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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3月2日.孫中山在廣州設立“中華民國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大元帥府)。一個以軍事機關的形式出現的特殊政權宣告成立。

在此之前，孫中山在廣州曾經兩度建府：一是1917年建立的護法軍政府：二是1921年就任非常大總統，建立的中華民國政府。

1922年8月，孫中山因陳烔明兵變而被迫離粵赴滬。孫寄寓上海期間，一面著手國民黨“改進”和聯俄容共事宜，一面策動滇、桂、粵等各軍聯合討陳。1923年1月，陳炯明為“討逆聯軍"所敗，被迫通電下野。孫中山於2月回到廣州，3月宣告成立大元帥府。

一、為何不能叫大總統府？

在孫中山回廣州前後，圍繞著政權問題發生了激烈的鬥爭。孫中山是1921年非常國會選出的中華民國大總統。廣州收復後，孫中山立即以大總統的名義任命鄧澤如為廣東省長，並命胡漢民、李烈鈞、許崇智、魏邦平、鄒魯五人在共返粵前“全權代行大總統職權”。表明孫中山的初衷是回粵重建大總統府。

但此時孫中山的各方政敵、盟友均不願看到他重登大總統寶座。政學會領袖岑春煊提出要與孫中山“分領粵桂，各為省長”。與政學會關係密切的章太炎則主張實行合議制，恢復總裁合議制的軍政府，置孫中山於若干總裁之一的地位。孫中山堅決拒絕這些主張，但他也看到國內政治形勢不適於他再稱“中華民國大總統”。

是時，北方正值直系當道，曹錕、吳佩孚控制北京政府，作“武力統一"之想，而口頭卻佯稱“和平統一，先將“護法”旗幟搶奪在手，打出“恢復法統”的旗號重新召開舊國會，並迎黎元洪回京復任大總統。在這種情況下，為了不給曹、吳等以破壞和平統一的藉口，孫中山乃決定不建立正式政府和稱大總統；同時也考慮爭取有一個獨立的、不受外來威脅的經營廣東根據地的機會，有必要維持與奉張(作霖)、皖段(祺瑞)的同盟關係，儘量不刺激張、段。

而且孫中山總結兩次護法運動的經驗教訓，決定放棄“護法”的旗幟，不再使用“非常大總統”的名義，也不再召開非常國會。成立大本營這樣一種特殊形式的政府，對外雖無正式政府之名，對內則實際行使正式政府之職。

二、大元帥府到底是怎樣一個機構？

大元帥府建立初期(1923年2月至1924年4月)，除設總參議一人和參議若干名外，分設五部(內政、財政、軍政、建設、外交)，三局(審計、法制、航空)，三處(參軍、參謀和秘書)，兩委員會(宣傳、財政)，此外還設有大理院和總檢察廳等機構。

這顯然不是一個單純的軍事統帥機關，而是一個具有內政外交職能的組織完備的政權機關。政權所轄雖僅是南方一隅，政權形式則是一個大體完備的中央政權。大元帥具有軍政的最高決策權和人事任命權，實行一長獨裁製。由於放棄了“護法”的旗幟，不再召集國會，亦不設議會，大元帥無須向國會負責。

大元帥大本營因成立於內外交逼的險惡環境中，內有滇桂軍把持，外有陳炯明窺伺，北方則面臨直系的壓力，其當務之急，是如何保護和鞏固廣州革命基地。大元帥府面對的第一次軍事危機，是沈鴻英叛亂。接踵而起的是陳炯明部的再次反叛。大元帥府在極端困難的處境下先後贏得了討沈、討陳的勝利。對北方，大元帥府取“近攻遠交”策略，以“和平統一“為號召，有理有節地與北京政府取抗衡和對峙之熱。

在粵政治理方面，大元帥府先後制訂和頒發了一系列法令法規和計劃，諸如引進外資，發展實業，改革吏治，改良司法，發展教育，整飾軍紀等。但由於內外環境惡劣，大元帥府在各方的掣肘下難施展布。

時人形容此時的孫中山無可靠之兵，無可管之政，“號令不出大元帥府一步”。法令計劃多脫離實際，往往成為一紙空文。加之廣東歷經變亂，經濟蕭條，財政極端困難。正常的財政收入根本不能滿足巨大的軍費開支。大本營所依靠的本是未經改造的舊軍隊，因軍費無保障，大本營只得放任和遷就駐粵各軍就地開煙庇賭，強徵捐稅，蒐括民財。

