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的靈魂》，[美] 約翰·克羅著，莊安祺譯，中信出版集團·新思文化，2021年6月版。
西班牙的性格如何在漫長的“收復失地運動”中被重新塑造？
從佩拉約在722年於科瓦東加谷的山區擊敗摩爾人起，直到1492年費爾南多二世和伊莎貝拉一世攻下格拉納達為止，這段時間被稱作收復失地運動（La Reconquista），前後跨越8個世紀。這是西班牙獨一無二的歷史，其他歐洲國家都沒經歷過類似時期。這不僅是對抗佔領西班牙土地的外侮，也是反抗他們不肯接受的伊斯蘭教的戰爭。中世紀曆史的兩大動力是戰爭和宗教，而在西班牙，這 兩股動力融合在一起：宗教戰爭。的確，在收復失地運動之初的幾個世紀，獲得土地、財富和奴隸或許比擊敗伊斯蘭勢力更重要，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宗教地位成了越來越重要的問題。促成轉變的是穆斯林本身，因為狂熱穆斯林阿爾摩拉維德人和阿爾摩哈德人相繼在1086年和1146從北非入侵，造成反彈。
西班牙史學家都認為，收復失地運動讓西班牙的歷史與歐洲其他國家截然不同，但他們對這個運動塑造西班牙歷史的程度和方式產生了分歧。當今兩位西班牙歷史大師卡斯特羅和桑切斯-阿爾沃諾斯，已對此論戰數年。儘管兩人爭論時偶爾吵得很兇，其實雙方的觀點並沒有那麼不同。
卡斯特羅明確指出，穆斯林絕非容易應付的敵人，所以收復失地運動必定如此：“收復失地運動是織布機，西班牙的歷史就在其上編織。”而桑切斯-阿爾沃諾斯則斷然宣告：“我認為收復失地運動是西班牙歷史的關鍵……讓我們回憶一下《阿比達編年史》（Chronicle of Albeda）裡的話：基督徒日日奮戰，不分晝夜，一直堅持了8個世紀。”在此期間有過短暫的和平，很少會超過十幾二十年；基督徒之間會發生戰爭；摩爾國王之間也會發生戰爭，甚至基督徒和摩爾人還會相互結盟，對抗其他基督徒和摩爾人。儘管這些歷史事實無可爭議，但收復失地運動的主軸，一直都是西班牙基督徒對抗西班牙穆斯林，是十字架與劍對抗摩爾人的新月。
西班牙性格就在這場漫長的戰爭中重新塑造。教會許諾戰死的人會進天堂，勝利計程車兵也能靠掠奪戰利品致富。人們就為了這種“基督精兵”的理想出生入死。如果上戰場能獲得更大更崇高的報酬，誰還要用雙手勞動？個人的英勇和信仰成了新西班牙的基石，在移動的邊界背後，一個新國家慢慢成形。收復失地運動始於722年的科瓦東加，源自阿斯圖里亞斯和坎塔布里亞山民“ 對自由的熱愛”，那裡的山民曾在公元1世紀讓奧古斯都吃了一番苦頭。這些戰士不是西哥特人，而是更古老西班牙人繁衍出的後裔。這群吃苦耐勞的人，日後將湧向萊昂和卡斯蒂利亞的平原，重新填滿這片被遺棄的土地。他們的精神將塑造西班牙的性格。
邊界不是一條固定的分界線，也不是穩定地向南移動。邊界始終是不確定的，“只要基督徒贏得勝利，佔領了主控山谷入口或能掌握平原的城市，或者摩爾人自己有了危機或相互交戰”，這條邊 界線就會向前推進，但也隨時可能退後。因此，界線的移動一直來回反覆，但來自北方的勢力總是較強。
