充裕的口糧給傷員吃，有的人將全家十分珍惜的的母雞和雞蛋給傷員補充營養，更有大量很多群眾冒著生命風險，為傷員提供掩護。
但即便如此，在極其嚴酷的環境下，還是有一些傷員慘遭日軍的殺害。而且，在日軍和國民黨方面的封鎖下，我軍的醫療條件十分簡陋，我們的“後方醫院”就是一條小木船。船上連基本的消毒劑、紗布等物資都十分匱乏，遑論各種抗菌消炎藥品。
因此，在反覆的轉移和撤離中，一些傷員因缺少藥品，無法得到及時治療，致使傷口發生感染，生病犧牲了。到1939年10月底，這支隊伍中有10人死於敗血症，還有1人被水捲走，僅有25人幸運地活了下來。
二、“星火燎原”——革命隊伍的壯大發展
按照原計劃，傷愈之後的戰士們應該回去找大部隊。但親眼目睹了“江抗”西撤之後，敵人在當地的橫行霸道，以及人民群眾對“江抗”迴歸的殷切期盼，再加上當地人民對自己的救命之恩。
劉飛的心中就萌發了在陽澄湖上上重建“江抗”的想法。他的這一想法說出來之後，立刻得到了眾人的一致贊同。
於是乎，這些戰士們就集體聯名上書，向上級打報告要求重建“江抗”。他們信心十足地向上級保證，無論環境如何艱險，條件如何艱苦，他們也一定要堅持下去，在東路地區重新豎起“江抗”的大旗。
申請書遞上去之後，陳毅同志看了連聲叫好，親自批准了戰士們的請求。1939年11月，江抗”部隊原路政治部主任楊浩廬，受上級委派來向劉飛等人傳達，新四軍江南指揮部關於建立新“江抗”的指示，並和大家商討成立“江抗”東路司令部具體事宜。
新四軍總部的指示是：“為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主力西移待機。留在陽澄湖地區的部隊人員與地方黨配合，重新組織武裝，堅持原地鬥爭”。
上級的支援和關懷，進一步堅定了劉飛等同志的信心和決心。為了貫徹落實上級精神。夏光和楊浩廬等同志，一同到東唐市找到了東路特委組織部長張英、常熟縣委書記李建模、常熟“民抗”司令任天石等商談，希望得到他們的支援。
1939年11月上旬的一天，在在東唐市旁邊的一座破廟裡，張英同志主持召開了“江抗”東路司令部成立會議。因為劉飛同志有傷在身，夏光同志擔任了任司令員，楊浩廬任副司令兼政治處主任。
為了區別原來的“江抗”、這支部隊被簡稱為“新江抗”。有了司令部就必須有士兵。
當時那批傷員當中，已經有十幾個恢復了戰鬥力，這些同志便組成了一個特殊的連隊，當時的番號是“江抗東路指揮部特務連”的番號。剛成立時，這支部隊的力量極其薄弱，全連隊僅有兩支槍：即劉飛和警衛員何彭福上交的兩支短槍。
而且不幸的是，當年的12月底，新成立不久的“新江抗”，就因為漢奸的出賣暴露了位置，慘遭敵人襲擊。當時的日軍派出了一小隻隊伍來搜查，章立、許冠生等八名同志不幸犧牲。此時，缺乏武器彈藥的問題，已經成了事關生死的大事。
上級批准成立“新江抗”之後，因為各種困難並沒有馬上撥發武器。因為上級的本意，是希望他們向其他部隊一樣，慢慢吸收新人壯大隊伍，等到隊伍足夠龐大了，再配發武器。但好巧不巧，在這隊伍的發展初期，就被漢奸給找到了。
為了解決困難，夏光同志千方百計地，去做了當地游擊隊的工作。游擊隊的同志也十分慷慨地貢獻出了十幾條槍，使“新江抗”在對敵鬥爭中如虎添翼。
隨後，在我黨的正確領導下，在廣大讓人民群眾的有力支援下，“新江抗”正確運用對敵鬥爭策略，在與日偽軍的鬥爭裡很快就發展壯大起來。
到了1940年底，這支原本不足百人的連隊，已經發展成了四個連，五千多人的抗日勁旅。這支部隊的快速發展，深刻印證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道理，以及“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策略的正確性。
