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金陵春夢》牽出的世紀奇聞:蔣介石“真身”疑為鄭三發子
歷史資料分為正史和野史,正史是由官方修訂的,總體上是真實和權威的,但應某些“特殊”需要,正史有時候也會被“裝扮”得撲朔迷離、迷霧重重;
野史則是由民間著作者創作的,包括一些文人筆記、文學作品、民間藝術等型別,受原始資料、作者見識、人力物力、傳播“保真”等諸多因素影響,野史難免會帶著猜測、編造、扭曲的特徵,有時候會距離歷史真相謬之千里,但有時候也會和正史相互印證,成為揭秘和還原歷史現象的有力證據。
一、神秘的“內部發行”物
在上個世紀50至八十年代,在中國的社會高層曾經以“限制級別”“內部發行”的方式流行過一部小說。或許是“禁果分外甜”的效應吧,這部小說以其數量稀缺、一書難求,反而被一種神秘的色彩所籠罩,使得很多人為之求取若渴,想方設法一睹而後快。
除過籠罩在這部小說上的神秘色彩,這部小說更加令人著迷的地方在於,它以獨家秘聞、首次披露的姿態,向讀者揭示了民國時期第一家族——“蔣家王朝”從發跡、興盛、衰落到枯守海島的全部歷程。
在當時,能夠購買到這部小說的,都不是一般人物,即便“資格不夠”,但能設法借閱一下的,也足以顯示這個人的能耐,在親朋好友面前講讀一番,也是頗有面子的。
這部小說就是《金陵春夢》。
二、貼著“拖油瓶”標籤的鄭三發子
《金陵春夢》的作者是香港作家唐人。唐人,原名嚴慶澍,創作《金陵春夢》的時候,唐人正在擔任香港《新晚報》編輯。該書先後創作了三年,到1955年底完成全稿,在香港交付出版,其中包括《鄭三發子》《十年內戰》《八年抗戰》《血肉長城》《和談前後》《臺灣事件》《三大戰役》《大江東去》等重要章節。
這部小說似乎是註定就是要引發轟動的。1952年,當該部小說的第一集《鄭三發子》剛剛在《新晚報》開始連載時,就即刻引發讀者的強烈興趣,一紙風行,以致一時間“洛陽紙貴”,為《新晚報》帶來了鉅額的銷量,也給作者唐人帶來了巨大的聲望。
為何會如此?關鍵在於小說中的一個重要人物:鄭三發子。
作者在作品裡描述,蔣氏家族的頭號人物蔣介石,其“真身”並不姓蔣而姓鄭,原名叫鄭三發子。鄭三發子的母親叫王採玉,從河南許州(今天的許昌市)繁城鎮後鄭莊往浙江省奉化溪口逃荒時,帶著與前夫生的孩子鄭三發子。後來,王採玉改嫁,鄭三發子就跟隨繼父蔣肇聰姓了蔣。
這無疑是一個石破天驚的重磅訊息。因為按照當時人的傳統觀念,寡婦再嫁是被蔑稱為“二婚頭”的,而其與前夫所生又帶到新夫家撫養的孩子,是被蔑稱為“拖油瓶”的。
出現此種情形,該婦女的原夫家會被人恥笑,認為香火“外流”;新丈夫會被人恥笑,認為是替別人養孩子;“拖油瓶”的女人本身被人恥笑“嫁夫養子”,而“油瓶”自身,也會自覺低人一等,一輩子都抬不起頭。
當然了,這也是舊時代舊思想下的偏執、狹隘的觀念,於今天的人而言,這些東西都是相當腐朽和可笑的。
一個原本在人們眼裡身份高貴、叱吒風雲的人物,其“真身”原來如此不上臺面,其爆炸性效果是可想而知的。
三、質疑之聲迭起
最早質疑“鄭三發子”真實性的,是中國新聞界的前輩範長江先生。1962年初,範長江與唐人在廣州從化會面並共進晚餐。範長江先生曾就《金陵春夢》中“鄭三發子”這一角色向唐人談了看法,主要表達的意思是:雖然《金陵春夢》是一部小說,一部允許演義的文學作品,但基本的歷史事實特別是重要角色的身份問題,是容不得虛構的,應該符合歷史真實。
範長江先生是最早發出質疑聲音的,但質疑的聲音並不止這一個。在當時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和批判之下,迫於壓力的作者唐人於1980年第一期香港《開卷》雜誌發表文章,對此作了回應和解釋。
