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蘇聯駐華大使尤金的談話
（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二日）
昨天你們走了以後，我一直睡不著，也沒有吃飯。今天請你們來談談，當個醫生，下午就可以吃飯、睡覺了。你們很幸運，能夠吃飯、睡覺。我們言歸正傳，吹一吹昨天交談的問題。就在這個房間裡吹！我們之間沒有緊張局勢。我們是十個指頭中，九個指頭相同，一個指頭不同。這個問題，我講了兩三次了你忘了沒有？昨天的問題我又想了一下，可能我有誤會，也可能我是正確的，經過辯論可以解決。看來，關於海軍提出的核潛艇的請求可以撤銷。這個問題我腦子裡沒有印象，問了他們才知道，海軍司令部裡有那麼些熱心人，就是蘇聯顧問，他們說蘇聯已經有了核潛艇，只要打個電報去，就可以給。 海軍核潛艇是一門尖端科學，有秘密，中國人是毛手毛腳的，給了我們，可能發生問題。蘇聯同志勝利了四十年，有經驗。我們勝利才八年，沒有經驗，你們才提合營問題。所有制問題老早就提過，列寧就提過租讓制，但那是對資本家的。中國還有資本家，但國家是由共產黨領導的。你們就是不相信中國人，只相信俄國人。俄國人是上等人，中國人是下等人，毛手毛腳的，所以才產生了合營的問題。要合營，一切都合營，陸海空軍、工業、農業、文化、教育都合營，可不可以？或者把一萬多公里長的海岸線都交給你們，我們只搞游擊隊。你們只搞了一點原子能，就要控制，就要租借權。此外，還有什麼理由？
你們控制過旅順、大連，後來走了。為什麼控制？因為當時是國民黨的中國。後來你們自動走了，因為是共產黨領導的中國了。在斯大林的壓力下，搞了東北和新疆兩處勢力範圍、四個合營企業。後來，赫魯曉夫同志提議取消了，我們感謝他。
你們一直不相信中國人，斯大林很不相信。中國人被看作是第二個鐵托，是個落後的民族。你們說歐洲人看不起俄國人，我看俄國人有的看不起中國人。斯大林在最緊要的關頭，不讓我們革命，反對我們革命。在這一 點上，他犯了很大的錯誤，與季諾維也夫是一樣的。另外，我們對米高揚不滿意。他擺老資格，把我們看做兒子。 他擺架子，可神氣了。一九四九年他第一次來西柏坡的時候，架子就 很大，後來又來了幾次，都是這樣。每次來都勸我去莫斯科，我說去幹什麼？他說，總會有事情做的。後來，還是赫魯曉夫同志出了題目，去開會，搞個檔案。去慶祝十月革命四十週年，這是我們共同的事業。當時我說過，什麼兄弟黨，只不過是口頭上說說，實際上是父子黨，是貓鼠黨。這一點，我在小範圍內同赫魯曉夫等同志談過。他們承認。這種父子關係，不是歐洲式的，是亞洲式的。當時在場的有布林加寧、米高揚、庫西寧、蘇斯洛夫等人，還有你（指尤金）嗎？中國方面，有我和鄧小平。我對米高揚在我們八大上的祝詞不滿意，那天我故意未出席，表示抗議。很多代表都不滿意，你們不知道。他擺出父親的樣子，講中國是俄國的兒子。中國有它自己的革命傳統，但中國革命沒有十月革命也不能勝利，沒有馬克思列寧主義也不能勝利。蘇聯的經驗要學。普遍真理要遵守，這就是《莫斯科宣言》裡所寫的那九條。要學習所有的經驗，正確的經驗要學，錯誤的經驗 也要學。錯誤的經驗是：斯大林的形而上學、教條主義。他不完全是形而上學，有一部分辯證法，但大部分是形而上學。你們叫做個人崇拜，是一個東西。斯大林很愛擺架子。我們支援蘇聯，但錯誤的東西不支援。關於和平過渡問題，我們沒有公開談，報上沒有講。我們很謹慎，也未公開批評你們，採取了內部交談的辦法。