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35年1月15日的遵義會議上，博古作“主報告”，周恩來作“副報告”，張聞天作“反報告”。毛澤東就長征以來的各種問題作了長篇發言，會場上出現了兩種完全對立的思想觀點和路線方針，一場嚴肅而深刻的黨內鬥爭，完全擺上了桌面。
此刻會議達到高潮，其他高層人士正在猶豫不決，不知作何選擇，究竟是依舊聽取李德、博古等人的政策方針，還是重新選舉軍事總指揮，選擇毛澤東的思想主張？
就在這關鍵時刻，一個人的出現，投出了重要的一票。那時，他傷口化膿，高燒未退，是被擔架抬進會場的，但他第一個站出來，旗幟鮮明地支援毛澤東的意見，並建議其參與軍事指揮，之後，毛澤東等人的正確主張得到了絕大多數與會同志的同意。
多年以後，毛澤東常對後人說:
“此人是最早支援我的，遵義會議上沒有他不行，是他投了關鍵的一票。”
那麼此人和毛澤東是什麼關係，為什麼堅定地選擇他？在當年的遵義會議上又具體發生了什麼？
石板水泥畫·遵義會議
這個讓毛澤東心中敬佩與感激的人就是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王稼祥同志。
1931年3月，王稼祥前往中央革命根據地，第一次見到了毛澤東。隨著蘇區革命實踐的深入，以及與毛澤東接觸的增多，王稼祥的思想開始發生變化。在中央蘇區，他有留意到凡是按照毛澤東的主張去辦的事情，都很有成效；相反王明、博古等人的主張卻一再失敗，更是適得其反。
這就使得王稼祥陷入深深的思考，並在一些政治和軍事觀點上漸漸傾向於毛澤東，但是隨著“左”傾路線領導人逐漸掌握軍事大權，毛澤東也不斷遭受排擠。
1932年10月初，蘇區中央局全體會議在江西寧都舉行，會議上一位領導人站起來說，要把毛澤東的一些思想主張不符合紅軍發展路線，要把他從前方調離，打算讓其從前方調離，撤銷其紅一方面軍總政委的職務，讓其專做政府工作。
但是王稼祥堅決反對，在蘇區的這段時間，他接觸了不同的觀點，同時也耳濡目染，深切感受到毛澤東的思想主張是非常正確的，他不在盲從以王明為首的“左”傾中央政府，開始有了自己的獨到見解，勇敢堅定地說出了自己內心的想法。面對王明、博古等人的決定，他氣憤地站起來，公開表示發言，支援毛澤東。
與會者都表示非常震驚，一向溫和的王稼祥竟發了這麼大的脾氣，就連毛澤東本人也是十分驚訝。
然而，在當時“左”傾思想佔上風的中央政府中，王稼祥本人也是沒有多大的實權，所以是根本沒有人鄭重考慮王稼祥的意見，毛澤東被迫離開了紅軍的領導崗位，這後來也給紅軍的作戰和建設帶來了重大的損失。
1933年4月，在中央蘇區的第四次反圍剿時，王稼祥同志不幸被敵軍的飛機轟炸，腿部嚴重受傷。由於當時的醫療條件差，無法把殘留在他體內中的彈片全部取出，導致傷口嚴重化膿流水，引起感染性腹膜炎。
從此，王稼祥就一直在瑞金紅軍的總醫院住院治療。
王稼祥
1933年9月25日，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在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反對國民黨第五次“圍剿”的戰役開始。從1933年9月25日至10月間，蔣介石調集約100萬兵力，採取“堡壘主義”新戰略，對中央革命根據地進行大規模“圍剿”。
次年10月，在第五次反圍剿的戰鬥中，由於王明、博古等人犯了進攻中的冒險主義和防禦中的保守主義錯誤使隊伍嚴重慘敗，遭受重大損失，也就是這次的重大失敗，讓我黨內很多重要的一些領導人意識到領導方針必須要改變。
此時黨內其他人員對於博古、李德等人的領導無疑也是非常憤懣不平的，反對的情緒逐漸高漲。對此，王稼祥一連好幾天吃不下飯，氣憤地說：
“按照這樣指揮紅軍，怎麼可能打贏，這根本就是胡來！”
據吳黎平（時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經濟部部長）回憶：