公元722年，基督徒被圍在坎塔布里亞山後，這山是他們的防禦線。隨著越來越多基督徒拋下南方的農場和家園從軍，他們的人數穩定增加。科瓦東加一役後，摩爾人非常愚蠢地決定入侵法國，結果第二度被查理·馬特打敗。如果當初他們乘勝追擊，追入坎塔布里亞山脈，今天的西班牙即使不是伊斯蘭國家，也可能會是伊斯蘭-基督教社會。摩爾人在法國吃了敗仗後，意識到他們擴張過度，開始向南撤退。這次撤退使他們回到杜羅河（Duero River）谷地以南，當地居民已放棄了這塊領土，撤往坎塔布里亞山後更安全的地區。因此，兩個陣營之間，多年來存在一片荒野，沿杜羅河谷延伸，完全沒有人居住。西班牙基督教統治的邊界慢慢向南推進，進入這些渺無人煙的平原，而摩爾人則會發動突襲。邊界就是這樣形成的。不久，邊界就不再只是一個不確定的地理界線，還成了非常明確的心態的象徵。
當然，持續了8個世紀的收復失地運動並非不曾間斷的戰爭——沒有人能忍受這種日子。這幾個世紀裡，除了對立，雙方的社會和文化力量也互相作用和融合。住在同一片土地上的基督徒和摩爾人，連續不斷地從事人類生活的兩大行為：戰爭與歡愛。這是兩種征服形式，也是兩種親密的形式。戰爭和肉體的親密經常攜手並進，可見後者並不是只能在平和的日子發生，也許在西班牙的形成過程中，愛的創造以及它所代表的一切，和殺敵同樣重要。
佩拉約獲勝的地點阿斯圖里亞斯，是西班牙北部的頭一個基督教王國。公元791 年，該國在奧維多建立首都，不過在此之前，阿斯圖里亞斯王朝已經存在。必須強調的是，這不是西哥特王國的延續，而是土生土長的一個王朝，植根於西班牙大地。接下來誕生的王國是加利西亞和萊昂。900年的時候，基督徒已走出了他們的山脈，散佈到南方的萊昂平原。到了914年，他們覺得不再需要以山脈屏障自我保護，於是團結各王國，把首都遷往萊昂，建立了一個萊昂王國。現在主動權明顯落入基督徒陣營，摩爾人再也佔不了上風了。
正如萊昂是阿斯圖里亞斯和加利西亞向南拓展的結果，卡斯蒂利亞也來自萊昂向南的擴張。起先只是個小公國（約900年）的卡斯蒂利亞，經過一兩個世代，變成了一個不願向任何人低頭的戰士之地，無論是向基督徒還是向摩爾人。史詩《費爾南·岡薩雷斯之歌》（Poem of Fernán González）敘述了卡斯蒂利亞脫離萊昂獨立的故事，13世紀的史書《西班牙通史》也複述了這段故事。
卡斯蒂利亞人的偶像，偉大的戰士費爾南·岡薩雷斯伯爵曾帶著“漂亮的鷹和俊美的馬”來到萊昂國王宮中。國王非常喜歡，問能否購買。伯爵依當時的宮廷禮節說這兩隻動物不賣，但“既然國王這麼喜歡它們，他很樂意送給國王”。國王也按當時的禮節拒絕饋贈，除非對方接受回報。國王答應付給伯爵1000銀幣，雙方也訂下了付款日期，而且都同意遲付幾天款項就多加幾倍。3年過去了，金額成了天文數字，國王無力償還，於是准予卡斯蒂利亞獨立。這故事雖不足為信，不過當時的禮節和國王不按時付款一事，完全符合西班牙人的性格和所描述的事件。
岡薩雷斯是卡斯蒂利亞的第一位大英雄，他正面遭遇所向披靡的曼蘇爾卻不露絲毫畏懼。卡斯蒂利亞計程車兵已經和最強的穆斯林戰士不相上下。卡斯蒂利亞在憂患中誕生，靠自己的力量生存。來到這裡的是最勇敢的山民，他們離開家園的保護，為追求榮耀踏上冒險之路。卡斯蒂利亞就像巨大的裝甲縱隊，一邊深入鑽探摩爾人的疆土，一邊慢慢地積聚力量。卡斯蒂利亞軍鮮少失敗，贏得了許多驚人的勝利。最終，他們促成收復失地運動的實現。為了在開闊荒涼的平原上保護自己，他們住在一排城堡裡，組成了基督徒領土的南部邊界，並由此得到卡斯蒂利亞之名，意為“城堡之地”。
與收復失地運動有關的電影《萬世英雄》劇照。