到了1941年1月，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反動派，悍然製造了千古奇冤“皖南事變”。大批新四軍抗日義士，沒有為抗日捐軀，卻慘死在了國民黨的屠刀下。新四軍力量遭重創。我黨除了進行堅決還擊，揭露國民黨險惡用心之外，還做出了重建新四軍的決定。
1941年3月，黨中央決定把活動在京滬鐵路以北的“新江抗”部隊，改編為新四軍第6師18旅，江渭清任擔任旅長，溫玉成同志任政委，夏光同志任參謀長。劉飛同志則被任命為18旅53團的團長兼政委。
1944年4月，劉飛同志又擔任了18旅旅長兼新四軍蘇中軍區一分割槽司令員。抗日戰爭勝利後，蘇中軍區以18旅為基礎，組建了教導旅，劉飛同志成為了第一任旅長。當年，以十幾名傷兵為主體成立的“特務連”，如今已經發展壯大為一個教導旅，實在是人間奇蹟！
到了解放戰爭期間，該教導旅又在淮海戰役中，被擴編為華東野戰軍一縱2師，劉飛也擔任了縱隊的副司令員。誰也沒有想到，這麼一支華東野戰軍的主力師，竟是由在陽澄湖上的幾條小木船裡養傷的一批傷員發展而來的。
至於沙家浜故事的“主人公”劉飛同志，他在1955年被授予了中將軍銜，成為開國元勳，但他身上那顆子彈始終沒有取出來。
對於那段光輝經歷，他也從不居功自傲，謙遜謹慎。當年在接受崔左夫同志的採訪時，他謙虛地強調道：“你不要寫我，你應該好好寫寫（一縱）2師，這個師是由36個傷員發展起來的”。
後來，他還專門對外界說道“郭建光不是我，他身上的優點太多，他是我們整個‘新江抗’所有人的精神的結合”。所謂“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共產黨員的光輝形象，在劉飛將軍身上得到了完美體現。
三、“精魂不滅”——沙家浜精神的世代傳承
革命勝利後，這些英雄傷員的故事也並未結束，他們有的繼續征戰沙場，馬革裹屍還。有的轉業復員，在平凡的崗位上積勞成疾，為人民奉獻了最後一絲光亮。
直至2016年6月20日，最後一名倖存者吳志勤老先生，在其家鄉無錫市康復醫院與世長辭，享年94歲。
這些英雄的一生，正如吳志勤先生靈堂兩側，所懸掛著那副對聯那樣:“抗倭灑血沙家浜忠魂人敬仰，衛國激戰上甘嶺丹心世長存”。我們所講的沙家浜精神，概括起來，其核心內涵主要有以下幾點：“不忘初心、不畏艱辛、不講條件、不怕犧牲”。
所謂不忘初心，就是要時刻堅定為人民服務，為國家奉獻的初心，堅定共產主義的偉大理想；所謂不畏艱辛，就是為了偉大的事業，對任何艱難險阻無所畏懼，逢山開路遇水搭橋；
所謂不講條件，就是要時刻牢記教誨，聽黨指揮，聽人民召喚，甘做革命的螺絲釘，在平凡的崗位上，綻放最耀眼的光芒；
所謂不怕犧牲，就是要時時刻刻準備著，為黨和人民奉獻一切。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一片丹心，光照日月！
這種在千錘百煉的革命實踐中凝聚而來的精氣神，是我們黨，我們民族永恆的精神財富，值得代代傳承，大書特書。
革命勝利後，上海劇團在1959年排演了歌劇《碧水紅旗》。1960年在全國首次演出，並改名為《蘆蕩火種》（該劇最早改編自隨軍作家崔左夫的作品《血染著的姓名——36個傷病員鬥爭紀實》。這是崔左夫根據對劉飛將軍的採訪，寫成的紀實文學）。
毛澤東主席看後大加讚賞，並親自將其改名為《沙家浜》。毛主席對此親切地解釋道：“蘆蕩裡都是水，革命火種怎麼能燎原呢?再說，那時抗日革命形勢已經不是火種而是火焰了嘛……戲是好的，劇名可叫《沙家浜》，故事都發生在這裡”。
1980年，為了進一步弘揚沙家浜精神，傳承紅色革命遺產，常熟市將橫涇改名為“蘆蕩鄉”，1992年，蘆蕩鄉再度更名為“沙家浜鎮”。
2018年，全國各地來沙家浜革命歷史紀念館參觀學習的人數達220萬，其中45萬是青少年——革命的偉大精神薪火相傳，永不變質，紅色的旗幟迎風高懸，永不褪色，偉大的事業後繼有人，代代傳承！
