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總理之謎：為什麼連敵人也敬重他？

周總理去世那年，北京的十里長街擠滿了送靈車的百姓，淳樸的人們不顧天寒地凍，追在周總理的靈車後面，一遍又一遍的呼喊著總理的名字。

這位人民的好總理一生為中華之崛起而奮鬥，為國家大義出生入死，受到了中外無數民眾和仁人志士的愛戴，甚至不少還是我黨的敵人。

而為什麼連敵人也敬重周總理？縱觀周總理的一生，這也許是源於三個方面：一是他胸懷天下的家國大義，二是他作為外交官的沉穩機智，再有便是他獨有的的個人魅力。

一、為國家大義，三助蔣介石

1925年，是國共合作的時期。這一年10月，蔣介石率國民革命軍東征，途中，蔣介石不幸被圍。堂堂總指揮官，落得個東躲西藏的狼狽模樣。

蔣介石脾氣一上來，直接坐地不起，他對自己的副官說，“我堂堂一個總司令，竟然落得這般田地，有何顏面去面對江東的父老。往日，我在黃埔軍校的時候就教導你們‘不成功，便成仁’。今天，我就要實現我自己的諾言，不辱沒了黃埔的威名。”

話落，蔣介石拿起手中的短劍，就往自己的脖子上送。隨行的副官陳賡不及多想，已經眼疾手快地奪下了他手中的短劍，背起蔣介石拼命跑了起來。

最後，兩人躲進了一戶農家，也等來了幾位軍官。但是，這遠遠不夠他們擺脫危機，情急之下，蔣介石想到了周總理。“此地不宜久留！我要跟周黨代表聯絡，請他讓第1師來接應我們，現在，誰去送信？”

蔣介石副官陳賡扮作農民，將蔣介石的親筆書信送到了周總理手中。鑑於國共合作的關係。周總理搭手解救了蔣介石，這是他一助蔣介石。

周總理第二次救蔣介石時，兩人已經不再是合作關係，而是處於對立面。彼時，西安事變，國民黨將領張學良和楊虎城綁了蔣介石，以此來要挾蔣介石停止內戰，對外抗日。

事變後，關於如何處理手中的蔣介石，張楊二人產生了分歧。是殺是放，兩人一時拿不定主意，只好將決定權交給了周總理。

聽聞張、楊二人的行動，黨中央當即表示派遣周總理去西安商議下一步的計劃。對於蔣介石的處置並不能簡單地下結論，黨內意見分為兩派，一派主張“放蔣”，一派主張“殺蔣”。

周總理自然是贊同放掉蔣介石的，他說：“捉了蔣介石以後殺他是困難的，以如今國內的局勢，放蔣反而更為有利。”

秉持著大局的觀念，周總理多次談判、斡旋，最終使得蔣介石平安回家，促成了國共的第二次合作。這是周總理二助蔣介石，也是在這一次，周總理同時搭救了蔣介石的兒子——蔣經國。

西安事變時，蔣介石的兒子蔣經國剛剛結束了在西伯利亞9個多月的流放生活沒兩年。雖然當時的他生活條件已經有所好轉，但自從15歲那年蔣經國獨自去到莫斯科留學起，他已經有十多年沒有回家了。

作為蔣介石的兒子，蔣經國曾因為立場問題揚言要和蔣介石斷絕父子關係，只不過在周總理的勸解下，打消了念頭。也因為周總理和蔣經國這層關係，思念兒子的蔣介石便在談判桌上提出了希望周總理幫忙協助蔣經國回國的請求，周總理自然沒有拒絕。

第二年，周總理告訴了蔣介石蔣經國即將回國的訊息，蔣介石高興地在日記中寫道：“十年苦鬥，如今國與家都逐漸看到了光明。”這是周總理第三次幫助蔣介石。

同樣，因為這樣幫助，蔣介石曾經真誠地感慨道，“周總理是中共最理智、最有人情味的同志。”而周總理的人情味也不僅表現在他的家國大義上，在外交場合也有著十足的體現。

二、人情味十足的和平共處外交理念

聯合國曾經的秘書長哈馬舍爾德這樣評價周總理，“他是迄今我在外交政治中所見到的最超凡的頭腦。”

新中國初立，落敗的西方國家盡一切可能打擊中國，政治孤立、經濟封鎖、軍事威脅，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舉步維艱的走在國際舞臺上。作為新中國的總理和外交掌門人，周總理在黨中央的領導下，開始了艱難的外交破局戰。

日內瓦會議是新中國第一次派代表參加的正式國際會議，此次會議的議程之一，是討論如何和平解決朝鮮問題。

本著尊重各國人民的選擇、維護他們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國家制度不受外來干涉的權利的原則，周總理所代表的中國自然是不贊同西方國家對朝鮮內部事務的干涉。

面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冠冕堂皇的發言，周總理一針見血地指出了他們不懷好意的心思，也是這一番有理有據的發言，使得西方國家對新中國刮目相看。會後，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在面對美國記者時說道：“第一回合我們敗了。”

新中國在國際舞臺上的第一次亮相，驚豔了世人。此後，作為新中國總理兼外交部長的周總理，數次以非凡的才能和智慧為新中國的外交事業創下了輝煌的戰績，以至於不少別國的名流政客提起他時，都紛紛感慨於他獨特的魅力。而在所有的建交中，最值得稱道的便是與日本的外交。

新中國成立後，與日本建交的想法一直縈繞在周總理的心中。奈何二戰之後，日本以美國為首實行反華政策，甚至一度嚴格禁止日本老百姓與中國來往。這對於站在大局立場、希望與日本和平發展的中國來說並不是很好的兆頭。

然而，即便日本政府再怎麼禁止本國百姓與中國的來往，畢竟是一衣帶水的關係，百姓的生活還是要繼續的。於是，在中日民間出現了不少彼此來往的團體。

這讓周總理看到了希望，他說：在兩國政府能夠直接交往之前，兩國人民多多來往是有利於兩國政府關係改善的。

也因此，對於中日貿易，中央表示出了很大的支援，周總理也提出了很多“民間外交”“民間先行，以民促官”等新的外交理念。當然，對於國內百姓仇日的想法，中國政府也是開展了不少的教育工作。

事實證明，這樣的方法是行之有效的，中日的民間往來與日俱增，這其中，也不離開周總理的傾心維護。

肖向前是一位長期參加對日民間和半官方工作的外交家，他曾經在自己的書中提起過，周總理對於日本的來訪者，大多都會予以會見，相比於其他國家的來訪者，會見人數更多，時間更久，內容更深。因為中日自古就是有著密切文化交流和貿易往來的兩個國家，而這兩個國家日後發展為什麼樣的關係才有利於亞洲和世界，這是周總理一直牽掛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