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抗日戰爭開始以後,八路軍在武漢設立了辦事處。
一天,一位十五、六歲的小姑娘來到辦事處門口,苦苦地向工作人員哀求著:“同志,讓我去延安吧,我要找我的爸爸周恩來主任。”
值班的工作人員不知道來者究竟何人,尤其是在聽到“爸爸周恩來”這幾個字時,更是被驚住了,周主任什麼時候有女兒了?
其實,這位年輕的小姑娘就是孫維世。她是周恩來、鄧穎超夫婦撫養過的眾多烈士遺孤其中之一。
孫維世出生於1921年,她的生父叫孫炳文,生母叫任銳,都是中國共產黨的早期黨員。
周恩來與孫炳文夫婦關係甚好,他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時,孫炳文是黃埔軍校主任教官,周恩來是孫炳文的入黨介紹人。
周恩來和孫炳文夫婦第一次提到收孫維世為義女,是1927年春天,小維世5歲的時候。
那是在廣州孫炳文夫婦的住所裡。周恩來代表黨組織,交給孫炳文一項很艱鉅的任務,派他到武僅在工人中發展一批共產黨員。
那時,小維世已經懂些事了,每逢有人來找父母親談事情,她就主動到外面站崗放哨。
周恩來和孫炳文在房間裡進行秘密談話:“炳文同志,你的想法很好.到武漢以後,可以在工人中發展幾個黨支部,以這些黨員為骨幹,擴大黨的組織。”
孫炳文心情很激動地說:“感謝組織上和您對我的信任。不過,去漢口的鐵路不通了,必須繞道上海。”
此時,剛滿五歲的小維世正坐在小竹凳上,在家門口外邊玩蟈蟈籠子。
她一雙警惕的小眼睛,不住地觀察著周圍的動靜,生怕有什麼壞人來搗亂。
突然,她發現兩個挑擔子的人,從小路上走過來,立即放下蛔蟈籠子,跑回屋裡報信。
她用尖尖的童音高聲喊著:“爸爸,有壞人來了!”
周恩來趕緊取出火柴,將一份黨內檔案燒掉。
孫炳文急忙到門外去看,兩個挑擔人已經來到了家門口。他們用純正的廣州話說:“先生,買兩隻鴨吧!上等的肥鴨。”
說著,從籠子裡掂出兩隻呱呱叫著的肥鴨子。孫炳文憑經驗斷定,這兩個賣鴨人是當地的農民,不是國民黨特務,便掏出兩張紙幣,交給賣鴨人說:“好,就買下這兩隻吧。”
孫炳文把鴨子提回屋,對周恩來說:“一場虛驚,鄉下來的兩個賣鴨人,這兩隻肥鴨,足夠咱們中午享用。”
周恩來把小維世拉到懷說:“你真讓我們一場虛驚。”
孫炳文也逗著女兒說:“要真是特務來了,也得讓你喊得暴露了。”
周恩來卻誇獎地說:“不錯,小維世學會站崗放哨了。”說著,他把小維世抱了起來,親了親她的小臉蛋兒。
“太扎人了!”小維世尖叫著,用小手去摸周恩來那露著青茬的絡腮鬍子。
小維世的母親任銳走出屋來,一邊添著茶水,一邊說:“看你們爺幾個,熱鬧的!”
周恩來放下小維世,把兩隻肥鴨交給任銳說:“任銳同志,有勞你了!”
賢惠溫柔的任銳接過鴨子,微笑著小聲說:“好,好,我給兩個‘共黨分子’ 做菜去!”
幾個人都哈哈地笑了起來。任銳扯過小維世說:“走,讓爸爸和周叔叔談事情。”
等任銳和小維世出去之後,周恩來和孫炳文繼續交談。最後,孫炳文對周恩來說:“萬一我犧牲了,你就把小維世收做義女吧。”
周恩來說:“撫養革命後代,義不容辭,就是你犧牲不了,小維世也可以做我的義女。”
孫炳文高興地點點頭。周恩來繼續說:“那我們就說定了。時間是1927年的今天。”他說這句話時十分認真,一旁的孫炳文夫婦反倒被周恩來的這股認真勁逗笑了。
天有不測風雲。孫炳文赴武漢途中,在上海被國民黨特務殺害了。
任銳帶著小維世輾轉許多地方,一晃過去了十年。
1937年,抗日戰爭開始以後,八路軍在武漢設立了辦事處。
一位十五、六歲的小姑娘來到辦事處門口,苦苦地向工作人員哀求著:“同志,讓我去延安吧,我要去找我的爸爸周恩來主任。而且我會演戲,宣傳抗日救國。”
一位年輕的工作人員,耐心地給她解釋說:“小同志,不行呀!剛才我不是跟你說了嗎?你年紀還太小。”
就在這時,辦事處主任周恩來,從外面辦事回來。
他發現小姑娘在門口哭泣,便停下腳步問道:“小姑娘,你怎麼啦?為什麼在這兒哭呢?”
