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突圍西征
1934年10月初，敵人已推進到中央根據地腹部，在如此殘酷的現實面前，李德、博古等人終於決定放棄蘇區根據地，實施戰略轉移。1934年10月10日晚，中央紅軍主力五個軍團及領導機關共8.6萬餘人，開始撤離瑞金，向集結地江西于都進發。
在突圍方向的選擇上，幾乎不言自明：北面是國民黨政府核心區，向北無異於自尋絕路；向東瀕臨大海，也無出路；南面是廣東軍閥陳濟棠的地盤，必會遇到強烈抵抗，陷入蔣介石與陳濟棠的夾擊之中；只有西面贛州方向敵方的力量相對薄弱。為防止中央紅軍向西突圍進入湖南、廣西境內，湖南軍閥何健和廣西軍閥白崇禧都曾致電蔣介石，建議加強西線的圍堵力量，蔣介石的心腹陳誠也提醒說要在西線增加兵力，但蔣介石均不予理睬，很明顯，老蔣當時是有意在西邊開一個口子，其目的是逼迫紅軍向西突圍，而不是圍殲紅軍。
以此看來，向西突圍是紅軍唯一的出路。李德和博古最初確定的戰略轉移目的地是紅二、六軍團會合後所控制的湘西地區，與之會師。設計的突圍路線基本上與紅六軍團的西征路線相同。
10月17日，紅軍主力部隊從於都河踏上了戰略轉移的征途，向西南方向突圍（當時還沒有“長征”這一說，提得最多的是“突圍西征”）。蘇區群眾佇立在秋風中“十送紅軍”，那依依惜別的場面催人淚下，讓人肝腸寸斷。
送別紅軍（油畫）
自從突圍開始，中央紅軍始終保持著“甬道式”的行進方式，“甬道”的中間，是包括黨中央、蘇維埃政府機關和紅軍總司令部在內的紅章、紅星軍委兩個縱隊（14546人），軍委縱隊的周邊是五個主力軍團，一軍團（19880人）和三軍團（17805人）分別位於軍委縱隊的左右前方，負責開路；八軍團（10922人）和九軍團（11538人）分別位於軍委縱隊兩側進行護衛；五軍團（12168人）殿後。西征突圍總人數合計86859人。
這個“甬道”式的隊形是李德的傑作，很像把軍委縱隊放到了一把太師椅上，由五個主力軍團抬著向前進。其最大的弊病在於，一旦遇到敵情，五個主力軍團無法採取靈活機動的戰術迎敵，而只能在原地採取硬打硬拼的陣地戰方式，來保衛軍委縱隊。
更麻煩的是，本次突圍還帶上了大量的輜重物資。由於國民黨的嚴密經濟封鎖，中央蘇區積攢的那點兒家當，如修理槍械的機器、印刷機、印鈔機、X光機、大山炮、車床、縫紉機等等，許多都是透過秘密交通線運進蘇區的。為購買和運送這些機器裝置，在白區工作的地下工作者絞盡了腦汁，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價。在兵工廠、印刷廠、紅軍醫院工作的同志，把這些裝置當作同敵人鬥爭的武器，當作“寶貝疙瘩”，視為自己的生命。當要突圍時。他們首先考慮的是這些“寶貝疙瘩”不能落入敵手。沒有人告訴他們要到哪裡去？要走多少路？走什麼樣的路？因保密原因，李德、博古沒有將這些秘密告知他們，但同意帶上這些笨重家當走。
就這樣，這些“寶貝疙瘩”都被打包帶上了，由編在軍委縱隊的教導師負責搬運，小件需三五人抬著，大件則需一二十人才能抬動，他們抬著這些“罈罈罐罐”，邁著沉重的步子，艱難地、緩緩地向前行進著。先期西征的紅六軍團曾把龐大輜重嚴重影響行軍作戰的教訓告知過臨時中央，但一意孤行的李德並沒有吸取。
對於這種“甬道式”、“搬家式”的轉移，毛澤東戲稱為“叫花子搬家”，劉伯承譏笑是“抬轎子行軍”，而彭德懷更乾脆，說這是“抬著棺材送死！”，遺憾的是，他們此時沒有了發言權，說再多也起不了作用。
（未完待續，欲知後事如何，敬請關注我，本週六我將繼續給您描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