佟藝辰
近代中國的“開眼看世界”，始於魏源的《海國圖志》。此後，西方地理學逐漸在中國的革命中發揮了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在19、20世紀之交西方地理學入華浪潮之中，梁啟超扮演了獨特的角色。於文史學者而言，“文學地理”的概念首創於梁啟超1902年發表的《中國地理大勢論》一文，這似乎已成常識。而在人文地理學領域，任公也堪稱“中國地理學史上最早介紹西方近代地理學思想第一人”，尤以引介地理環境決定論為著。《中國地理大勢論》的姊妹篇《亞洲地理大勢論》，就具有鮮明的地理環境決定論色彩。
學界不乏對梁啟超地理學思想的研究，不過，這篇《亞洲地理大勢論》裡有一位學者的名字，似乎少有人問津。而對這位學者身份的考索，將為我們揭開一段意味深長的人文地理學跨海之旅。
任公此文，在概述亞洲諸古代文明之後，寫了這樣一句話：
昔基約博士嘗講述歐洲之風土，以謂歐洲發達之原因全由地勢之Permeability（易透達之意），而因以頌揚歐陸構造之佳妙，沾沾自喜焉。
這位“基約博士”是何人？梁啟超沒有做任何介紹，《中國地理大勢論》《歐羅巴地理大勢論》等文中，也不見任何有關此人的文字。
蒙友人提示，19世紀曾有位名為弗朗索瓦·皮埃爾·紀堯姆·基佐（Francois Pierre Guillaume Guizot，1787-1874）的法國史學家，著有《歐洲文明史》（Histoire générale de la civilisation en Europe），講述歐洲文明的起源與發展。友人言，或許“基佐”就是“基約”。在筆者看來，這種可能性不大。以聲觀之，“基佐”與“基約”相距甚遠；以形觀之，把“佐”誤寫成“約”，也不大可能。即使其中“紀堯姆”之發音略與“基約”相像，回看任公原文，“permeability”一詞用的是英文，或許說明他當時看到的是就是英文，而非法文。
假設梁啟超看到的就是英文，那麼就要找出“基約”可能對應的英文名字，再逐一搜索，挨個篩選。梁啟超是廣東人，筆者便搜尋了一下粵語裡“基”“約”：“基”讀如/gei/，“約”讀如/joek/。考慮到西文母音前送氣的/p/、/t/、/k/，常常被譯成漢語裡不送氣的/b/、/d/、/g/，那“基約”二字對應的英文名字，就可能以/k/或/g/開頭，以/k/結尾，中間讀如“約”。查新華通訊社譯名資料組所編《英語姓名譯名手冊》，先從G開頭的找起，如“Garrick”、“Garwick”、“Gauerk”、“Gavock”之類。一番搜尋，只尋得一些畫家、政客之流，杳無所獲。
之後，再次蒙友人提示，梁啟超此文乃是脫胎於日本人志賀重昂（1863-1927）《地理學》之一章，原文是：
ギヨー博士の歐羅巴洲の風土を講述するや、歐洲發達の源因を主としてその地勢の“Permeability”（「入り込み易き事」）に歸し以て歐洲大陸構造の至妙なる得々として稱揚せり……
即使不諳日文，僅憑漢字，也能大概看出這兩段話實為一體，甚至梁文中“Permeability易透達之意”都是照搬日文。不過，雖然兩句話看似一模一樣，但是日文卻蘊含了一個重要資訊：ギヨー，音如“giyō”，這說明這位基約博士的原名，以/gi/開頭，且結尾沒有/k/，而是以/o/結尾的開音節，這樣範圍便大大縮小了。筆者便又找出來譯名手冊，重新在G開頭的名字裡仔細搜尋。苦苦搜尋一番，尋得一個名字：Guiot，“吉奧特”。雖然中文譯名裡有“特”字，但依拼寫來看，像是個法語名字，而且按照法語的發音規則，此處單詞末尾的“t”不發音，正好符合“ギヨー”的讀音。以此線索按圖索驥，並沒發現以此為名的歷史學家，卻發現了一個叫“Guyot”的地理學家——阿諾德·亨利·居約（Arnold Henry Guyot，1807-1884）。
居約出生於瑞士納沙泰爾（Neuchâtel）附近的佈德維耶（Boudevilliers），正處於瑞士西部的法語區。他早年在納沙泰爾上大學，1825年赴德國求學，1835年於柏林獲得博士學位，1848年移居美國，最終去世於普林斯頓。居約是著名的冰川專家，後來人們以他的名字命名了“平頂海丘”（guyot）。他還是一位地理環境決定論者，甚至認為地理因素決定了不同人種在樣貌、體能、智力和道德上的高下之別。這個觀點與梁啟超筆下的“基約博士”頗為契合：“歐洲發達之原因，全由地勢之Permeability”——這分明就是地理環境決定論。