我去莫斯科以前，和你談過。在莫斯科期間，由鄧小平同志談了五條。今後，我們也不準備公開談，因為這對赫魯曉夫同志不利，應該鞏固他的領導。我們不談，並不是因為我們這些意見不是真理。在國家關係上，我們兩國是團結一致的。這連我們的敵人都承認，一直到現在都是這樣。只要是不利於蘇聯的，我們都反對。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對蘇聯的進攻，在大的問題上我們都反對。蘇聯也是這樣做的。蘇聯人從什麼時候開始相信中國人的呢？從打朝鮮戰爭開始的。從那個時候起，兩國開始合攏了，才有一百五十六項。斯大林在世時是一百四十一項，後來赫魯曉夫同志添了好多項。我們對你們是沒有秘密的。我們的軍事、政治、經濟、文化，你們都知道，你們有一千多個專家在我們這兒工作。我們相信你們，因為你們是社會主義國家，是列寧的後代。但在我們的關係中，也有過問題，主要與斯大林有關。有三件事：第一，兩次王明路線。王明是斯大林的後代。第二，不要我 們革命，反對我們革命。第三國際已經解散了，還下命令，說你 們不與蔣介石講和、打內戰的話，中國民族有滅亡的危險。然而我們並沒有滅亡。第三，我第一次去莫斯科時，斯大林、莫洛托夫、貝利亞就向我進攻。 為什麼當時我請斯大林派一個學者來看我的文章？是不是我那樣沒有信心，連文章都要請你們來看？沒有事情幹嗎？不是的，是請你們來中國看看，中國是真的馬克思主義，還是半真半假的馬克思主義。你回去以後說了我們的好話。你對斯大林說的第一句話，就是“中國人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但斯大林還是懷疑。只是到朝鮮戰爭時才改變了他的看法，也改變了東歐和其他各國兄弟黨對我們的懷疑。這種懷疑是必然的：“第一，你們反王明；第二，不要你們革命，你們非革命不可；第三，到莫斯科要斯大林訂條約，要收回中長路，那麼神氣。”在莫斯科，科瓦廖夫招待我，費德林當翻譯。我發了脾氣，拍了桌子。我說，我在這兒有三個任務：一、吃飯；二、睡覺；三、拉屎。軍事學院有個蘇聯顧問，在講戰例的時候，只准講蘇聯的，不準講中國的，不準講朝鮮戰爭的，只准講蘇軍的十大打擊。讓我們自己講講嘛！他連我們自己講都不讓。我們打了二十二年仗嘛！在朝鮮還打了三年嘛！請軍委把這個材料蒐集一下，交給尤金同志，如果他要的話。有些事情我們沒說，怕影響中蘇關係，尤其是在波、匈事件的時候。當時波蘭要趕走你們的專家，劉少奇同志在莫斯科建議你們撤走一部分，你們接受了，波蘭人就高興了，說他們有自由了。那時我們不能提專家問題，怕你們懷疑我們利用這個機會趕走專家。我們不趕，即使有十個波蘭趕，我們也不趕。我們需要蘇聯的幫助。我勸過波蘭人，要學習蘇聯，勸他們在反教條主義以後，提出學習蘇聯的口號。學習蘇聯，對誰有利？對蘇聯有利，還是對波蘭有利？這首先對波蘭有利。我們要學習蘇聯，但首先要考慮到我們自己的經驗，以我們自己的經驗為主。
有些蘇聯顧問，任職可以定個期限。如在我國軍事、公安兩個部門的首席顧問，一直沒有個期限，換來換去，也不通知我們，也不徵 求我們的意見。好比說派大使吧，你尤金走了，派另外的人來，如果不和我們商量，能行嗎？這種做法是不對的。你們派到我們公安部門的顧問，坐在那裡，如果中國人不告訴他情況，他能知道個什麼？我勸你們去各省跑跑，與人民接觸，多瞭解情況。我同你談了多次，如果不是一萬次，也有一千次了。蘇聯專家中大部分人基本上是好的，個別人有些缺點。