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豬渡河》：南洋雨林中的另類抗戰史

作者：林好男

小說《野豬渡河》講述了南洋華人在二戰期間的一段血淚史，同時將地方風物、靈異傳說與宗教秘儀等元素融入其中，充斥著神秘的魔幻氣息。文中刻意模糊了真實與虛幻的分界線，這使得天馬行空的幻想非但沒有沖淡沉重的結局，反而疊加了一絲恐怖色彩。

小說《野豬渡河》封面

一言以蔽之，《野豬渡河》是一本從開卷起就無時無刻不在衝擊著讀者全部感官神經的書。蔓延叢生的意象憑空編織起一片活色生香的砂拉越雨林，將所有主角與配角網羅其中。復仇、背叛、縱慾，人與動物共生共存又互相殘殺。讀者需艱難跋涉於煙靄盤旋的荒山僻嶺與羊腸曲徑，才有可能通向幽暗的歷史深處。

在選擇此敘事風格的同時，作者也必須直面一個問題：如此疊床架屋的意象堆砌是否有炫技之嫌？理解的關鍵在於，《野豬渡河》並非傳統意義上站在某個族群或個體角度上書寫歷史傷痕的小說。在這個並不複雜的故事裡，在地風景的一草一木，豐沛雨水滋養的萬物生靈，共同將人從敘事的聖壇中心拉了下來。

換言之，這是一部“多中心”或“無中心”的小說，同時也解釋了書名希望表達的意思：野豬曾是豬芭村的原住民，一度以較為穩定的種群方式繁衍生息，卻因為人類的拓殖被無情驅趕，成為無所皈依的林間走獸。“野豬渡河”象徵著一種難以遏制、無法預知的衝撞力量，既張揚著兇猛的生命原初之力，又挑戰著入侵者貌似牢不可破的權威。

“渡河”是動物本能，同時意味著對既定秩序的反抗。張貴興對中文語彙的爆破式使用，也意味著對讀者的挑戰：當萬物之靈長的合法性與合理性在野豬的狂濤怒蹄下被粉碎，人降格為弱肉強食的自然世界之普通一員，讀者必須採取一種新的思維方式理解人與萬物的關係。這個蠻荒天地對於中國現當代文學而言是遙遠的邊疆，但對張貴興卻是難以迴避的原鄉。

特殊的文化背景與個人審美取向，共同決定了這本書濃墨重彩的自然風物描寫，在此基礎之上則是同樣飽滿的人物群像。《野豬渡河》採用了不斷切換視點人物的寫作手法，不同章節經由不同主人公進入故事，最大限度增強了歷史的縱深感與層次性。不同於主旋律戰爭文學中的英雄人物，張貴興筆下的豬芭村抵抗者們，就是一群被逼到生死存亡之際的普通人，既缺乏系統化領導抵抗的韜略與頭腦，也並非為著共同目標被緊密捏合在一起的共同體，這無疑是一種大膽的顛覆。

面對突然降臨的戰爭，這些普通人被迫拿出賴以謀生的看家本領。作者無意於拔高這一行為，也沒有賦予任何人主角光環。平心而論，書中的人物無法激發讀者太多壯懷激烈的情感，讀罷只覺意難平，但這正是作者希望實現的另類抗戰書寫，也是宏大革命敘事背面另一種叩問歷史的可能。

承認文化背景與生存環境的巨大差異，正視無名之輩身上的弱點與陰暗面，是尊重歷史的先決條件。它無損於抵抗行為本身的正義與光榮，也令故事更細膩可感、真實可信。在書寫死亡時，作者將白描用到了極致。在日軍橫行的三年八個月裡，觸目驚心的屠戮幾乎令天地變色。張貴興像手握手術刀的醫生，不動感情地將歷史的傷口一一呈示。槍決、梟首、斷肢、剖腹，還有更多不忍卒讀的凌辱虐殺。死亡來得普遍、急促而不加掩飾，描寫越細緻冷靜，越令人頭皮發冷，在這種強烈的視覺加心理衝擊面前，已經不需要其他多餘的煽情了。

在直面戰爭的同時，張貴興用貫穿全書的“面具”意象由實及虛，再次拓展了文字的深度。作為玩具的塑膠面具，被孩子當成惡作劇時的偽裝，天狗、九尾狐、飛天人頭……看似人畜無害的面具背後，潛藏著當地詭譎幽暗的神話傳說。弔詭之處在於，孩子不甘日常生活的庸俗，紛紛戴上面具遮蔽身份，渴望藉此加入神話譜系以獲得超自然力量，卻無一人可以成功。需要隱藏真實身份與不堪往事的人，無需面具仍可遊走世間，比如朱大帝、小林二郎、愛蜜莉。童稚的爛漫藏在面具背後也還是童稚，最恐怖的不是面具上的神鬼，而是一個人就站在面前，你卻不知道他/她的真實面目。“抓內鬼”作為故事暗線借面具這個意象延續到結尾，帶出的真相出人意料，也讓這本書多了一層濃重的推理色彩。

這是一部拒絕迎合市場需求並自設門檻的嚴肅文學作品，繁複華麗的語言和時空錯亂的敘事，給閱讀帶來了不小的困難，難以觸達更廣泛的讀者群體。在語言與地域之外，故事的主題並未脫離入侵-抵抗的舊傳統，反派的形象過於臉譜化，無法給人留下更深刻的印象，對歷史的反思則是淺嘗輒止。

諸多不完美之處，顯示了馬華作家群在文學突圍中面臨的挑戰：怎樣既保留個體/群落特色，又不令鮮明的地緣特徵成為噱頭；如何處理國族認同與身份焦慮，在不被歷史吞噬的同時介入新的現實。可以肯定的是，這是一條文學寫作與現實生活雙重意義上的荊棘之路，但荊棘之上必有王冠。（林好男）

來源： 光明網-文藝評論頻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