“那個時期，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特別是廣昌戰役後，王稼祥就開始對教條主義有所憤恨，並且公開批評。”
這場戰役失敗後，紅軍更是如履薄冰，而李德、博古等人依舊不改錯誤的方針路線，冥頑不靈，繼續推行他們的軍事策略，不聽取其他軍事指揮的建議，導致士氣一再低迷。
長征前夕時，博古認為王稼祥受重傷需要靜養，就準備把他留在一家尋常百姓家休養，但是毛澤東考慮到王稼祥是軍委副主席和總政治部主任，身負重任，要跟隨軍隊。
毛澤東就此問題據理力爭，於是博古這才同意王稼祥隨軍轉移。
長征開始後，原先毛澤東和張聞天、王稼祥是不在一個軍隊中的，每次商討一些事情來去特別不方便，於是三人就向上級請示，經過多次努力爭取後，博古等人才漸漸鬆口，讓他們走在一起。
長征的一路上，三人每天就黨和紅軍的一些相關問題討論，甚至到了夜晚休息時候，他們也經常坐在一起發表各自的意見和看法，這在以後一些軍事策略中，也起了重要作用。
一天晚上，休整好隊伍後，三人就又聚到一起，坐在草坪上，毛澤東對其他兩人說了自己的看法，認為要挽救紅軍目前被動的局面，必須重新審視李德、博古的軍事路線，必須糾正軍事指揮上的錯誤，改變中央的錯誤領導。
王稼祥和張聞天聽後表示非常贊同，二人就黨中央目前的一些局面也表示了自己的看法，最終他們取得一致意見，形成了一個“三人團”。
1934年12月上旬，紅軍翻越老山界，中央領導內部矛盾越發尖銳，其焦點就是關於紅軍下一步的戰略行動方針問題。毛澤東、王稼祥和張聞天公開批評中央的軍事路線，認為第五次反圍剿以來的失敗是由於軍事領導上的戰略戰術錯誤造成的。
在中央領導層，在幹部特別是高階幹部中，對於李德、博古等人更是越發不滿，正醞釀著要求糾正錯誤，改變領導的意見，大家對二人的分歧和意見更是越來越大。
11日，紅一軍團二師五團打下了通道縣城。12月12日，中央領導人在這裡舉行了一次緊急會議，討論紅軍的行動方向問題。但是李德全然不顧實際情況，堅持紅軍主力北上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計劃。毛澤東則力主改變原計劃，認為根據情報，敵人已經將重兵部署在那裡，等待紅軍往“口袋”裡鑽，如果繼續執行這個計劃，就很可能面臨全軍覆沒的危險，只有西進，向敵人薄弱的貴州進軍，才有出路。
此時，王稼祥不顧身體的傷痛，在決定紅軍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堅持履行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革軍委副主席的職責，參加中央軍委和政治局的一切回憶，並在會議上堅持自己的觀點，明確提出要支援毛澤東的戰略部署。大部分領導人對此都表示贊同，只有博古等人依舊不改教條主義，仍然堅持原先的政治路線。
12月18日，周恩來在黎平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繼續討論紅軍採納了毛澤東靈活、機動的戰術思想，否定了博古等人的錯誤路線，而這次會議的成功召開，也在一定基礎上，奠定了毛澤東思想的正確性，更是得到了不少人的支援。
黎平會址
這是中央對“三人團”毛澤東、王稼祥、張聞天對博古、李德的錯誤領導進行鬥爭取得的初步勝利，為遵義會議糾正“左”傾錯誤思想在軍事上的錯誤打下了基礎。
在黎平，王稼祥除了集中精力參加中央政治局會議外，還利用短暫的休息時間請傅連暲醫生檢查了病情。傅醫生拆開繃帶看了看，不禁唏噓了一聲。
原來王稼祥當時受傷的腸子同傷口相通，蛆蟲從傷口中鑽出來，而腿上的傷由於環境的惡劣沒有及時好好處理，又黑又紫，而王稼祥也長期不能自便，不得不依靠擔架。
早先在瑞金時，採取的是保守療法，殘留的彈片和腐骨未能及時取出，傷口沒有癒合而帶來後遺症。而王稼祥同志日日為革命事業操心，對於這些傷口他也只是覺得忍忍就過去了，並未太過在意，只是全神貫注於黨和和紅軍的命運，關心人民群眾。
