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掛東南枝的崇禎，估計到嚥氣的那一刻，也沒有想明白這個問題。明明已經很努力，為何大明還是亡於吾手？
是李自成、張獻忠之流太卑鄙？還是吳三桂、洪承疇之輩太無恥？抑或是皇太極、多爾袞等人太厲害？恐怕都有，但又都不是根本原因。
崇禎十二年（1639年）後，李自成捲土重來，勢不可擋。至崇禎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在西安稱帝，農民軍向北攻伐，各地官員望風而降。三月十九日，北京失陷，崇禎自縊。二十四日，農民軍攻擊保定，卻被一舉人劉會昌率領鄉民拼死抵抗。
順治二年（1645年）五月十三日，左夢庚率部下十餘萬人投降清軍，直接導致南明淮河防線全線失守。八月二十一日，江陰告破，閻應元，以區區典史，率十萬義軍義民死守八十一日，使清軍連折三王十八將，死七萬五千人。城破之日，義民無一降者，倖存者僅老幼五十三口。
同樣在順治二年五月，清軍兵臨南京城下，江南名妓柳如是勸當時的東林黨大佬錢謙益一起投水殉國，錢謙益沉思無語，最後試了一下水，留下千古絕唱“水太冷，不能下”，轉身跪在了清軍的馬前。然而在錢謙益投降的第二年（1646年），在民族大義面前，撬動大明基石的張獻忠卻率大西軍五十萬北上抗清，張獻忠死後，大西軍將領李定國等人欣然歸順南明，聯明抗清。其後李定國“兩蹶名王，天下震動”，令清廷一度準備放棄吞併西南七省。
“君者舟也，民者水也。水可載舟，亦可覆舟”。這個道理崇禎一定知道，但是他也一定想不明白，這道理要落在那些死守的鄉民身上才有用。“皇權不下鄉”，崇禎至死也沒能突破這最堅硬的桎梏，只能眼睜睜看著江山被鄉紳們拱手送人。甚至都不清楚這個問題的存在，就糊里糊塗吊死在煤山。
崇禎有機會翻盤嗎？沒有。因為二十多年前，他爺爺萬曆皇帝已經將明朝的結局安排得明明白白。等到崇禎繼位，再怎麼折騰也改變不了大局，最多就是延緩下大明亡國的步伐。不怪崇禎不努力，只怪萬曆騷操作太多。
明神宗朱翊鈞，1572年繼位，年號萬曆，在位共48年。從諡號“神”就可以看出此君有多麼讓人無語。按諡法的說法是，一人無名曰神，民無能名曰神，大概意思就是說這位皇帝在位時的功績或者過錯天下人難以評說，沒法斷定是好還是壞。這就跟武則天死後立一塊無字碑一樣，是非功過留待後人評說。
可惜，這個是非功過只隔了二十多年就奔現了。萬曆在位期間，明朝發生了幾件大事。即位後的前十年，此君尚未親政，內廷被生母李太后一手操辦，朝政盡出於首輔張居正之手。張首輔內外兼修，內援馮保大太監，外聯戚繼光大將軍。雖然張首輔力主改革，並出臺“萬曆新政”，可惜不假天年，改革未盡全功，不僅人亡政息，連身後名也未能保全。
張首輔剛死，以“乖寶寶”形象示人的萬曆皇帝，就翻臉不認人。先是下令抄家，逼得首輔長子自殺，首輔本人險些被開館鞭屍，其餘家人或餓死或流放。李太后也因為皇帝已長大親政，不便再嚴加管束。試想，當一個少年叛逆期（青春期）被打壓天性、嚴格管控，緊接著又放任自流、無拘無束，就像彈簧被壓縮到極點後再放開，這結果肯定好不到哪裡去。更何況此君還處在帝國權力巔峰，別人會所嫩模還得摸摸口袋，他只要一句話就行。
從萬曆十四年開始，此君沉湎於酒色，身體每況愈下，漸漸連本職工作也不想履職盡責了，長期呆在後宮，不上朝理政。放在現在妥妥的怠政，是要吃官司的。奈何當時這天下都是他朱家的，別人也沒有太多置喙的餘地。偏偏在繼承人問題上，此君還想學學周幽王的做派，這下子儒家官員們坐不住了。官員們認為帝國繼承人問題乃國家根本，不容此君破壞規矩。而萬曆認為繼承人問題就是帝王自家事，不需要官員們太操心。於是，君臣之間開始了曠日持久的“國本之爭”，雖然最終萬曆做了讓步，但是此君也在“從此君王不早朝”的道路上走出了六親不認的步伐和氣勢。