西班牙的其他基督王國是萊昂、納瓦拉、阿拉貢和加泰羅尼亞，總共5個。在收復失地運動初期，這些基督王國之間的互鬥，和他們對抗摩爾人一樣頻繁。曼蘇爾入侵萊昂時，卡斯蒂利亞人歡欣鼓舞，而卡斯蒂利亞遭到同樣命運時，萊昂人也興高采烈。納瓦拉受到攻擊時，兩國都雀躍不已。在那個年代裡，España一詞指的是半島上的摩爾人領土。基督徒提到自己的國家時，稱之為萊昂、卡斯蒂利亞、阿斯圖里亞斯等等。不過，幾個世紀過去，他們終於學到教訓，時至1230年，西班牙只剩兩大基督王國，萊昂-卡斯蒂利亞和阿拉貢-加泰羅尼亞。兩國在將近一個半世紀多之後，合併成一個卡斯蒂利亞-阿拉貢王國，象徵著整個基督教西班牙的統一。正是這最後的統一王國打敗了摩爾人，把他們從最後的據點格拉納達趕走。
摩爾人在不知不覺中教會了西班牙基督徒如何在與他們的對抗中勝出。摩爾人不僅展示了團結本身的不可或缺，還示範出如何實現團結—透過充滿活力的宗教號召。摩爾人自己是由許多不同民族組成的群體，包括了阿拉伯人、葉門人、柏柏爾人和敘利亞人。他們因為7世紀伊斯蘭教的誕生而團結在一起，併成功地將宗教與戰爭融合，建立了一個龐大的帝國。猶太人的宗教哲學涵括了人類和宇宙的重要架構，進一步促成了基督教概念的形成。這個概念和信仰最終把民族主義和宗教焊接起來，確立了後來的教會國家。換言之，宗教將成為武器，成為兩個文明史詩般對抗中最強大的武器。
卡斯蒂利亞人對西班牙帶來了什麼樣的影響？
卡斯蒂利亞是中世紀西班牙的驅動力。萊昂代表的是保守主義，它在軍事行動中已無力主宰；它象徵的是傳統，是由西哥特法律統轄的西哥特君主政體。而卡斯蒂利亞總是處於危險之中。它反抗萊昂，隨後兩國之間的競爭是不可避免的，由此導致了許多勢不兩立的衝突。卡斯蒂利亞人憎惡那本被稱為《法律集》（Fuero juzgo）的西哥特古法典，傳說布林戈斯街頭曾點燃巨大的篝火，燒光了所有副本。
卡斯蒂利亞人生性好戰，他們很重尊嚴，舉止嚴肅；他們自立自強，不服權威。卡斯蒂利亞的法律以習俗為本，是普通法，是社會大眾認可的法律，展現群體生活的習慣和風俗，就連國王也不能凌駕於法律之上，這為早期的卡斯蒂利亞社會帶來了簡陋但真實的民主感。隨著時間的推移，大家更加重視習俗的法律，而非國王的專斷擅權。阿方索六世在11世紀出於一己之意就流放熙德的事件，在一個世紀之後是不可能發生的。
若說萊昂代表了傳統的退浪，剛從摩爾人手中奪回的卡斯蒂利亞邊疆則是一個無人地帶，涉足依然存在風險。中央政府必須鼓勵人們到此紮根，建立家園城鎮。為使人在此定居，開墾者可獲得稱為“福埃羅”（fueros）的優待和好處。他們享有當時在西班牙其他地方不存在的個人自由。體現邊疆城鎮居民的權利、特權和義務的許多“福埃羅”，適用於猶太人、穆斯林和基督徒。在那個時代，西班牙人未必非得是基督徒。
威廉·阿特金森（William Atkinson）在《西班牙與葡萄牙歷史》（History of Spain and Portugal）中指出，在8世紀到10世紀只有12種“福埃羅”，11世紀增加到45種，然後在12、13世紀達到600種，這兩個世紀增加的數量幾乎均等。這個資料清楚顯示收復失地運動的推進狀態。新建立的城市為國家的政治生活帶來另一元素。貴族向來是國王的心腹大患，他們擁有大片土地，而且很自然地和 同為大地主的教會和軍事修會結盟。他們對王位的繼承常有異議，而他們的支援往往決定誰能戴上王冠。卡斯蒂利亞諸王發現自己陷在這張網中，因此設法與城鎮的平民結盟，即使不能立刻冒險與貴族攤牌，至少可以制衡貴族的力量。藉此國王得以逐步削減貴族的力量，讓他們弱化為王權旁邊的陰影。古西班牙議會稱為“科特”（Cortes），將平民拉進國家政治體系，藉此平衡權力。