各軍在各自的地盤內封官設吏，自行其是，拒不執行大本營的法令。大本營對此也無可奈何。由於大本營實質仍未擺脫地方軍閥割據的舊有模式，自然也得不到民眾支援。國民黨一大籌備時，孫中山原本想透過黨代表大會宣佈成立全國性的中央政府，並選舉自己為總統。據稱孫中山之所以要在這個時候成立國民政府，事緣於1923年底與列強的“關餘"之爭。

三、國民黨一大與大元帥府

根據辛丑條約的規定，中國海關稅收被作為向列強賠款及所借外債的抵押。除按期償還賠款債務外，所餘之關稅收入稱為“關餘”，由歷來受英國人控制的稅務司上交中國政府。1917年孫中山在廣州建立護法政府後，曾取得外國駐華公使團的同意，從1919年起，將關餘總額的13.7%，由廣州稅關按月交給護法政府，已先後交款6次。1920年3月，因護法軍政府分裂，此款遂停止交付。

1923年孫中山重返廣州，再度建府後，於9月5日照會北京公使團，要求將廣州稅關所欠關餘，全部交還廣州政府。北京公使團以廣州政府未經各國承認為理由，置之不理。其後，廣州政府又與北京公使團幾經交涉，後者又以大元帥府為“地方性“政府為由，拒絕與之直接對話，態度十分強硬。列強甚至以武力相威脅。但孫中山不為所屈，終於迫使北京公使團答應將關餘如數交付廣州政府。此事雖成，但對孫中山刺激極深。恰逢國民黨一大召開，孫中山即想乘機宣佈成立全國政府。

但孫中山的這一想法卻被鮑羅廷阻止。鮑認為，孫的做法，違背召開黨代表大會的宗旨。在鮑羅廷看來，召開代表大會是為了改組國民黨，而不是為了使孫中山成為總統。在內外交困的處境下，成立全國性政府的時機尚未成熟。

鮑羅廷為此發揮了高度的說服技巧，首先使國民黨的委員們相信，在黨還沒有鞏固、健全的情況下，宣佈成立全國性政府是不明智之舉。最後終於說服孫中山同意取消自己的決定，只由大會通過了一項《組織國民政府之必要案》，決定先採取宣傳手段進行建立國民政府的輿論準備工作。·

大元帥府雖然未能改組成為全國性的中央政府，但國民黨一大召開後，大元帥府進入到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一大宣言及其政綱政策，成為大元帥府的施政綱領和指導原則。尤其是一大所確立的“黨治”體制，開始付諸實施。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成為黨的最高權力機關。

總理制改為保留總理職位的委員制，由此形成以孫中山為核心的新的領導集體。1924年7月，孫中山在國民黨中央設立政治委員會，自任主席，並任命胡漢民、汪精衛、廖仲愷、譚平山、伍朝樞、邵元衝為委員，任命鮑羅廷為顧問。在中央政治委員會的指導下，大元帥府的對內、對外工作都採取積極的革命步驟。對外，實行聯俄反帝；對內，主要致力於廣東革命根據地的統一和鞏固。

但大元帥府此時所面臨的內外形勢依然十分嚴峻。革命政權還無力控制廣東全省。粵東掌控在陳炯明之手，南路則是另一個軍閥鄧本殷的地盤。大本營自身還依賴滇、桂等西南軍閥武力，政權的“成立和存在完全靠國民黨領袖孫中山先生與南方各色各派小軍閥的應付，所以實權並不在國民黨而在軍人。各軍擅收稅捐，自蓄餉械，大多數只想造成個人的羽翼。

即使在廣州，革命政府的權威亦受到實力強大的商人團體的挑戰、擠壓和侵蝕。為了整合和鞏固革命基地，大元帥府首先必須以強力削平商團武裝和擊潰陳炯明等軍閥武力。

四、削平商團武裝

廣州商團原系商人維護其政治、經濟利益的自衛組織，組建於1912年。晚清以來，廣州地方社會動亂頻仍，而歷屆地方政府在維護社會治安、保障商人權益方面都無所作為。商人們感到只有加強自身力量，包括武裝力量，才能在亂世中維護商界的利益。

在這樣一種社會環境和理念下，廣州商團逐漸發展壯大。到1920年代初，廣州商團發展成為全國規模最大、武器裝備最精良的商團，而商團領袖陳廉伯亦成為廣州最有影響力的商界頭面人物。時人有稱：“粵省商團，比年以來，極形發達，槍支之多，不但為他省所無，即各國亦所罕有。“隨著實力的日趨壯大，商團勢必擴充套件其生存空間，遂由一個商人自衛白保的組織，逐漸發展為一個與政府相頡頏的自主性武裝團體。

