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曾說,“兵民是勝利之本。”
對於任何一個國家來說,軍隊都是展現國家實力的重要內容,是國家力量的重要組成部分。然而,要想促進軍隊實力不斷提升,就必須為其設定最嚴格的管制標準。
也正因此,軍人可以說是等級劃分最為森嚴的職業之一,俗話說“軍令如山”,面對上級領導釋出的命令,下級將領必須保證圓滿完成,不然就要受到嚴厲的處罰。
在軍隊中,師長與師參謀長看似都是非常重要的職位,那麼,“掌軍而不能令軍”又是怎樣的含義呢?
參謀長的起源
相較於參謀長,眾人往往對師長了解更多。師長是一個部隊中的最高職務之一,作為師長,能夠執掌整個部隊,對整個部隊的發展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而作為軍隊中的參謀長,又有怎樣的職權呢?為何能夠與師長的權力進行比較呢?
這一問題還要追溯到參謀長的起源來分析。
德國是世界上第一個建立參謀制度的國家。在德國,師參謀長部被稱之為“普魯士軍隊19世紀最偉大的發明”。起初,德國將其視為“軍隊智囊團”,試圖透過師參謀長部來削弱戰爭部長的職權。
對此,1866年,德國皇帝還特地公開頒佈了命令,宣告總參部長和戰爭部長之間的職權大小一致,若爆發戰爭,軍隊參謀長所釋出的命令與戰爭部長髮布的命令具備相同的效力。
這樣看來,最開始德國皇帝不僅給予了師參謀長軍事顧問的權利,實質上還讓其擔任了戰爭指揮者一職。
不久後,德國皇帝再一次給予了師參謀長更高的權力,即允許其直接面見德國皇帝。
這樣一來,就意味著參謀長部直接由德國皇帝管轄,不僅將軍隊指揮官的權力大大削弱了,更重要的是,從此德國皇帝可以透過師參謀長瞭解到軍隊發展情況,大大提升了對軍隊的掌控力度。
在這一時期,可以說軍隊的師參謀長與師長是處於平級的狀態,甚至因為師參謀長直接受德國皇帝管轄,獨立於軍隊之外,就憑這點,可以說師參謀長的職權略高於師長。
然而,這一情況並沒有延續很久,很快德國便發現了這一政策的不妥之處,沿革參謀體系的職權也開始不斷被削弱。但是,師參謀長這一職位的設定卻給其他國家也起到了很好的參考作用。
清朝晚期,洋務運動興起,一時間,全國範圍內的北洋新軍大規模編練,國內軍隊的編組體制產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軍隊指揮系統太過龐大,若是依然沿用原先的軍隊等級顯然是不夠用的。
對此,1906年9月,清政府下令將兵部改為陸軍部,並將原先的練兵處、太僕寺都併入陸軍部中。不僅如此,清政府還單獨設立了軍諮府,原先的練兵處軍令司就被併入軍諮府中。在那時,軍諮府便是清政府軍隊中的最高參謀機關。
清朝軍諮府設立之初,曾有官員在朝堂上公開表示,清政府應該仿照唐朝、宋朝的軍事體制以及如今德國的軍事體制,不能將軍隊的管理權全權下放出去,必須掌握在朝廷手中。此外,軍諮府的大臣也應該由皇室宗親來擔任。
不僅如此,章程中還明確指出了軍諮府的職責內容,例如統轄海陸軍各參謀官、蒐集情報、測繪地圖等,且軍諮府還擁有調動軍隊的權利。
由此可見,清政府起初設定的軍諮府不僅充當了軍隊幕僚的角色,還擁有著令軍的能力。
直至1890年,軍諮府正式從陸軍部獨立出來,成為了獨立的機構組織,也就是我國軍隊師參謀長部的最初形態。此時,軍諮府章程直接表明,清政府所有的軍事計劃,必須由軍諮府事先擬定,隨後遞交至朝廷,待朝廷批准通過後,再下派給陸海軍大臣予以執行。
由此可見,當時的清政府充分效仿了德國,將“師參謀長部”直接劃分在清政府的管轄範圍之內,以便皇帝能夠直接呼叫國內兵力。這也表明,在清政府統治時期,師參謀長的權力可以說是遠高於師長的。
辛亥革命之後,袁世凱作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再次將清政府設定的軍諮府正式改名為軍事參謀部,這也表明,中國軍隊的參謀體系正式成立。
相較於清朝的軍諮府,民國時期的軍事參謀部僅僅是從效力於皇帝轉為效力於臨時大總統袁世凱。
然而,雖然清政府已經被推翻,中華民國已然建立,但清廷的北洋舊軍閥勢力依舊龐大,即便在軍隊內部設定了效忠於民國政府的師參謀長部,但各個地方軍隊還是各自為政。一時間,參謀部長一職恍若虛設。