第一個“科特”於1162年在阿拉貢成立，萊昂的最早可追溯至1188年，卡斯蒂利亞的第一個“科特”在1250年成立。因此，最早的西班牙議會比英國議會（1295年）早了133年。萊昂和卡斯蒂利亞的民選市議會在1220年左右雙雙出現。只可惜在徹底征服摩爾人以及建立宗教裁判所之後，中世紀生機蓬勃的新生民主便無以為繼，轉而走向中央集權君主制。
西班牙如何管理收復後的“失地”？
隨著13世紀的到來，收復失地運動獲得驟然的動力。卡斯蒂利亞的阿方索八世於1195年慘敗給摩爾人，部分原因是萊昂人的臨陣退卻。如今他重整旗鼓，做好了大力反擊的準備，甚至說服教宗替他宣佈“十字軍”號召，招募國際義勇軍。他明智認清卡斯蒂利亞不可能單憑一己之力獲勝，因此再1212年於託洛薩平原發生的戰鬥中，他聯合了納瓦拉、阿拉貢和葡萄牙的力量。萊昂再次拒絕出兵相助，但這一回基督徒大勝，對摩爾人在伊比利亞半島的軍事統治 施以致命一擊。當地有個牧羊人帶領基督徒聯軍透過以牛頭骨為標記的隘口，攀登至摩爾人部落的上方。居高臨下的優越位置帶來莫大幫助。引導基督徒透過隘口的人於是被國王封為卡韋薩·德·巴卡（Cabeza de Vaca），他的後代之一後來在新世界聲名遠播。
阿方索的繼任者“聖人”費爾南多三世接續這股氣勢，在1236年攻下科爾多瓦1238年佔領巴倫西亞，1248年奪下塞維利亞。只剩格拉納達還是摩爾人的王國，後者被迫向卡斯蒂利亞繳納大量貢品。費爾南多三世起初試著把摩爾人全部逐出塞維利亞和科爾多瓦，但此舉使整個地區的經濟崩潰，於是他被迫反省自己的立場。修正後的寬容政策恢復了過去卡斯蒂利亞宮廷對有才華的摩爾人和猶太人的尊重。費爾南多的兒子“智者”阿方索十世（1252-1284年在位）延續並擴大寬容態度，於是當時傑出的學者和科學家，無論宗教信仰為何，紛紛聚集到他的宮廷。
仔細審視1252年的西班牙社會，也就是阿方索十世登上卡斯蒂利亞和萊昂王位時，會發現西班牙基督徒正在經歷一段危機時期。以前易受影響的民族性如今終於確定下來。在一代人的時間內，西班牙軍隊奮力向前，士兵們獲得榮耀，然而不知何故，這時的西班牙失去了動力，已無餘力完成收復失地運動。格拉納達仍被摩爾人掌控，卡斯蒂利亞和阿拉貢都沒準備或沒意願挑戰它。向前的氣勢已趨於靜止，如今需要一番盤整鞏固，才能再繼續朝擴張邁進。
想象一下，如果法國人回到美國接管得克薩斯州，或是西班牙人回到美國接管佛羅里達州或加利福尼亞州，他們迎頭碰上的會是另一個獨特、持久、無法清除的文明。迅速佔領科爾多瓦、塞維利亞、巴倫西亞和附近大片領土的基督徒，正是碰上了類似的情況。這些城市在穆斯林手中已達550年，人民不再是基督徒，不再是西哥特、羅馬或西班牙的後裔，而是摩爾人。他們代表不同的世界，不同的文化，在歷史上屬於不同的組織結構，有著不同的感受，但現在他們確實“屬於”西班牙人。基督徒意識到任務的艱鉅，不得不停下腳步思考：該如何處置這些偉大的城市、領土和人民？如何使用他們？誠如“聖人”費爾南多三世發現的那樣，如果不好好利用他們，經濟會立即崩潰。
電影《哥倫布傳》中剛剛收復的格蘭納達劇照。