我們過去也有缺點，沒有主動多向蘇聯同志介紹情況。現在要克服這些缺點，採取積極的態度。這次就向他們介紹中國的總路線，一次不成，兩次；兩次不成，三次、多次。這些話，都是由於搞核潛艇“合作社”引起的。現在我們決定搞核潛艇了，撤回我們的請求。要不然就把全部海岸線交給你們，把過去的旅順、大連加以擴大。但是不要混在一起搞，你們搞你們的，我們搞我們的。我們總要有自己的艦隊。兩把手不好辦。打起仗來情況就不同了，你們的軍隊可以到我們這兒來，我們的軍隊也可以到你們那兒去。如果在我們這兒打，你們的軍隊也應該聽我們的指揮。如果在你們那兒打，我們的軍隊比你們少的話，也應該聽你們的指揮。我這些話很不好聽，你們可以說我是民族主義，又出現了第二個鐵托。如果你們這樣說，我就可以說，你們把俄國的民族主義擴大到了中國的海岸。取消四個合營公司、撤銷旅順基地的是赫魯曉夫同志。斯大林在世時，要在我們這兒搞罐頭工廠。我回答他說，你們給我們裝置，幫助我們建設，全部產品都給你們。赫魯曉夫同志誇獎了我，說我回答得好。但為什麼現在又搞海軍“合作社”？你們建議搞海軍“合作社”，怎麼向全世界講話？怎麼向中國人民講話？你們可以訓練中國人，同帝國主義鬥爭，你們作顧問。否則，旅順，不僅旅順，可以租給你們九十九年。搞“合作社”有一個所有權問題，你們提出雙方各佔百分之五十。你們昨天把我氣得一宿沒有睡覺。他們（指在座的其他中國領導人）沒有氣，我一個人有氣。如果犯錯誤，是我一個人。（周恩來：這是我們政治局的一致意見。）這次沒談通，可以再談，可以每天向你談一次。不行，我可以去莫斯科同赫魯曉夫同志談，或者請赫魯曉夫同志來北京，把一切問題都談清楚。（彭德懷：今年蘇聯國防部長馬利諾夫斯基同志給我打來一個電報，要求在中國海岸建設一個長波雷達觀測站，用來在太平洋指揮潛艇艦隊，需要的費用一億一千萬盧布，蘇聯負擔七千萬，中國負擔四千萬。）這個問題和搞海軍“合作社”一樣，無法向人民講，向國外講，政治上不利。
（彭：彼得羅舍夫斯基，在作風上也很粗暴。他對我們的建軍原則，對我們在個別地方不採用蘇軍條例，很不滿。在一次軍委擴大會議上，福建軍區的葉飛同志說，福建到處是山，蘇軍的練兵條例不完全適用，因為蘇軍條例主要是按平原的條件制定的。彼得羅舍夫斯基聽了很不滿意當時就說：“你汙辱了偉大斯大林所創造的偉 大的軍事科學。”他這樣一說，會場的氣氛很緊張。）上面這些事，有的過去講了，有的沒有講。你們這樣大力地幫助我們，而我們又講你們的壞話，可能使你們難過。我們的關係，就好像教授與學生的關係。教授可能有缺點，學生是不是要提意見？要提，這不是要把教授趕走，教授還是好教授。你們就幫助我們建造核潛艇嘛！你們可以作顧問。為什麼要提出所有權各半的問題？這是一個政治問題。我們打算搞二三百艘這種潛艇。要講政治條件，連半個指頭都不行。你可以告訴赫魯曉夫同志，如果講條件，我們雙方都不必談。如果他同意，他就來，不同意，就不要來，沒有什麼好談的，有半個小指頭的條件也不成。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可以一萬年不要援助。但其他方面的合作還可以進行，決不會鬧翻。我們還是始終一致地支援蘇聯。我們可以在房子裡吵架。我在莫斯科時同赫魯曉夫同志談過，你們不一定滿足我們的一切要求。你們不給援助，可以迫使我們自己努力。滿足一切要求，反而對我們不利。政治上的合作很重要。在政治上，我們拆你們的臺，你們不好辦；你們拆我們的臺，我們也不好辦。戰時，我們的一切軍港、一切機場，你們都可以使用，一切地方你們都可以來。