唐人這篇文章的題目為《關於<金陵春夢>及其他》,文中言之鑿鑿,說出瞭如此創作“鄭三發子”的依據:“1949年冬天,有一位真正的蔣介石侍衛室侍衛官退休來港,尋親訪友,希望‘葉落歸根’,並且很快獲得批准。他回鄉之前用‘八行箋’寫下一些有關蔣的情況,內中有5頁是記載抗戰之時他奉蔣之命,在重慶監視蔣的長兄鄭紹發的經過。由於事隔30年,已記不起這5頁‘八行箋’由友人送給我的經過了。”
唐人還解釋,除了這“八行箋”,他在寫作過程中還借鑑了蔣氏的家譜、浙江地方誌,研究了當地風俗和蔣本人的一些其他傳記,逐一對照,並且十分確定這位侍衛官也的確沒有“駭人聽聞”的任何必要之後,才確認這一事實的。
四、原創之爭
果真是“流水淘沙不暫停,前波未滅後波生”,就在“鄭三發子”真實性尚無定論的時候,關於這一人物角色的原創著作權之爭又“隨波逐浪”了。
1986年,著名雜文家馮英子在當年3月14日南京《揚子晚報》副刊《繁星》上發表文章,宣告自己才是“鄭三發子”的原創作者。
馮英子在這篇《關於鄭三發子》的文章中說,1948年底他去香港工作,在輪船上結識了曾任國軍某師長的張大同,兩人一見如故,遂成密友。
張大同曾經告訴馮英子,蔣原籍河南,本姓鄭,有兄弟三人,蔣是老么。馮英子據此撰寫了《蔣介石身世之謎》一文,發表在了1949年底的《週末報》上。1952年唐人創作《金陵春夢》時,抄襲了有關“鄭三發子”的內容。
此外,香港資深文化人柳蘇(本名羅成勳,又名羅孚,唐人創作《金陵春夢》時,他正擔任《新晚報》總編輯)曾經發表《唐人和他的夢》一文,文中指出:“這個故事絕不是唐人的惡意捏造。他是有根據的。他把故事來源說得似乎有些神秘,有人說,其實他根據的就是建國初年《光明日報》上的一篇文章。”
究竟誰才是“鄭三發子”的始作俑者,這一問題似乎已經並不重要了。但原創之爭也恰好反證出:“鄭三發子”的來源並不是單一的。
五、軍統處長的“秘聞”與苦命的“哥哥”
曾經擔任軍統總務處處長的沈醉,解放後曾經寫過一篇叫《我所知道的戴笠》的文章,其中曝出了一則“秘聞”:
抗戰時期,曾經有一個名叫鄭紹發的人,自稱是蔣的哥哥,從河南跑到重慶“認親”。蔣沒有接見此人,並命令戴笠將之囚禁。沈醉曾經奉命帶領裁縫給這個人量裁衣服尺寸,發現此人與蔣樣貌、身材幾乎一模一樣,唯獨口音不同。
不久,這個“哥哥”被轉押到貴州息烽監獄,同時也把他在老家的家人也接了過去。息烽監獄特地建造了幾間大房子供“哥哥”一家人居住,生活待遇較好,也有一定的人身自由。
抗戰勝利之後,沈醉奉命釋放了“哥哥”一家人,並且饋贈了一些錢財,並且威逼利誘,責令“哥哥”一家以後絕口不提“認親”事宜。
當然了,即便有沈醉的這篇文章,即便確認沈醉所言是事實,但也不能以此作為“鄭三發子”身世之謎的證據。因為人與人樣貌相似的大有人在,冒認親眷的事在古今中外的歷史上比比皆是,並不能由此而確定血緣關係。
六、“世紀公案”的尾聲
蔣作為上個世紀中葉的一個重要歷史人物,其身世來源是需要非常慎重對待的。《金陵春夢》引發的這則關於蔣身世的世紀奇聞,當然也引起了官方的高度重視。
1962年至1965年,寧波市有關組織曾經多次召集、走訪包括蔣氏近親舊友在內的有關人士,詳細調查了奉化溪口蔣氏世系變遷,及蔣的生平與溪口的關聯,在此基礎上嚴密研讀了蔣氏宗譜。
1979至1981年,又再次組織專業人員,深入溪口,重點調查了蔣的父親蔣肇聰的職業、行蹤、婚配等資訊,並前往蔣的母親王採玉的孃家葛竹,調查了王採玉的出身和經歷,來理清楚,脈絡清晰,其中核心資訊未發現可疑和出入。
結合兩次專項調查,最後得出結論:蔣的確是蔣肇聰、王採玉的嫡子。文學作品中的“鄭三發子”可能另有其人,但無法與奉化溪口土生土長的蔣劃上等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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