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冷研作者團隊-披瀾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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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女真不滿萬,滿萬不可敵”,這句話出自遼代。到了今天,這也成了許多歷史愛好者們談及女真軍隊戰鬥力的口頭禪。自白山黑水中崛起的女真人,自舉兵反遼開始,就創造了一次又一次令人咋舌的軍事奇蹟。從寧江州到出河店,再到彬州、祥州之戰,女真人勢如破竹地碾碎了一支又一支擋在其身前的軍隊,十年間,打出了一個萬里大國。然而,僅僅幾十年後,女真軍隊就被新崛起的蒙古所擊敗,昔日曾經睥睨天下的女真勇士早早失去了往日的輝煌,厭戰、怯戰,面對敵人的攻勢嚐嚐一觸即潰,這又是為什麼呢?
對金國軍制有所瞭解的網友一定記得,金國女真所採用的是一種名為猛安謀剋制的軍事制度,這是一種“寓兵於農、並農合一”的軍制。猛安謀剋制下,女真人戰時自備武器糧餉,和平時則以猛安、謀克為單位活動,休養生息。
《金史·兵志》記載,“(女真)其部長曰孛堇,行兵則稱曰猛安,謀克,從其多寡以為號。猛安者,千夫長也;謀克者,百夫長也”。在女真尚處於氏族部落時代時,猛安謀剋制度就已經成型,它的出現,使得原本以血緣氏族為單位的女真部落,得以更龐大的單位進行整合,進一步促進了“女真族”這一概念的形成。之後,隨著“孛堇制”於天會十二年即被太宗所廢,猛安謀剋制也從原先的軍事制度,逐漸演變為國家行政體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金國立國的基本盤女真族,就是透過猛安、謀克劃分成為一個個基本的行政單位。
目前史學界大多認為,金代的屯田軍即是所謂的猛安謀克戶。在滅遼覆宋的過程中,金國開始有計劃地將女真人由北地遷往更加靠南的遼宋故地。猛安謀克戶南遷,一方面是為了彈壓當地反抗勢力,另一方面也是為了便於進一步進攻遼、宋。如新佔地中的泰州路、臨潢府,就分別駐紮著三到五個單位的猛安軍戶。這些猛安們一般被視為金軍的中堅力量,在抵禦西北遊牧勢力入侵時,往往作為機動部隊支援戰場。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其戰鬥力的下滑極為明顯。
在提及猛安謀剋制的衰落時,上層階級的腐化自然是繞不開的原因。但若是將猛安謀剋制的衰落簡單歸咎於女真統治階級的腐化墮落,雖然不能說錯,但這種近乎於萬能的答案其實並不能幫助我們瞭解金代軍隊戰鬥力的衰落過程。與其餘朝代兵農合一的兵制相比,猛安謀克的演變過程中,有一點經常被人們所遺忘,那就是其主體女真人原本並非善於耕作的族群。
早期的女真人,是典型的漁獵民族,這並不意味著女真人就完全不事耕作,但在其日常生活中,耕種畢竟只佔據了極少的一部分,和他們並不太擅長的畜牧業一樣,都只是這些山林獵手的“兼職”工作。事實上,即使是我們眼中逐水草而居的遊牧民族,也會在條件合適的情況下依靠耕作,甚至撿拾野果來儲存糧食。等到女真部落走出長白山,遷徙至阿什河流域後,他們中的部分族人才開始依靠農耕為業。
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時期的女真人,依舊處於所謂的“家庭公社”時期,生產資料歸家族共有,和已經習慣精耕細作的中原百姓相比,他們的農耕極為粗放,主要依靠集體勞作和土地面積來提高產量。
但也是從這一時期開始,女真族軍事上的勝利帶來了一系列的連鎖反應,隨著遼國和北宋的相繼覆滅,女真開始逐漸向南擴大自己的勢力和影響。《大金國志》記載“女真一部族耳,後既廣漢地,恐人見其虛實,遂盡起本國之土人棋佈星列,散居各方。令下之日,比屋連村,屯結而起”。
為了能夠對新佔地進行有效控制,金國開始將原本居於東北的女真族人盡數向南遷移。這一場大規模的移民過程,從天會十一年算起一共持續了將近二十年,直到完顏亮遷都燕京、盡起上京舊地的宗室猛安謀克戶才算徹底結束。
從地緣格局抑或軍事後秦的角度來看,無論是猛安謀克戶南遷還是完顏亮遷都燕京,都無可指摘。畢竟金國當時最主要的軍事目標就是對宋朝的軍事征服。有金一朝的戰略目標極為“專一”,西北方面,金國在國力遠超對方的情況下割讓河湟三洲給西夏,在東北,它同樣對虎視眈眈的高麗一再忍讓,而在面對蒙古高原這塊“舊遼地”時,同樣以更加寬鬆的羈糜政策維持有限統治。即使是到了野狐嶺之戰爆發後,損兵折將又屢遭蒙古暴打的金國,依舊沒有放棄繼續攻伐南宋的戰略目標。
所以說,金國發動猛安謀克戶南下,除了彈壓當地反抗勢力外,也有囤積力量,繼續征伐南宋這一動機在內。不過,戰略目標雖然沒有問題,但是在一些操作上,金國卻似乎沒有考慮過女真南遷“水土不服”的問題。