更重要的是，這種熱愛國家，不畏強暴，不懼艱險的精神氣質，似乎是一代代中國人的“烙印”，走到哪裡都忘不了，揮不掉。
當年，一名青年在離開祖國，遠赴重洋求學深造之前，他的老父親送了他一段臨別贈言：“人生當有品：如哲、如仁、如義、如智、如忠、如悌、如教!吾兒此次西行,非其夙志,當青春然而歸,燦爛然而返”！
往後數十年間，這段殷切話語，時時刻刻都激勵著這位青年努力學習，報效祖國。經過數十年如一日的勤學苦練，曾經的青澀少年已經成長期為了全世界頂級的大學者，在美國頂尖大學任教，功成名就，生活優渥。
但他始終沒有忘記父親當年的叮嚀，新中國成立後，他歷經千辛萬苦，回到了魂牽夢繞的祖國。他就是偉大的愛國者，中國當代導彈之父錢學森先生。
在接受媒體採訪時，他動情地說道：“我將竭盡努力和中國人民一道建設自己的國家讓我的同胞過上有尊嚴的幸福生活”，拳拳愛國之心，躍然其間。
在回覆陳賡大將“中國人搞導彈行不行？”的詢問時，在美國憋了一肚子氣的錢學森斬釘截鐵地回答：“中國人怎麼不行啊？外國人能搞得難道中國人不能搞？中國人比他們矮一截？”豪情壯志，氣吞山河。
而支撐錢學森同志等這一批愛國志士排除萬難，不懼艱險，創造人間奇蹟的精神動力，就是對國家和人民的無限熱愛以及戰天鬥地的革命情懷。
新中國如今的繁榮昌盛，離不開那一批舍小家為大家，忠肝義膽，鐵血忠魂的“無雙國士”的辛勤奉獻。在這些人的身上，蘊藏著無窮無盡的生命力，和抗壓能力，能曲能伸，能漲能落，能苦能甜。如此民族，在任何考驗面前，焉有不勝之理？
四、結束語
再次迴歸本文主題，當年的沙家浜隊伍，有36個傷員10人死於敗血症，1人被沖走，最後25人竟然發展成了一個旅。要知道，那些士兵絕非“天生神力”，更沒有“神功護體”。他們也都是肉體凡胎，他們也知道人間冷暖。
這種難以想象的人間奇蹟，究竟是如何創造出來的？原因其實很簡單，他們是優秀的中華兒女，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子弟兵。五千年的文明歷史，鍛造出了他們深入骨髓的“忠於國家，熱愛人民”的高尚情操。
我黨的優良傳統，又在他們的靈魂深處注入了“迎難而上，不懼犧牲”的英雄氣概。在如此精神核心的指導和支援下，他們戰天鬥地，明知不可為而為之，創造了人間奇蹟。
五、參考文獻
[1]中國抗日戰爭軍事史料叢書編審委員會：《新四軍·參考資料》（8），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15年版。
[2]新四軍戰史編審委員會編輯室：《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新四軍抗日戰爭史》（軍事資料彙編之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3]沈秋農：《唱響沙家浜 傳承紅色情——江蘇省常熟市關工委、沙家浜鎮關工委開展“十紅”教育活動見聞》，載於《中國火炬》，2019年第12期。
[4]鮑林：《八路軍開闢蘇北抗日根據地歷史程序探析——一種“大蘇北”視野下的再思考》，載於《中國紀念館研究》，2020年第2期。
[5]董健、丁帆、王彬彬：《“樣板戲”能代表“公序良俗”和“民族精神”嗎——與郝鐵川先生商榷》，載於《文藝爭鳴》，2003年第4期。
[6]魏冉：《永遠是人民的子弟兵——濟南軍區71897部隊（俗稱沙家浜部隊）巡禮》，載於《鐵軍》，2015年第10期。
[7]顧旭東、馬驥、顧維明：《“沙家浜”裡擎旗人——江蘇常熟市委書記徐國強關心支援國防建設紀事》，載於《中國民兵》，2020年第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