榮寶齋的公私合營之路
孫樹梅先生在回憶榮寶齋由舊入新的發展道路時講:
進入1950年後,店裡的生意幾乎看不到任何希望。看著這樣拖下去也不是長久之計,王仁山先生開始為破產做準備,同時也沒放棄尋求挽救榮寶齋危局的辦法,最後,他找到老朋友鄭振鐸先生。鄭振鐸先生時任新中國的國家文物局局長。因刻印出版《北京箋譜》,鄭先生與榮寶齋及王仁山先生相識併成為朋友。因此,在鄭先生印象中,榮寶齋並不屬於文物單位,其性質更像是出版機構,就將王仁山先生介紹給了時任新聞出版總署署長的胡愈之先生和時任文化部部長的齊燕銘先生。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這兩個人也曾與榮寶齋打過交道,對榮寶齋的情況比較熟悉。當他們聽說榮寶齋陷入困境,也很為它的現狀著急,立即讓王仁山先生叫上榮寶齋的東家一起商量解決辦法。
由於新政權剛剛建立,百廢待興,對於文化事業,尤其是文化商業企業的政策並沒有提到議事日程。但是,由於有這些新政府的文化官員的傾心相助,經過兩個多月的協商,終於有了臨時解決方案,即:先由國家投資,以免榮寶齋走到破產境地,然後再想其他辦法。大概在1950年六七月間,國家的第一筆投資到位。這筆資金主要用於解決一些緊急的債務和現有人員的生計。第一筆投資很快消耗殆盡,可生意仍無起色。到了9月,榮寶齋又全面陷入絕境。這時,在鄭振鐸先生的大力幫助下,開始實施公私合營。公私合營方案分為兩步:第一步,國家已投入的那部分資金算作合營資金,國家因此獲得榮寶齋一半的股份,將榮寶齋劃歸人民美術出版代管;兩年之後,國家再次注資,收購了榮寶齋另一半股權,榮寶齋轉成國有獨資企業。
隨著公私合營方案的實施,榮寶齋的管理權也同時易主。接管榮寶齋的人主要來自石家莊大眾美術社,侯愷先生成為榮寶齋新中國時期的第一任經理。來榮寶齋之前,侯愷先生在大眾美術社任職,主要負責版畫出版工作。政府認為他專業對口,所以就派他來接管榮寶齋了。與侯愷先生同時進駐的,還包括一些管理者和技術工人,他們是,李優金、韓萬年、伍善慶、蕭福榮、李長江、李麻子(綽號,我已記不得他的大名,因為臉上有麻子而得名)、韓茂堂。
1950年10月19日,公私合營後的榮寶齋正式開業,為區別舊榮寶齋,當時稱為“榮寶齋新記”。“榮寶齋新記”開業的時間,是鄭振鐸先生建議的,10月19日是魯迅先生逝世的日子,選擇這個日子開業,就是為了紀念魯迅先生以及魯迅先生與榮寶齋之間的緣分。
新中國從1955年才開始實施對私營企業的公私合營改造,1950年時,全市乃至全國公私合營都沒有先例,而榮寶齋率先實施了公私合營,因此成為了琉璃廠乃至北京市最早實行公私合營的企業。公私合營後,王仁山先生被任命為副經理。此時的王仁山先生一改往昔的做事風格,事事退讓,既不多說一句話,也不多走一步路,沒事時,就待在資料室,只有那些與舊榮寶齋有過交往的新政府官員來店裡時,他才會出來接待一下。開會時,總是說一些無關痛癢的好話。總之,一切權力都由侯愷經理一人執掌。這時,工人的工資和資方的待遇都已談妥。我記得,當時給我的待遇是,除了管飯以外,我每月還有相當於七十斤小米的工資(解放初都是以小米計算工資的)。
在公私合營過程中,人們不經意間的求生行為,其實已經改變了榮寶齋原有的業務結構和經營方式——從以商業為主,作坊製作為輔的經營模式,調整為以生產為主,自銷產品的經營模式,從而將榮寶齋引上了新的發展軌道。
今天回憶往事時,我卻覺得,恰恰是這陰錯陽差的改變,才使木版水印技藝得以登上榮寶齋歷史的舞臺,而榮寶齋也因此有了成就新輝煌的機會。
中國聯通官網介紹
官網截圖。
據中國聯通網站資訊公開欄“集團介紹”:
中國聯通是目前唯一一家在集團層面整體進行混合所有制改革試點的中央企業。
是央企混改的“先行者”,首創混改新模式,實施資本業務融合新模式,建立多元化的董事會及監事會,實施中央企業規模最大的員工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國企混改標杆的示範作用得到充分體現。
作為支撐黨政軍系統、各行各業、廣大人民群眾的基礎通訊企業,中國聯通在國民經濟中具有基礎性、支柱性、戰略性、先導性的基本功能與地位作用,具有技術密集、全程全網、規模經濟、服務經濟社會與民生的特徵與屬性。
中國聯通堅決扛起央企社會責任,爭當賦能社會經濟轉型的“新引擎”。
股權結構
注:
1. 資料截至2021年4月9日
2. 公司混合所有制改革引入的戰略投資者2017年透過非公開發行及老股轉讓取得股份共約109億股,該股份已於2020年11月解除限售
3. 公司根據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首期授予方案向核心員工共授予約8億股限制性股票,截至2021年4月,其中約5億股已解鎖
4. 中國聯通集團(BVI)有限公司持有股份中不包含其擁有的225,722,791股中國聯合網路通訊(香港)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優先購買權權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