孫中山三度在廣州建立政權，所依靠的主要是滇、桂等外省軍隊。各路客軍軍紀甚差，加之包煙包賭，商人恨之入骨。龐大的軍費開支，使政府不得不對商人徵收各種苛捐雜稅和濫發缺乏準備金的紙幣。

就形式而言，以孫中山革命理論為指導的廣東政府可稱之為當時中國最進步的政權，但在當時廣東商人眼中，廣東仍處於水深火熱之中。面對客軍滋擾，商團勢必起而反抗。對政府損害商人利益的財政措施，商團有時也採取激烈的方法進行抵制。

1923一1924年間，廣州商人為抗拒政府的稅收政策而不斷罷業罷市。由於商團實力強大，每次罷市總能迫使政府有所讓步。這使商人們感到，如果進一步擴充實力，政府和軍隊對商人更奈何不得，於是舉行全省商團大會，決議大力擴充武裝，籌備成立全省商團聯防，由聯防總部“主持全省各埠之商團軍之命令統率事項”。

當時輿論認為，聯防總部如同中國軍隊的高階司令部，其發號施令，“不啻一中央政府機關"。到1924年商團事變發生前夕，廣州商團擁有常備軍4000人，後備軍4000人。附城商團與城中商團全副武裝者，合有27000人。全省各地商團民團總計可達十七八萬人。這樣一支不受政府節制的龐大民間自主性武裝的存在，顯然對廣州革命政府構成莫大威脅。

大元帥府曾考慮透過和平手段將商團納入自己的節制之下，如爭取商團人士加入國民黨，改善商團與革命政府的關係，但未能得到商團方面的積極回應。商團自恃實力強大，不願輕易放棄民國以來所取得的獨立自主地位，就範於孫中山政府的政治軌道。而在孫中山看來，為了達成全國革命目標，維持龐大的軍費開支，稅收不可能減少。

而且一個有作為的革命政府不可能容忍這樣一支人數眾多、槍械精良而又抱有敵意的民間武裝長期存在。在這種情況下，政府與商團矛盾的激化是遲早的事。商團聯防總部一面向省署立案，準備於8月中旬召開成立大會，一面籌集款項，購買軍械，擴充實力。省長廖仲愷未準立案，亦不許其召開成立大會。

而商團仍從國外購進大批軍械。1924年8月8日，運載商團槍械的輪船開抵虎門。孫中山獲悉後下令查辦。10日，長洲要塞司令蔣介石將槍械扣押，全數提存於黃埔軍校。12日，廣東省長廖仲愷下令禁止商團聯防總部成立。扣械事件實是政府對商團的一次主動出擊。

政府欲以此為契機從根本上解決商團問題。無奈商團自恃實力雄厚，不願輕易就範，反以示威、請願、罷市相要挾。在談判還械的交涉中，商團自視為與政府對等的政治實體，完全漠視大元帥府的權威，甚至欲“借械潮倒孫(中山)"，要求孫中山下臺，聲稱“唯有拼為最後之犧牲，以與此禍國禍粵之共產黨政府決一死活”。

在這一過程中，英國駐廣州代理總領事站在商團一邊，警告和威脅大元帥府。據學者事後查證，這是英駐穗總領事的個人行為，英國政府實際並未介入商團事變。但當時大元帥府認定，在商團行動的背後有英帝國主義的引誘和支援。

其次，當時控制北京政府的直係軍閥亦十分關注事態的發展，但未直接插手和干預；陳炯明曾想借商團風潮之機進攻廣州，商團與陳軍將領有過聯絡，但雙方未能取得一致意見。但在當時孫中山政府的判斷中，商團受到了吳佩孚的唆使和陳炯明的蠱惑。

當時中國共產黨的輿論宣傳亦斷言商團與帝國主義列強及軍閥相勾結來宰割革命政府，必須採取嚴厲措施，決不可姑息。政府方面覺得，商團的目的既在推倒政府，“政府與商團實有不兩文之熱，始終總要一次解決了商團，革命政府方有立足之餘地”。

孫中山幾度猶疑、遷就、妥協，最終下決心以武力從事。10月中旬，在政府的武力打擊下，商團事變迅速平定。商團之亂雖平，但廣州局勢仍不穩定。各路軍閥盤踞著廣東大部分地區。大元帥府外受軍閥擠壓，內為革命陣營中的各色驕兵悍將所掣肘，其權力觸角只能及於廣(州)韶(關)鐵路兩側和西江、粵中的有限地區。