小姑娘抹抹眼淚,看見面前站著的象是辦事處的首長,大著膽子說:“我要找周恩來主任。”
周恩來彎下腰去。和藹地問那小姑娘:“你認識周恩來主任嗎?”
小姑娘回答:“俺不認識了。十年前,我5歲的時候,周叔叔常到我們家裡去。”
經過了解,周恩來發現眼前這位小姑娘就是革命烈士孫炳文的女兒孫維世。
周恩來心裡一熱,一下子拉住小姑娘的手說:“維世,我就是周恩來。十年不見,想不到你已經長成大姑娘了。”
孫維世抬頭望了望周恩來,突然叫了聲:“爸爸!”然後撲到周恩來的懷裡,放聲大哭起來:“我要去延安,叔叔們嫌我太小。”
周恩來想不到這兒見到了自己的女兒,心中十分感慨。他用手撫摸著小維世的頭,親切地安慰她說:“維世,先跟我到辦事處,去延安的事,我再同他們商量。”
回到辦事處以後,周恩來才知道了孫維世的十年輾轉生活。
孫炳文烈士遇難以後,任銳帶著女兒孫維世留在上海,繼續從事黨的地下工作。
那時,正是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以後,國民黨特務四處追捕、殺害共產黨人。
任銳帶著女兒,有時一天要轉移好幾個地方。
後來,任銳把孫維世安排到同共產黨有秘密聯絡的兩個劇團裡工作,並在那裡學習演戲。
抗日戰爭爆發以後,任銳又讓孫維世到武漢,找到八路軍辦事處,要求去延安。
周恩來與義女重逢,心中格外喜歡。他很快安排好,讓孫維世去革命聖地延安。
1938年,孫維世繞道西安,然後到達延安。
在延安,她遇到了江青,孫維世與江青原來就認識。在上海的時候,江青與孫維世工作的兩個劇團,都有較密切的聯絡,還參加過這兩個劇團的業餘演出,宜傳過抗日等進步思想。
在延安,她們可算得上“舊友重逢”,開始關係是不錯的,都是抗大的同學,還一起登臺,演出過話劇《血祭大上海》。
圖丨1939年,在莫斯科郊區共產國際黨校(七部)合影。前排左起:蹇先任、王美蘭(李六如夫人)、孫維世、馬明方
《血祭大上海》是任白戈創作的一臺大型話劇,中心內容講的是,上海一個家有萬貫財產的資本家與姨太太不和,經常發生家庭糾紛。
後來,這個資本家的姨太太愛上了一位汽車司機。
汽車司機是一個愛國者,他在給日本侵略軍運送彈藥器材時,故意把汽車開進黃浦江裡,自己也犧牲了。
當時,導演決定由孫維世飾演姨太太,由江青飾演資本家的女兒。江青嫌資本家女兒的戲太少,提出要與孫維世換演角色。
孫維世同意,與江青換演了角色,萬沒想到,30年後,這件事竟然會給自己帶來莫大的痛苦。
1939年的盛夏,延安的景色十分迷人。一場細雨過後,環保古城的寶塔山、鳳凰山和清涼山變得格外鬱蔥、青翠。
雨過天晴,巍巍的寶塔,猶如一柄參天長劍,在燦爛的陽光下顯得更加挺拔和剛勁。
然而,坐在魯迅藝術學院戲劇系宿舍內的孫維世卻無心欣賞這迷人的景色。
她在傷心、痛苦地流著眼淚。原來,有人傳來一個不幸的訊息,她的義父周恩來被摔斷了胳臂。
那天,周恩來從中央軍委辦事處開完會出來,心情非常興奮,他剛同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同志討論完抗日戰爭兩週年後的時局問題。
要去中央黨校向來自全國各地的學員講述即將發表的中國共產黨對時局的宣言。
周恩來急於把黨中央的這一重要宣言。向中央黨校的學員宣講,並透過他們迅速轉達給全黨和全國人民。
中央軍委所在地王家坪到黨校還有一段距離。周恩來騎馬前往。由於天剛下過雨,山路泥濘,周恩來策馬趕路,走得慌了一點,他的坐馬失蹄滑倒。
周恩來從馬背上摔了下來,右臂尺骨被折斷。這個部位的骨折治療,需要有一定水平的骨外科醫生,進行手術,但這在當時的延安,還不具備這樣好的醫療條件。
毛澤東提議,把周恩來送到莫斯科去治療,並同意由了穎超和孫維世陪同前往蘇聯。
圖|上世紀六十年代初,孫維世同兄弟姐妹在北京,左起:孫濟世、孫維世、孫泱、孫新世,前排孩子是孫小蘭
當時孫維世已經26歲,她得知毛主席同意她跟義父,義母一同去蘇聯的訊息以後,非常高興。
因為她雖然是周恩來的義女,但因周恩來的工作繁忙,很少同她團聚,和義父母一道去蘇聯,會有更多的時間,同他們生活在一起。