阿諾德·亨利·居約
1849年1月17日到2月24日，居約在波士頓的洛威爾研究所（Lowell Institute）發表了一系列演講，後來集結成書，由哈佛大學的C. C. Felton教授（可能是Cornelius Conway Felton，1807年出生，是哈佛大學的古希臘語教授，1860年接任哈佛大學校長，1862死於心臟病）翻譯成英文，以The Earth and Man, lectures on comparative physical geography in its relation to the history of mankind為標題出版。雖然惠威爾（William Whewell，1794-1866）在1833年就發明了“scientist”這個詞，但此書中“科學家”還被叫作“the man of science”，前言也還在用“自然之壯美反映出造物者的旨意，上帝之手鞏固了我們的信仰”之類的語句來結尾。
在論述歐洲緣何發達時，居約寫下這樣一段話：
土地之小，鄰居之近，內海島嶼棋佈，大陸四處透達——請原諒我用這個詞——這一切都在密謀著在歐洲國家之間建立起生活和文明的共同體，這構成了他們社會狀態最基本和最寶貴的特徵之一。
The smallness of the areas, the near neighborhood, the midland seas thick strown with islands, the permeability of the entire continent — pardon me the word — everything conspires to establish between the European nations that community of life and of civilization which forms one of the most essential and precious characteristics of their social state.
全書只有這一處用了“permeability”一詞，這也應是梁文——亦即志賀原文——的出處。而志賀重昂引用居約的這一觀點，很可能是受到另一個人的影響——內村鑑三。
內村鑑三1861年出生於江戶的小石川，少年時專習英語。1876年，為了開發北海道，日本政府建立了札幌農學校，招收官費生。次年，本來準備從東京英語學校畢業後進入東京大學學習的內村，因為經濟上的原因，改入札幌農學校。此後，他受洗成為基督教徒，接著畢業、結婚、離婚。1884年，自費到美國留學，次年就學於馬薩諸塞州的阿默斯特學院（Amherst College），1887年獲理科學士學位。1888年回國，直到1930年去世。
正是在阿默斯特學院讀書期間，內村讀到了居約的The Earth and Man一書。他不僅精讀此書，而且在此書的影響下，返日後於1894年出版《地理學考》，1897年改名為《地人論》。在《地理學考》的開篇介紹該書參考書目的部分裡，第一篇就是居約的The Earth and Man。日本學者竹內啟一和野澤秀樹認為，要理解內村鑑三的地理學，不能忽視兩個重要的方面：第一，內村受到了居約的強烈影響；第二，其基督教信仰與其地理學思想之間存在齟齬。基督教信仰讓他相信，日本的命運乃是神意的實現，在這個意義上，其地理學思想更接近於人文地理學開山祖師李特爾（Carl Ritter，1779-1859）的目的論哲學，而非居約的地理環境決定論。
言歸正傳，回到志賀重昂和梁啟超。志賀出生於岡崎康生町（現愛知縣岡崎市），1880年入札幌農學校學習，內村鑑三是高他三級的師兄。畢業後，志賀成為地理學教員，1895年就任東京專門學校講師，教授地理學。1911年就任早稻田大學教授，直到1927年去世。作為地理學教師，志賀理應讀過內村的《地理學考》或《地人論》。辻田左右男曾在論文中指出，19世紀初期，不同日本學者對居約的名字採用了不同的日文譯名：小藤文次郎（1856-1935）譯為“ジョー”，渡邊光（1904-1984）則譯為“グヨー”。志賀採取“ギヨー”的譯法，與內村一致，或許也可作為“志賀對居約的瞭解是來自內村著作”的旁證。
志賀講授地理學之目的，在於塑造和喚醒日本青年的本國意識。講義開篇第一章，就是講“地理學之必要”，要學生了解“世界之大勢”。進而，課程第二到第六章分設“日本地理考究之方針”“亞細亞地理考究之方針”“支那地理考究之方針”“歐羅巴地理考究之方針”和“亞弗利加州、大洋洲、南北亞米利加州地理考究之方針”，及第七章“餘意”，以介紹“世界之大勢”。