在很多方面，阿拉伯文化都優於這些基督徒自己的文化。首先，它的技術優勢顯而易見。摩爾人是更高明的農業學家，更優秀的工程師、建築師、商人以及瓷磚、紡織品、皮革製品、裝甲和劍的製造商；他們住在更好的房子裡，有更大的城市，他們的土地收穫更豐富，他們擁有的各種物品比西班牙基督徒更多。但物質富裕不是他們唯一的優勢。他們的文學作品有更廣大的讀者，他們是更優秀的哲學家、醫生、詩人、音樂家和藝術家。
因此，卡斯蒂利亞人及其盟友反抗的，是在科技、經濟及知識方面皆勝過自己的一個文明。他們贏了。原因既不復雜，也不難找到。西班牙基督徒在一個方面勝過了阿拉伯人，而這方面是兩個文明殊死對抗時最重要的關鍵。他們佔上風的是個人的動力、頑強的意志、不知疲倦的精力，以及證明自己比得上任何人的決心，無論是摩爾人、猶太人還是基督徒。他們內在的力量更強大，他們不依賴外部的事物，只依賴自己內在擁有的。每個士兵都是活力十足的宇宙，每個人的靈魂都處在持續的緊繃之下，每個人的信仰都如史詩般堅定。他們向前推進的集體力量不可抗拒。他們帶著戰士的心態上戰場，現在卻被迫與文化、政治和社會問題交手。他們創造了一個英勇的起點。
“聖人”費爾南多三世和他的兒子“智者”阿方索，以及後來繼承卡斯蒂利亞和萊昂王位的君主，都無法完成這一大業。直到卡斯蒂利亞和阿拉貢合作，阿拉貢的國王費爾南多二世和卡斯蒂利亞的女王伊莎貝拉一世聯手，基督徒才有了足夠力量或團結來解決這個問題。即便如此，那也並非最佳的解決方法。它只是對西班牙這個難題快刀斬亂麻，擺脫掉那裡的穆斯林和猶太人而已。
這並不表示13、14世紀什麼事都沒發生。當時有很多重要的事情有待完成，基督徒也以才智和活力對症下藥。迫在眉睫的問題是：該如何看待這個現在已經屬於他們的文化？ 因為城市、土地、田野和山脈本身並無意義，而是會反映出其居民的特性。就連 重新奪回的土地，在受摩爾人控制時也改了名字。著名的貝蒂斯河 如今叫作瓜達爾基維爾河，伊斯帕利斯現在被稱為塞維利亞。阿拉馬（Alhama）、哈恩（Jaén）等數十個城鎮都是摩爾人建造的，先前並不存在，甚至連田野也不一樣了。所有城市的整體面貌都徹底改變了，變得很陌生。偶爾可見羅馬廢墟，那是唯一還能提醒勝利者 他們的祖先曾在這塊土地上生活的線索。這項任務浩大而令人生畏，批評西班牙基督徒做得不夠好有失公允，其實他們已經做得儘可能好了。
阿方索十世沒有畏首畏尾或觀望不決；他有優秀卡斯蒂利亞人的毅力和決心，有意把這種文化納入自己的文化。他的任務是讓一個西班牙的文化，從希臘羅馬、伊斯蘭、希伯來，以及基督教和卡 斯蒂利亞的根上生髮出來，他以堅強的意志和真正的智慧承擔了這一任務。他的綽號 el Sabio 意思既是“智慧的”，也是“博學的”。由於在戰功方面無法與父親的戰無不克相比，他將在另一個領域率 領他的子民，也就是文化領域。他招攬了一批沒有任何其他中世紀宮廷能匹敵的專家學者，他將成為西班牙的“ 學者國王”。他很重視文化，這是國家生活中的重要方面，也是日後世人會記得的重點。他運用能派上用場的每個人和每種工具，而且這樣的人和工具為數 眾多。猶太人對13世紀中葉的學問復興貢獻卓著，阿方索朝廷中的學者很熟悉阿拉伯書籍，而且認為那是必要的。