和原本漁獵為主,輔以畜牧、耕作的生產方式不同,被遷至大名府、河北東西二路、山東東西二路的猛安謀克們,只能以農耕為業。《三朝北盟會編》記載:“(金國)始治均田屯田軍,非女真契丹奚家亦有之,自本部族徙居中土與百姓雜處,計其戶口給官田,使自播種,以充口食,春秋量給衣馬,殊不多。”
這種類似於府兵制的做法,看上去好像還不錯,但施行起來卻全是BUG,從當時的記載來看,為了“計其戶口給官田”,金國官員們幾乎是絞盡腦汁,除了已經荒廢的耕地、牧馬地,以及逃亡、絕戶的田地外,就連大興府、平洲等地僧侶、尼姑的田地都被收回重新發給了猛安謀克戶。這些到處蒐羅來的土地,究竟有多少是可堪一用的耕地暫且不提,這種零敲碎打弄來的土地,根本無法匹配女真原本的集體耕作方式。對此,《金史》曾經記載了不少金國君臣與此有關的討論:”父子兄弟往往析居,其所得之地不能贍“......"彼方之人以所得之地為家,雖兄弟不同處,故貧者眾”。
由於土地並不相連,猛安謀克戶們被分配土地相距較遠,難以像之前那樣集體耕種,即所謂的“析居”、“不同處”,這種在中原漢族百姓看來很正常的情況,對於女真人而言卻影響重大。因為不適應中原耕地環境,土地產出不足,許多女真戶愈發貧窮,有一些甚至不得不典兒賣女。這種狀況早在金太宗完顏吳乞買時期就開始出現,以至於他本人不得不多次自掏腰包為落魄同姓子弟贖身。而等到金世宗時期,對猛安謀克戶的賑濟已經成了常態,金世宗甚至在外出遊獵時被落魄軍戶攔住告了御狀。前面女真君臣關於猛安謀克戶“貧者眾”的討論,就發生於這一事件之後。至此,金世宗才從參知政事口中得知,一些猛安謀克們已經困窘得不得不到“斫蘆為席,或斬芻以自給”。
從猛安謀克戶南下到金世宗御狀事件發生,期間已經過去了將近三十年,直到此時,猛安謀克戶的狀況才真正直達天聽,這也在側面說明了此時的女真已經不復之前”君臣宴樂,攜手握臂,咬頸扭耳,至於同歌共舞,無復尊卑,故情通而心一,無復覬覦意“的情況了。愈發厚重的階級壁壘,也是得普通女真人和上層貴族離心。
同族的平民尚且對女真上層貴族有所不滿,那些剛剛臣服沒多久的其他族群就更是如此了。海陵王時期,為繼續南征宋廷,海陵王下令徵調西北路全路契丹丁壯為籤軍,所謂的“籤軍”是金國一種特殊的徵兵方式,“凡成丁者簽入軍籍”。因為這種全民皆兵的動員方式,金國獲得了遠超宋、遼的軍隊動員人數,然而,這種動員方式,對生產有著極為嚴重的影響,史書記載“每有徵伐或邊釁,動下令籤軍,州縣騷動......闔家為苦”。
在金國後期,為了減少籤軍對於猛安謀克戶的影響,將軍戶按照財產多寡進行劃分,貧者入軍,富者納賦,但在海陵王時期,這一制度還未推行,更沒有推廣至契丹籍的猛安謀克戶中。因此,在這種粗暴的籤軍制下,契丹人爆發了撒八窩斡之亂,西北路、臨潢路到鹹平、東京等路均陷入戰火。這次民亂雖然很快被金國鎮壓,但此戰之後,為防止契丹人繼續作亂,金國下令將契丹猛安謀克戶盡數分散至女真猛安謀克中進行監管。
客觀來看,撒八窩斡之亂後,契丹猛安謀克戶受牽連者者雖多,但更大的影響在於,金國不再信任契丹軍,原本被視為北部藩籬的契丹猛安謀克軍,被成建制裁撤。自此,女真與蒙古接壤的泰州、東北路失去了原有的屏障,只得以當地原有的部落民配合女真猛安軍進行被動的防禦作戰。這也是為何自契丹民亂後,金國開始頻繁在西北增設屯堡的原因。
這種屯駐軍隊的裁撤對於金國的北部防禦影響極大。一方面,契丹軍的總人數並不少於女真軍隊,這支力量的缺失相當於金國可調動兵源減少了至少三分之一;另一方面,遼國覆滅前,契丹人對於蒙古高原地區的影響已經持續了兩個多世紀。這些在當地經略多年的契丹人,對緣邊部落的震懾和壓制力不可小覷,而一旦撤換為女真軍隊,戰鬥力即使不受影響,但很難像原先那樣繼續保持對蒙古高原地區局勢的諳熟。這也導致了金國對蒙古高原地區的政策開始一味以消極防禦為主。至於之後的鐵木真崛起,蒙古一統,其實也可以視為這一系列事件之後的連鎖反應。
猛安謀克戶較為類似唐代的府兵戶。平日生產、訓練,戰時抽調入伍,開拔前線。其戰鬥力的強弱與士氣、裝備、訓練有關。但對於金國崛起後日益困窘的猛安謀克們來說,生存都變得日漸艱難的情況下,根本不能奢談什麼訓練、士氣或者裝備。而撒八窩斡之亂爆發後,金國的北境形勢變得更加嚴峻,本就因為兵源枯竭而捉襟見肘的猛安謀克,就更難維繫原先的狀態了。這也是為什麼,曾經屢戰屢勝的女真軍隊,面對新晉崛起的蒙古騎兵會變得不堪一擊。
參考文獻:
1.韓茂莉《論金代猛安、謀克入遷中原與中原農業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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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夏宇旭《略述金代猛安謀克組織下契丹人的經濟生活》
4.楊勇、金寶麗《談金代女真族猛安謀剋制的變遷》
5.張光旺《金朝女真人貧困化問題研究》
6.三上次男《金代女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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