當時去蘇聯的交通十分困難。他們必須繞道新疆,才能進入蘇聯境內。
孫維世陪同義父周恩來和義母鄧穎超,乘汽車沿著古絲綢之路。
穿過長長的河西走廊和遼闊的古爾班通古特大沙漠,進入蘇聯境內,從阿拉木圖再乘火車北上。
他們歷時兩個多月,才能到達莫斯科。到達莫斯科後,孫維世本想陪在義父身邊,照料他的衣食起居,盡上一片女兒的孝心。
但是,周恩來和鄧穎超認為孫維世還年輕,需要進一步深造,便把她送入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俄語,不久又讓她轉入莫斯科戲劇學院,專攻戲劇導演。
蘇聯政府派了最高明的骨外科專家為周恩來治療骨折,但效果並不怎麼理想,周恩來和鄧穎超在莫斯科住了將近半年,於40年春天啟程回國了。
他們考慮到孫維世的學業不能中斷,便決定讓她繼續留在莫斯科攻讀戲劇導演專業。孫維世在莫斯科學習了六年,於1946年以優異的成績畢業回國。
不久,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了。孫維世除了致力於新中國的戲劇事業外,還經常為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總理擔任俄語翻譯。
1949年12月,毛澤東主席率領中國共產黨代表團訪問莫斯科時,孫維世是代表團成員之一。毛澤東主席和斯大林單獨會晤時,就由她擔任翻譯。
按照孫維世的資歷和工作能力,把她留在中央機關,擔任一定的領導職務,是完全可以的。
但是,周恩來鄧穎超沒有這樣做,而是讓自己的義女到中國青年藝術劇院當了一名副院長。
以後,孫維世因工作需要調到中央實驗話劇院,職務仍是副院長。
因為周恩來總理特別囑咐過,他的子女們(周恩來總理和鄧穎超有十個義子、義女)一律不準安排高階領導職務。
孫維世對業務工作精益求精,她同自己的丈夫、著名導演、戲劇藝術家金山共同創作、導演了許多優秀劇目。
1963年,我國經歷了三年經濟困難時期開始恢復元氣,孫維世的身體剛剛好轉(她因三年經濟困難,長期營養不足,而患浮腫),便到大慶油田深入生活。
經過一年多的艱苦創作,於1964年將一部描寫中國石油工人英核形象的大型話劇《初升的太陽》,搬上了舞臺。
周恩來總理,對他的義子女們的職務嚴格限制,對他們的事業卻極為關心。
當《初升的太陽》在北京首演的時候,周恩來總理在百忙中抽出時間,前去觀看。
他熱情鼓勵孫維世,為人民創作更多更好的話劇,為振興新中國的戲劇事業做貢獻。
就在孫維世按照義父周總理的教誨,準備創作新作品的時候,中國的上空出現了烏雲。
1967年12月的一天,周恩來總理與北京衛區司令傅崇碧閒聊,他叮囑道:“你一定要把孫維世保護好,不要讓她受傷害。”
周總理向當時的北京衛戍區司令下命令保護一大批幹部,孫維世就是其中一個。
但是,1968年10月14日,孫維世還是英勇犧牲、她臨終的時候,嘴裡還喃喃地叫道:“周爸爸,鄧媽媽,你的女兒永遠見不到您們了。”
周恩來得知孫維世犧牲的訊息後,十分震驚。他懷疑自己的女兒是非正常死亡,下令解剖屍體。
然而,得到的回答是:已作反革命處理,屍體被火化,沒有留下骨灰。
周恩來總理和鄧穎超夫婦痛哭了一場。他們痛心地說:“我們的女兒就這樣離開了人世,追悼會都不能開一個,連骨灰也未能留下!”
孫維世冤死4年後,1972年9月5日,鄧穎超受中央委託護送何香凝靈柩去南京。
列車上,她對何香凝的外孫女李湄談起維世去世的事情,仍十分傷心:“維世是烈士的孩子,從小參加革命,一家革命,怎麼會......”
維世冤死19年後,1987年,鄧媽媽給因病住院的著名演員於藍同志寫了一封信。
信的末尾署名用的是“被維世稱作媽媽的人手書”。於藍接到鄧大姐的信後,深知鄧大姐仍思念著她的愛女維世,不禁感動得淚流滿面。
孫維世雖說離開了,但她熱愛黨、熱愛黨的文藝事業、熱愛社會主義、熱愛人民的精神,至今感動並鼓舞著年輕一代的文藝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