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很早就認識到了經濟建設的重要性，並積極探索加強經濟建設的政策制度。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毛澤東就提出：“只有我們戰勝了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只有我們實行了有計劃的有組織的經濟建設工作，才能挽救全國人民出於空前的浩劫。”進入全民族抗戰階段後，他又指出，必須重視經濟問題，因為“長期抗戰中最困難問題之一，將是財政經濟問題，這是全國抗戰的困難問題，也是八路軍的困難，應該提到認識的高度”。
中國共產黨廉政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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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抗日戰爭進入最艱難的時期，各抗日根據地的生存舉步維艱。陝甘寧邊區人民幾乎到了“沒有衣穿，沒有油吃，沒有紙，沒有菜，戰士沒有鞋襪，工作人員在冬天沒有被蓋”的絕境。晉綏邊區耕地面積下降到戰前的84%，勞力減少了1/3，牛、羊減少了60%，驢騾大牲畜減少了80%，糧食產量下降了1/3，棉花產量只有戰前的30%，民間紡織業幾乎完全停頓，人民生活困難，就連部隊也只能以野菜充飢。戰勝嚴重的經濟困難，擺脫生存絕境，成為邊區軍民的頭等大事。
“用最少的錢，辦最多的事”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各根據地的信條。各根據地紛紛倡導節儉廉潔的風尚，實行精兵簡政、自力更生，發動大生產運動，形成了廉潔自律、艱苦奮鬥的作風，與公然舞弊、賄賂橫行、以貪汙為能事、以清廉為傻瓜的國統區和敵佔區形成了天壤之別。在全民族抗日戰爭時期，我們黨繼續發揚艱苦奮鬥作風，各級領導厲行節約，帶頭過艱苦生活，不搞特殊化，為節約運動的開展起到模範帶頭作用。
陝甘寧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以堅持“待客開水不裝煙，領得衣被用三年”，贏得了廣泛讚譽。
林伯渠在延安住一間窯洞，全部家當就是一堆書和一個鋪蓋卷。他平時和大家一起吃大灶，穿補丁衣服。為了給公家節省汽油，林伯渠下鄉辦事能不開車絕對不開車，基本都是騎馬或者毛驢。他每月五元錢的津貼全部拿來為同志們添置書籍和文化用品。因為身材高大，很難領到合適的衣服，他就一直穿著不合身的軍裝。被子短了冬天實在冷，就用麻繩將蓋腳的那頭捆起來，像睡袋一樣用。
林伯渠還在1944年為自己制訂了一個生產節約計劃：一是在農業生產上交糧食局細糧二石（用變工合作方法）；二是收集廢紙交建設廳；三是自1944年1月25日起，戒絕吸外來紙菸；四是棉衣、單衣、襯衣、鞋襪、被褥、手巾、肥皂，完全不要公家供給。
各抗日根據地領導幹部紛紛以中央領導為榜樣，積極營造崇尚廉潔的風氣。
在淮北抗日根據地，彭雪楓、鄧子恢、吳芝圃、張震等同志在艱苦的革命環境中以身作則，自覺發揚艱苦奮鬥精神，從不搞特殊。新四軍四師師長彭雪楓，只有一床用了七八年的舊被子，風吹雨打，早已破舊不堪，但他補了又補，直到犧牲都沒有更換。
各根據地的基層幹部黨員又以根據地領導為榜樣，拿著最低的津貼，做著最艱苦的工作。
當時，各根據地取消薪俸制，實行津貼制。所有工作人員像士兵一樣，按月領取一定的津貼。如淮北革命根據地，每個公務人員除了機關供給的必需物資外，每月津貼標準為縣長6元、區長5元、鄉長4元，可以說是世界上最低廉的官俸。1937年，中共中央西北辦事處頒佈的《陝甘寧邊區議會及行政組織綱要》中規定，邊區正副主席、邊區參議會正副議長及廳處負責人，每人每月津貼5元，一般工作人員的津貼則為1元至1.5元，如勤務員和炊事員就是1元。按照當時邊區的物價，1元錢的購買力大概是三四十斤蔬菜，或是2斤清油，或是100斤柴火。1942年，抗日軍政大學對幹部生活水平展開調查，結果顯示幹部生活水平普遍低於工人和農民。
就是這樣一種不看重地位高低，不計較報酬多少，崇尚清廉自律的思想境界，使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如此複雜的環境中，形成了清正廉潔的社會風尚。這種新風尚吸引著四面八方的有志青年奔赴延安，為中國革命的未來積聚了磅礴力量。
（本文節選自人民日報出版社《中國共產黨廉政簡史》，有刪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