五、內外混亂的大元帥府

其中盤踞東江的陳炯明，實力最強，尤為大元帥府的心腹之忠。陳炯明自1923年初通電“下野“後，擁兵惠州、潮州、梅縣一帶為了討伐陳炯明，孫中山在1923年春和1924年春曾兩度進軍東江。

但征戰經年，無所進展。1924年4月起，黃居素、吳稚暉等人試圖緩和孫陳關係。而陳炯明卻將黃、吳等人的調解視為大元帥府的示弱之舉。是年底，孫中山離粵北上，臥病北京。陳以為有機可乘，遂於12月7日在汕頭重新就任“粵軍總司令"職，調兵遣將，一個月後下達進攻廣州的總動員令。

1925年1月15日，大元帥府以楊希閔為東征聯軍總司令，頒發東征動員令。1月下旬，陳炯明軍所部6萬之兵編為7個軍，3個獨立師，大舉向廣州進通。2月1日，東征聯軍以楊希閔的滇軍任右路，以劉震寰的桂軍任中路，以許崇智的粵軍和黃埔軍校教導團任左路，出發應敵。第一次東征戰役歷時2個多月，大小戰鬥數十次，最終將陳烔明軍全部逐出東江。

外患剛平，內亂又起。革命陣營內部的滇、桂兩軍，本是一支舊軍閥部隊，1922年由鄒魯策動入粵驅陳逐沈。兩軍於粵局方定，不無貢獻，但畢竟未經革命改造，舊習未除；加之自恃有功，驕橫無忌，霸佔地盤，把持稅收，擁兵坐大。

至1924年10月，楊希閔部下的滇軍由入粵前的5旅擴充套件至3個軍，近4萬人。劉震寒所部的桂軍由入粵前的1個師7000人，擴充套件至4個師、3個獨立旅及1個獨立炮兵團，共計13000餘人。各軍踞地稱雄，總攬軍民財政，正如楊希閔晚年自我反省時說：

“一師所駐之地，就總攬了整個防區的行政、財政大權；一團所駐之城，也控制了一城的財經命脈；甚至一連所駐之鎮，也把持了一鎮之稅收。上行下效，致使中山先生統一政令不能推行。"

桂客軍之跋扈不法，顯然已成為革命政府的一大隱憂。孫中山對滇桂軍雖早有整飭之心，無奈楊、劉勢力已經坐大，而黨軍勢力尚未養成，孫只好暫忍未發。第一次東征時，大本營最初仍倚賴楊、劉為主力，任楊為東征聯軍總司令。楊、劉雖奉命加入征戰行列，但心懷異志，消極觀戰，逡巡不進。

1924年冬孫中山北上時，大元帥大本營仍維持舊制，以大本營總參議、廣東省省長鬍漢民代行大元帥職權。1925年春孫中山病重之際，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於2月19日開會議決將廣州政府改為合議制，規定以後國民黨"不復有總理”，國家“不復有元首”。孫中山逝世後，因集中力量討伐楊、劉，這些決議未能即刻實行。

東征期間，孫中山於1925年3月12日病逝於北京。訊息傳來，遠居滇省的軍閥唐繼堯蠢蠢欲動，以為中山一去，南國無主，半壁江山非他，遂於3月18日發表通電，宣佈就任副元帥職，企圖以孫大元帥之繼承人自居，篡奪南方政權的法統。

唐的野心，誘發了楊、劉的異想。楊、劉遂與唐暗相糾結，互通款曲，趁孫中山逝世和政府東征後廣州防務空虛之機，醞釀圖粵變亂。唐以“副元帥”名義委任劉震寰為“廣西省軍務督辦兼省長”，並認可段祺瑞委任楊希閔為“廣東軍務督辦兼省長”。5月，當東征軍已取得決定性勝利的時刻，楊、劉加緊策劃軍事變亂。

對楊、劉謀叛，大元帥府早有覺察，但代帥胡漢民等最初欲以妥協辦法挽救危局，派人與楊、劉協商，允改組大本營。但楊、劉不予理睬，聲言“以武力貫徹主張"。針對這一情況，留粵國民黨人始有武力驅逐楊、劉之議，商議以蔣介石為總指揮，率黨軍和粵軍回師討逆。

6月5日，代帥胡漢民下令免除楊、劉本兼各職；7日，大本營正式宣佈討伐楊、劉。中共廣東區委亦成立以羅亦農為首的“革命委員會”，協助應付楊、劉事變。13日，楊、劉叛亂迅速平定。

禍粵數年的滇桂軍被消滅，消除了革命政府之心腹隱患，有利於政令統一，軍民財政機關交回政府統籌，為整頓和革新庶政創造了條件大元帥府改組為正式政府的時機亦趨成熟。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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