你們的地方，你們的海參崴，我們也可以去。戰爭結束了，就回來。關於這點，可以先訂一個戰時協定，不要等到戰爭開始時才訂，要提前訂。在協定裡也要規定，我們也可以到你們那裡去，即使我們不去，也要這樣訂，因為這是個平等問題。平時，這樣做不行。平時你們幫助我們建立基地，建設軍隊。搞海軍“合作社”，就是在斯大林活著的時候，我們也不幹。我在莫斯科也和他吵過嘛！赫魯曉夫同志取消了“合作社”，建立了信任。這次提所有權問題，使我想起斯大林的東西又來了。可能是我誤會了，但話要講清楚。你昨天說，你們的條件不好，核潛艇不能充分發揮力量，沒有前途，中國的條件好，海岸線長，等等。你們從海參崴經庫頁島、千島群島出大洋，條件很好嘛！你們講的話，使我感到不愉快。請你照樣告訴給赫魯曉夫同志，我怎麼說的，你就怎麼講，不要代我粉飾，好讓他聽了舒服。他批評了斯大林，現在又在搞斯大林的東西。分歧還是有的。我們的，有的你們不同意；你們的，有的我們不同意。比如，我們的“人民內部矛盾”、“百花齊放”，你們就那麼滿意呀！斯大林支援王明路線，使我們的革命力量損失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當革命處在關鍵的時候，他不讓我們革命，反對我們革命。革命勝利後，他又不信任我們。他大吹自己，說什麼中國的勝利是在他的理論指導下取得的。一定要徹底打破對他的迷信。斯大林對中國所做的這些事，我在死以前，一定寫篇文章，準備一萬年以後發表。
（尤金：對於中共的各項政策，我們蘇共中央的態度是：中國問題怎樣解決，是中國同志自己的事情，因為他們最瞭解情況。同時，我們認為，議論像中共這樣偉大的黨的政策是否正確，是輕率的、傲慢的。）只能說是基本上正確。我自己也犯過錯誤，由於我的過錯，在戰爭中也打過敗仗，比如長沙、土城等四次戰役。如果說我基本上是正確的，我就很高興了。只能說我基本上正確是接近實際的。建立潛艇艦隊的問題，這是個方針問題：是我們搞你們幫助，還是搞“合作社”，這一定要在中國決定。赫魯曉夫同志也可以來，因為我已經去過他那裡了。對於什麼都不能迷信。比如，你們一位專家，根據一個院士的一本書，就說我們山西的煤不能煉焦。這樣一來就完了，我們沒有煉焦煤了，因為山西的煤最多嘛！在長江大橋工作過的蘇聯專家西寧同志，是一個好同志。他的建橋方法，在你們國內一直沒有用武之地。大型的不讓他搞，讓他搞箇中型的嘛！中型的也不讓他搞，讓他搞個小型的嘛！小型的也不讓搞。但是，他到我們這兒來一說，蠻有道理。反正我們什麼也不懂，就請他搞吧！結果一試驗就成功了，成了世界上第一流的科學工作。我沒有見過西寧同志。我和建設長江大橋的很多領導同志談過 話，他們一致反映：西寧是個好同志，一切工作他都親自參加，工作方法很好，凡事都和中國同志一起做。大橋修好了，中國同志學會了很多東西。你們當中誰認識他，請代我向他問候。不要在專家中，在兩黨和兩國的關係中造成一種緊張氣氛，我沒有這個意思。我們的合作是全面的，是很好的。你要向使館的工作人員和專家們講清楚，不要說毛澤東同志提了意見，可不得了了。有些問題早就想講，但過去情況不好，發生了波、匈事件，你們政治上有困難，不宜於講。比如專家問題，那時我們不好講。斯大林後來也很好了，中蘇訂了條約，幫助了朝鮮戰爭，搞了一百四十一項。當然，這不都是他個人的功績，是整個蘇共中央的功績。因此，我們不強調斯大林的錯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