可是，之前的種種血淋淋的事實擺在眼前，而博古和李德仍然不放棄他們錯誤的戰略方針。王稼祥甚為憂慮，他意識到，若是讓李德和博古急需掌握軍事指揮大權，那麼就會一錯再錯，白白葬送眾多將士們的性命，給黨和紅軍帶來毀滅性的打擊，必須更改軍事領導人。
王稼祥首先找到張聞天和周恩來，兩人都非常贊同他的意見，得到他們的支援，
就這樣，王稼祥先後找到周恩來和張聞天，兩人也都對他的意見沒有什麼異議，於是他心中的一塊石頭也終於落地了。
張聞天和夫人
當時聶榮臻將軍因為軍事上的一些事宜，來到中央，見到王稼祥後兩人也是聊了很久，他表示也是十分支援毛澤東的，對於王稼祥說的表示贊同。
接著，劉伯承、彭德懷、楊尚昆……也都紛紛表示贊成王稼祥的提議。至此，遵義會議的部署工作也基本就緒。
1935年紅軍渡過烏江後，不久就抵達遵義，制定作戰計劃後於1月7日進入遵義城。兩日後，紅軍主力開始正式進攻，攻下遵義城後，部隊終於有了一次難得的休整機會，此刻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條件也已經具備。
此時，王稼祥和毛澤東、張聞天三人被安排住在了遵義城古寺蒼原黔軍旅長易少全的府邸。他們在一起對即將召開的會議發言進行了探討，並研發了發言提綱。
經過再三考慮後，由張聞天執筆起草報告，闡述他們的意見，對博古等人軍事指揮上的錯誤提出批評。毛澤東和王稼祥很贊同：
“張聞天的理論只是豐厚，又是政治局常委，在黨內地位比我們重要，影響比較大，他來作報告的話比我們合適。”
於是在1月15日至17日，一場具有歷史意義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遵義老城紅軍總司令部召開。
當時，王稼祥作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帶傷抱病參加了會議。會議事先還特意為她準備了一把藤椅，讓他可以躺著聽。在後來的整個會議期間，儘管傷口如何痛苦，王稼祥也都全神貫注，仔細地聆聽會議的報告。
身邊的警衛員和其他人曾勸說他可以暫時請假一天，緩解傷痛，但是王稼祥都直接回絕了。
就這樣，會議在15日上午召開了，首先，博古作了總結報告，過分強調客觀困難，堅決不承認在軍事指揮上犯了嚴重錯誤。接著周恩來就軍事問題做副報告。毛澤東第一個表示不同意博古的報告，張聞天也表示不同意，他按照會前與毛澤東、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見，做了反對“左”傾軍事指揮錯誤的報告。
下午，毛澤東作了長篇發言，他言辭誠懇，思路清晰，論據充分，有很強的說服力，他主張首先要解決當前存在的軍事領導上的錯誤，會場上大部分人都贊同和信服毛澤東的觀點。
在毛澤東發完言後，王稼祥就從躺椅裡坐起來用一隻手輕輕按住腹部的傷口講話，立場堅定地表示完全贊成並支援毛澤東的意見，接著又批評了李德和博古的錯誤，並指出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原因之一就是一再拒絕毛澤東的正確意見，只是盲目聽從少數人瞎指揮，脫離實際，導致我黨遭受重大損失。
王稼祥講完後，張聞天又站起來說：
“我很同意毛澤東的意見，他對問題的分析很是有道理，他把“左”傾路線錯誤歸納為三個階段，我是很欣賞的。”
朱德也嚴肅地說：“有什麼本事，就打什麼仗，沒有什麼實戰經驗，打什麼樣仗。”這一番話搞得博古等人臉上很是尷尬。
聶榮臻也接過話說：
“華夫同志的小智慧，我也頗有感受，對於一個軍事哨應該放在部隊的那個位置，一門迫擊炮應該放在什麼位置，等等之類的，我們軍團指揮員一般都不過問，他都要橫加干涉。這不是瞎指揮嗎？”
彭德懷是當天中午才從前線趕去的，沒來得及休息就趕緊參加了會議，他是一個直性子，硬漢子，有什麼更是說什麼，不管是誰，他都敢批評。就連李德他也不止一次地頂撞過。1934年4月1日，彭德懷還曾給中央軍委寫信，批評中央軍委戰略決心遲疑，延誤了戰機，致使遭受很多損失。