萬曆執政中後期，長達三十年不出宮門、不理朝政、不郊、不廟、不朝、不見、不批、不講。萬曆十七年（1589年），此君不再接見朝臣，內閣出現了“人滯於官”和“曹署多空”的現象。以至於萬曆朝中期以後，新入內閣的廷臣竟不知皇帝長相如何，真乃千古奇聞。萬曆四十五年（1617年）十一月，“部、寺大官十缺六、七，風憲重地空署幾年，六科只剩下四個人，十三道只剩下五人。”
雖然此君不理朝政，但是對一些重要的國家大事，比如戰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還算用心，畢竟關乎其自身性命。萬曆在位期間，主要發生了三次大戰，合稱“萬曆三大徵”。分別是李如松平定蒙古人哱拜叛變的寧夏之役，李如松、麻貴抗擊日本豐臣秀吉政權入侵的朝鮮之役，以及李化龍平定苗疆土司楊應龍叛變的播州之役。即便是戰事期間，他處理政事的主要方法也是透過諭旨的形式向下面傳遞，而不是大臣們所希望的“召對”形式。這種處理政事方式必然導致太監們被重用，這就給後來史上最牛逼太監之一——魏忠賢的出場埋下了伏筆。而天啟皇帝朱由校作為著名的“木匠皇帝”，根本沒有能力控制“九千歲”魏忠賢，又使得天啟年間東林黨和閹黨之間的黨爭愈演愈烈。
可以說，整個萬曆朝中後期，此君只關心幾件事。一是戰爭，二是玩樂，三是撈錢。撈錢是因為前兩項都費錢。也是因為撈錢，此君親手將大明的基石撬鬆了。農業帝國時代，只要君王不亂折騰，不連續遇上災年，民間總能湊合著過下去，尤其是中國農民的忍耐力冠絕天下。然而，一旦君王亂折騰或有些特殊愛好，比如漢武帝之於寶馬、唐玄宗之於享樂、宋徽宗之於花石、乾隆皇帝之於旅遊，上升期的朝代還好點，從國庫多挪點或少挪點到內庫，勉強能夠填上窟窿，無非就是下一任幫著擦屁股，還不至於亡國，漢武帝、唐玄宗、乾隆皇帝皆如此。但是遇到衰落期的朝代，國庫都不夠花，哪兒來的錢填補皇帝的私庫，想要錢只能巧立名目，向民間收取苛捐雜稅，比如宋徽宗的花石綱，這就導致民怨如水入沸油，此起彼伏。到了萬曆，沒錢咋辦？此君想出一個臭名昭著的辦法，讓太監們到全國各地去監督稅收和開礦，收颳得那叫一個狠，史稱“礦監稅使”。
後來的崇禎年間，恰逢氣象學上小冰河時期，朱由檢即位伊始，旱災、蝗災、瘟疫等就像盧俊義上梁山——不請自來，且綿綿不絕。結果就是農民活不下去了，有強壯者化身土匪，從者如雲，各地匪患剿著剿著就成了星火燎原之勢。
或許是當時戰鬥力還算不錯的明軍給了萬曆迷之自信，而且之前的三大徵也著實鍛鍊了一些隊伍，比如遼兵、浙兵（戚家軍後代）、川兵（白杆軍）。面對驟然崛起的後金首領努爾哈赤，萬曆選擇繼續硬剛。公元1619年，明朝與後金爆發薩爾滸戰役，迷之自信的結果是，四路明軍，三路被殲，一路潰逃，關外攻守形勢一夜之間天翻地覆。此後，明軍在關外只能採取守勢，且每年需餉銀200萬兩，讓本就岌岌可危的國庫雪上加霜，不得已只能加徵特別稅種“遼餉”，使得民間好不容易達成的脆弱平衡進一步滑向深淵。
薩爾滸戰役後第二年，萬曆終於病重不起。縱觀萬曆執政的48年，如此作為，大明沒直接亡於此君之手，只能說是祖宗保佑他。而崇禎時期的黨爭、內亂、外敵，根源皆出於萬曆時期，崇禎既然是萬曆的孫子，自然只能憋屈地幫爺爺背鍋，最終落了個“天子守國門”的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