因此,在這一時期,師長與師參謀長的職權大小直接出現了扭轉。師參謀長不僅不再具備至高無上的權力,反倒是掌軍與令軍職權都掌握在了師長的手中。參謀長形同虛設。
而到了現代,則流行起這樣一句話,“聰明懶散的人可以擔任司令,聰明勤快的人才能夠當參謀長。”這便說明,作為一個軍隊的司令,往往只需要制定出科學可行的作戰思想;而參謀長不僅需要具備制定作戰思想的能力,還要能夠將其付諸實踐。
如今,參謀長可以說是軍隊首長關於作戰指揮以及軍隊建設的主要協助者以及實施者,師參謀長的工作職責便是收集戰爭資訊、分析戰場形勢、為軍隊主管出謀劃策,等到軍事主管同意之後,再去負責具體的實施。
由此可見,對於如今來說,師參謀長可以說是軍隊師長的得力助手,那麼他的職權必然是略低於師長的。
掌軍而不令軍
不難發現,在不同時期,師長與師參謀長的地位也是不一致的,若是直接將兩者進行對比,得到的必然是不唯一的結果。但是,縱觀歷史,總體來說,師長的職權都勝於師參謀長。
也正是因為師長的權力過高,若是不採取手段削弱掉師長的部分權力,極有可能產生非常不利的後果。
對於一個軍隊來說,師長擁有著整個軍隊的掌軍之權,瞭解軍隊內發生的一切事務。若此時,沒有師參謀長的存在,那麼師長也將擁有令軍之權。這種情況下,這樣一支軍隊就只會聽任師長的指揮,一旦這個師長存在異心,那麼必將出現大問題。
或許正是因為統治者瞭解到了“掌軍而不能令軍”這一理念,才由此設立了師參謀長這一職務,其目的也就是想要將師長的令軍之權分離出來。從這一角度分析,也可以發現,師參謀長在一個軍隊中同樣也擔任了“監軍”的職務。
例如,1937年“八一三”事變之後,國民黨政府面對日本的恣意擴大侵略,秘密組織了軍事大本營作為最高統帥部,指揮全國陸海空軍。
並在大元帥之下,設定了參謀總長、副參謀總長各一人,其中,蔣介石本人擔任陸海空軍大元帥,程潛、白崇禧等人擔任總副參謀長。
南京失守之後,國民黨政府又一次頒佈了《修正軍事委員會組織大綱》,明確規定,軍事委員會為全國作戰的最高機構,隸屬於國民政府。其中,軍事委員會旗下又包含軍政部、軍令部以及軍訓部等機構,軍令部便是當時的“參謀部”。
軍令部成立之後,蔣介石特命徐永昌擔任部長。要知道,蔣介石此人生性多疑,儘管是面對一直追隨他的白崇禧,蔣介石也做不到百分之百的放心,不願將軍權委於他。
然而,因為徐永昌軍事才幹突出,性格又於蔣介石互補,加之他不管人前人後對蔣介石都非常尊重,一直竭盡全力為蔣介石出謀劃策,因而在那個時候,徐永昌可以說是蔣介石最為信任的人之一。
蔣介石將如此重要的職務交給徐永昌,也正是為了透過他來更好地控制整個軍隊。
可以說,整個抗戰時期,蔣介石與徐永昌的關係都非常的密切。徐永昌參與機要並提出自己的建議,作為蔣介石決策的參考。而每每釋出作戰命令時,蔣介石也需要結合徐永昌及其部下提供的資料,再經由自己的分析,才會制定出作戰方案。
其實,蔣介石這一做法同樣和古代皇帝設定監軍的目的一致。作為軍隊最高統帥,蔣介石自然不可能時時刻刻看管到所有的軍隊,也不是每一場戰役都能夠親自上場作戰。
而此時,他便可以透過軍令部,瞭解到軍隊的實際情況,更好地掌握自己的“令軍”之權,避免出現“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情況。
由此可見,不管是哪一個時期,不管是在國內還是國外,軍隊往往都會設定參謀一職,其目的都是為了在軍隊中設定一個獨立的職位,直接受命於統治者,便於統治者掌握國家軍隊中的一舉一動,令師長“掌軍而不能令軍”,以此避免出現政權割據,鞏固自己的統治。
結語:
縱觀歷史,師長與師參謀長之間的職權大小一項變幻莫測,但是,其權力大小的設定其實都取決於統治者的想法。然而,若是以現代的觀點來看,在如今和平、民主的年代,自然是師長的職權略高於師參謀長的。
不僅如此,不管是哪一個時代,“掌軍而不能令軍”的思想一直都深受統治者的重視,如何分離軍隊的“掌軍”之權與“令軍”之權,都是任何一個時代的不懈追求。
即便到了現代,為了防止軍隊出現“獨裁壟斷”現象,國家也單獨設立了政委,來分離軍隊統帥的“令軍”之權。
從國家層面來分析,不管是設立哪一個部門、職位,不管是將掌軍之權與令軍之權交付到誰的手中,其最終目的還是為了提升國家的軍隊實力,增強軍隊的服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