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革是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的簡稱，這個名字是宋慶齡先生親自起的。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義後，當天上午在南昌的部分國民黨中央委員和一些省區及海外支部的代表舉行聯席會議，這次聯席會議所組建的組織就是由宋慶齡命名的“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當時，孫中山逝世兩年多，蔣介石、汪精衛背叛了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並推行反動的“清黨”政策，殘酷屠殺共產黨人，鎮壓工農運動。這引起了以宋慶齡為首的國民黨左派以及共產黨人的憤慨，遂著手組建“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這個委員會由國民黨左派和共產黨人共25人組成，成員包括：賀龍、經亨頤、何香凝、朱暉日、黃琪翔、張曙時、徐特立、宋慶齡、于右任、郭沫若、陳友仁、張發奎、鄧演達、譚平山、惲代英、林祖涵、吳玉章、彭澤民、張國燾、李立三、周恩來、葉挺、澎湃、江浩、蘇兆徵，並推宋慶齡、鄧演達、譚平山、張發奎、賀龍、郭沫若、惲代英等7人為主席團成員。南昌起義是中國共產黨獨立領導和發動的，但依然沿用中國國民黨的旗幟，選出宋慶齡為領導人之一，這與宋慶齡在大革命失敗後表現出來的政治態度密切相關。宋慶齡雖然沒有參加南昌起義的策劃，但從她在一個月後發表的文章《中國目前的形勢》表明，她完全贊成而且高度評價了南昌起義。
1927年9月6日，宋慶齡按照孫中山遺願決定訪問蘇聯。在蘇聯，宋慶齡、陳友仁與先期到達莫斯科的鄧演達，為表明堅持孫中山革命原則的態度，三人以“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名義在莫斯科發表《對中國及世界革命民眾宣言》（即《莫斯科宣言》），重申孫中山“三民主義”及“三大政策”的革命意義，總結了孫中山“一面與敵人奮鬥，一面更須與黨內的叛徒決絕”的歷史經驗，指出“目前中國之反動勢力，雖極其殘暴兇惡，而國內勞苦民眾之覺醒必衝破反動的營壘，得到最後的解放和勝利”！1930年8月9日，鄧演達在上海正式組建“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被選為總幹事。他的宣傳、組織和軍事工作給蔣介石以嚴重威脅，1931年8月17日，鄧演達被捕，11月29日被秘密殺害。此段時期（1929年3月-1931年9月）的李濟深，也被蔣介石以夥同李宗仁、白崇禧“分頭髮難，謀反黨國”的罪名扣押軟禁於南京湯山。1931年12月19日，宋慶齡在寓所會見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負責人謝樹英，並撰寫發表《宋慶齡之宣言》（又名《國民黨已經不再是一個政治力量》）一文，揭露蔣介石搞個人獨裁、殘害革命者的種種反動行徑，指出“當作一個政治力量來說，國民黨已經不復存在了”。
1937年“七七事變”後，全面抗戰的局勢導致第二次國共合作開始。1938年3月，國民黨在武漢召開了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制定了《抗戰建國綱領》，成立了國民參政會，宋慶齡、何香凝被選為參政員。“皖南事變”發生後，宋慶齡、何香凝、柳亞子等聯名通電予以痛斥；李濟深則表示極大憤慨，直接給國民黨第三戰區司令顧祝同發報，要求妥善安排好葉挺生活，又聯絡各界共同呼籲儘早恢復其自由，親自到葉挺囚所探望。這些鬥爭表明，國民黨內以左派為核心的抗日愛國力量正逐步團結起來，並紛紛醞釀成立民主派組織。1941年，重慶成立了第一個民主團體——中國民主革命同盟；譚平山、柳亞子等人於1945年10月成立“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民聯）；何香凝、李濟深等人則於1946年春在廣州發起、組織中國國民黨民主促進會（民促）。
1947年2月，民促主席李濟深在上海秘密會見宋慶齡，向宋慶齡介紹了重組國民黨民主派聯合組織的設想，宋慶齡給予了熱情支援並囑咐他“多發揮作用”。1947年3月，李濟深回到香港發表《對時局的意見》，公開舉起反蔣大旗後，白色恐怖日益嚴重。國民黨中常會以李濟深詆譭蔣介石和國民黨為名，通過了開除李濟深國民黨黨籍、全國通緝的決議。蔣介石還派特務赴港暗殺李濟深，好在暗殺行動事先被宋慶齡得知，她立即派人通知，才幫助李濟深躲過一劫。1947年5月，李濟深、何香凝在香港準備召開國民黨民主派的代表會議以“集中力量，正名領導”，並通知在海內外的國民黨民主派人士馮玉祥、譚平山、柳亞子、陳真如等迅即來港，共同籌策。這裡的“正名領導”四字至少說明了：國民黨民主派急需成立一個革命組織，才能名正言順地領導開展推翻蔣政權的活動，並且這個革命組織急需定出名稱，才能對外聯絡，發展組織，開展工作。
1947年下半年，李濟深、何香凝、譚平山、蔡廷鍇、柳亞子、陳此生等人在香港醞釀並討論國民黨民主派聯合組織的名稱、綱領、領導人選等重大問題，柳亞子建議用“中國國民黨民主聯盟”的名字。此時，宋慶齡從上海捎口信給何香凝說：“早年我與鄧演達、陳友仁以‘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名義發表《莫斯科宣言》，以示繼承孫中山的革命事業，後來我曾考慮過臨時行動委員會之下一步，可以改為革命委員會……建議考慮。”經過大家討論研究，最後一致同意將這個國民黨民主派聯合組織的名稱定為“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大家一致希望宋慶齡南下領導，遂聯名寫就《上孫夫人書》。信中指出，國民黨各級領導機關“在反動派把持之下也變成了背棄總理遺教，甘為獨裁者自私和賣國殘民之工具”。為此，他們決定在香港開一黨內民主派代表會議，討論本黨新生與實現國內民主和平等問題，信中懇切表示：“夫人為總理遺志的繼承人，負有完成總理救國救民偉大事業的任務，所以我們深切盼望夫人命駕南來，主持中央，領導我們，內以慰全國人民暨各民主黨派民主人士的渴望；外以爭取英、美、蘇之同情。”後來從中共在香港的負責人章漢夫那裡聽到：“你們不用去上海了。宋慶齡同志已經知道了這件事，她贊成成立國民黨的革命組織，表示全力支援。至於她是不是參加這個革命組織，經她縝密考慮，認為以她現在的身份從事革命活動，比之參加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對革命更為有利。”根據這個意見，這封信沒有發出。
1948年1月1日，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成立大會在香港堅尼地道52號正式舉行，大會透過《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組織總章》等檔案，推舉宋慶齡為民革中央名譽主席，李濟深為主席。
1949年，民革領導人李濟深和宋慶齡一起，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1953年1月19日，民革二屆三中全會向出席世界人民和平大會的中國代表團團長宋慶齡致電，電文謂：“您是孫先生不斷進步精神的繼承者，多年以來，您一直和全國人民一道，為新中國的成長而進行了不懈的鬥爭，您這種偉大精神，對我們民革同志是一個光輝的榜樣，我們願意學習您的精神，為保衛祖國、保衛和平而努力。”
（作者李崴，系民革廣東省委會原副主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