1898年，戊戌變法失敗後，梁啟超流亡日本，並迅速掌握了日語，還曾與代表外相大隈重信的志賀重昂進行過“筆談”。梁啟超首先談及光緒帝重新掌權的問題，設想在日本與英美的干預下，歸政於光緒帝。志賀回信中，並沒有對此正面回應，只言“矢野（按：矢野文雄，1851-1931，時任日本駐華待命全權公使）謁皇上，皇上健然。吾輩得報歡呼，蓋皇上覆權當非遠”。
梁啟超選擇以志賀在東京專門學校講授地理學的講義為藍本，創作《亞洲地理大勢論》《中國地理大勢論》《歐羅巴地理大勢論》，意欲“透過地理學，教導民眾把握世界形勢，瞭解中國在世界中的位置，並積極地建立起對‘中國’的主觀認識，並在此基礎上，希望能喚起民眾的愛國心，藉由統合民眾，向國民國家的形成邁進”。即使不管文字內容，不論思想之異同，僅憑“大勢”之語，以及梁文之標題和志賀講義之結構，也能看出梁文和志賀《地理學》之間的親緣關係。
從“Guyot”，到“ギヨー”，再到“基約”，三個不同語言的名字，串起了一套學說的傳播鏈，也折射出兩個國家的自強史。石川禎浩有言：
眾所周知，清末以後，隨著留日學生的增加，西洋的書籍、概念、各種學說的翻譯、重譯及其改寫透過日本大量湧入中國；但是，如果沒有使這些學說和概念得以成立的某種共同言論，這些學說和概念是難以被接受的。所謂共同言論，實際上，並非那些傳世的尖端的學術書籍，而是那些擺在店頭的通俗刊物，並非那些字斟句酌的譯著，而是透過剽竊和翻版而來的雜七雜八的教科書。
居約的The Earth and Man，內村的《地理學考》，志賀的《地理學》講義，梁啟超的《亞洲地理大勢論》，這些形態各異、旨趣不一的文字，在不同的歷史背景下構建起了各自的“共同言論”。於是，一些學說和概念便得以傳播、接受和變異，也給了後世的歷史學家以無盡的研究話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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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通訊社譯名資料組：《英語姓名譯名手冊》（第二次修訂本），商務印書館，1989年。
志賀重昂：《地理學》，東京專門學校藏版，1901年。
Arnold Henry Guyot. The Earth and Man, lectures on comparative physical geography in its relation to the history of mankind, translated by C. C. Felton, Boston: Gould and Lincoln, 1871.
內村鑑三：《地理學考》，警醒社書店，1894年。
Keiichi Takeuchi and Hideki Nozawa. “Recent Trends in Studies on the History of Geographical Thought in Japan: Mainly on the History of Japanese Geographical Thought.” Geographical Review of Japan, Vol. 61 (Ser. B), No. 1, 59-73,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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辻田左右男：《地人論の系譜——A. Guyotと內村鑑三》，《奈良大學紀要》，1977年第6號，第28—42頁。
李成晴：《梁啟超致大隈重信佚札考釋》，《清史研究》，2015年第3期，第138—144頁。
石川禎浩：《梁啟超與文明的視點》，載於氏著《中國近代歷史的表與裡》，袁廣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95—119頁。
責任編輯：鍾源
校對：劉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