在廣昌戰役結束後，博古、李德從前線返回瑞金，臨行前還約彭德懷、楊尚昆談話，彭德懷還對李德進行了面對面的批評。說李德是空談書本的教條主義者，在懲辦主義盛行的王明“左”傾路線佔據統治時期時，還直率還嚴厲地批評了當時的最高當權者，實在是難能可貴。
廣昌戰役
在聶榮臻講完後，彭德懷就大聲說道，華夫同志瞎指揮，那迫擊炮放在地圖上的某一指定位置他都規定好了，而在這中國那麼廣闊的地圖上，實際根部不可能那麼準確，有時候甚至方向都不對，總是犯主觀主義，絲毫不聽其他軍事指揮者的意見。切不可讓我們那麼多同志辛辛苦苦用八年的時間才去的現在的規模，而因為這個毀於一旦呀。
此刻，坐在窗邊的劉伯承更是拍手叫好，自己早就請示過上級，要更改軍事作戰，他也覺察到李德、博古的一些錯誤指揮，但是李德專斷絲毫不改編，為此他們還在一次飯後吵過架，桌子都掀翻了。
劉伯承講完後，一向謙遜穩重的朱德也表示要更改總指揮。心情也是很沉重，說：
“這指揮的人，確實要更換了，不然再這樣下去，更會釀成不可估量的損失，既然過去無法改變，那麼我們能做的就是及時的亡羊補牢。”
王稼祥又補充道：
“經過這麼多次的戰鬥，應該能清晰看到，中國的紅軍和中國革命戰爭，應該由毛澤東這樣的有實際經驗的中國革命家領導才能取得勝利，而不是空談搞書本主義。”最後他鄭重建議：
立即改組中央的軍事指揮機構，取消李德、博古的軍事指揮權。事實上，大家早就對此二人的領導指揮表示有歧義，紛紛贊同王稼祥同志的提議。
王稼祥是政治委員中第一個明確而堅定的支援毛澤東的觀點的，此前雖然有人提出反對的聲音，但因為李德、博古等人的堅定也都就此做博，而王稼祥不顧一切阻擋，多方收集意見，最終促成了毛澤東的軍事領導權。
經過多天的商討，會議也逐漸進入尾聲，儘管博古、李德為自己的錯誤進行了最後的辯護，但局面也已經完全改變。會議做出下列重要決定。
一、選舉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
二、制定洛甫（張聞天）起草會議決議，委託常委審查後，發到支部去討論。
三、政治局常委再進行適當分工。
四、取消在長征前成立的“三人團”，任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德、周恩來擔任軍事指揮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
會後，常委分工，毛澤東為周恩來在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
遵義會議後，王稼祥被增選為政治局委員。3月中旬，為了便於指揮，成立了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的三人軍事指揮小組，負責指揮全軍的軍事行動。
歷史在這裡轉折，革命也終於在這裡有一次找到希望。而毛澤東對王稼祥在遵義會議上投的這“關鍵一票”一直念念不忘，後來多次對人提起王稼祥這一功勞。1936年在陝北同斯諾的談話，以及1945年黨的七大期間的幾次談話都提到了王稼祥的功勞。
毛澤東和美國記者斯諾
後來在1945年中共七大選舉中央委員時，王稼祥落選，毛澤東還語重心長地對大家講述王稼祥同志對於黨和革命事業的貢獻，並著重強調了他在遵義會議上的重要作用，沒有洛甫、王稼祥兩位同志從第三次“左”傾路線中分化出來，就不可能開好遵義會議。
在特殊時期中，王稼祥也受到嚴重打擊，在1972年的一次談話中，毛澤東還指出：“王稼祥是一個有功的人，他是在教條主義中第一個站出來支援我的人，遵義會議上是他投出了關鍵的一票，功大於過。”
在那個戰火紛飛、風雲莫測的時期中，這片炙熱的土地上誕生過無數革命志士、英雄豪傑、優秀黨員、傑出人士，而我黨我軍卓越的領導人、新中國優秀外交家王稼祥便是其中的代表之一
在革命的各個歷史時期，他都鞠躬盡瘁，革命事業生死攸關的重要時刻，他也挺身而出。遵義會議的勝利召開，王稼祥同志功不可沒，毛主席記得，我們也記得，歷史也更將永遠銘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