之前的那個世紀，成千上萬的基督徒都在摩爾人的領土上生活，現在形勢逆轉，成千上萬的摩爾人和信奉伊斯蘭教的西班牙人在基督教王國生活，因此阿拉伯文化的影響表現得空前強烈。來自歐洲各地的學者到托萊多考察和學習。被翻譯成阿拉伯文的希臘經典，如今又被翻譯成拉丁文，以這樣的形式傳到歐洲各地。猶太專家是這個過程中的關鍵人物，因為只有他們既懂阿拉伯語又懂拉丁語。因此，想翻譯某希臘經典的學者，得先找到願意把其阿拉伯文文字譯成拉丁文的猶太人。通常翻譯以口頭進行，一人朗讀內容，另一人動手抄錄。難怪有些傳到其他歐洲國家的拉丁版本，在風格和內容上聽起來有點奇怪。
儘管托萊多宮廷是這次知識復興的中心，大學在西班牙的興建帕倫西亞（Palencia）大學建於 1212 年前後，薩拉曼卡（Salamanca）大學建於 1243 年前後］進一步激發了中世紀人們對知識的渴求。帕倫西亞大學只持續了幾年，但薩拉曼卡大學成為中世紀最偉大的學府之一。就連王子們也被送到這裡學習，和其他學生一樣坐在冰 冷大廳裡的硬板凳上。
阿方索十世本人有博學多聞的名聲，愛好藝術、科學和文學。他喜歡穿飾有黃金和寶石的絲袍，認為國王在儀表上應和一般人有所區分。阿方索尊重所有的文化人；他免除了所有教師的稅金，並讓他們享有“紳士”（caballeros）地位。他寬厚對待不同宗教信仰的人，並懇請同胞不要強迫猶太人改宗基督教。在他執政期 間，三大宗教都可以使用白色聖馬利亞教堂（Church of Santa María la Blanca，現仍存在托萊多，不過有點修復過度）：週五給穆斯林， 週六給猶太人，週日給基督徒。
阿方索十世。
阿方索十世主導了許多著名古代作品的西班牙語翻譯計劃，包括《聖經》、《塔木德》、《古蘭經》、《卡巴拉》（Cabala）、印度寓言故事《卡里拉和丁那》（Kalila and Dimna），以及但丁的老師布魯內託·拉蒂尼（Brunetto Latini）著的《寶藏集》（Treasure）。拉蒂尼是被派到阿方索朝廷的大使。國王也對天文學感興趣，出版 了兩本天文學的書；他還推出了一本關於國際象棋的書，這是西班牙人從摩爾人那裡學來的。他對鍊金術尤其著迷，刻苦鑽研。在歷史方面，他監督出版了記載西班牙歷史的《西班牙通史》，以及談七個法律分支的《七章法典》（Siete Partidas）。《七章法典》是部分依據羅馬法律累積的法律和習俗，對公民權利義務有長篇大論的 道德解釋。執政期間，阿方索也宣佈卡斯蒂利亞語是王國的官方語言。
儘管親自下了這道命令，他卻以更抒情的方言加利西亞-葡萄牙語，創作了一系列400首《聖母之歌》（Cantigas de Santa María）。赴聖地亞哥的朝聖者將普羅旺斯文化一併帶來，其吟遊詩人及抒情詩派影響到了加利西亞，於是抒情詩傳統在12世紀的加利西亞茁壯發展。博學的國王決定延續這個傳統。阿方索為準備歌曲集請來了一群傑出的音樂家、詩人和作家，其中包括許多摩爾人樂器演奏家，以及來自法國的吟遊詩人。
中世紀的西班牙顯然處在新宗教情感和新價值體系的十字路口。唯有在宗教中，人們似乎才能找到自己真正的價值。孤身一人，無論他的意志或力量多強大，都終將一無是處。熙德的歲月已經逝去不再回來，這些莊嚴的話預示了天主教君主費爾南多二世和伊莎貝拉一世的紀元即將到來。聖戰還沒達到實際的高峰，不過13世紀已清楚勾勒出它的精神。
然而，當時阿方索十世的統治開明寬容。眾多猶太人成了傑出的學者、工匠、商人、金融家、銀行家和醫生，阿拉伯人中也有許多學者、醫生、音樂家和農民。猶太人從事的主要是技藝工匠，或者協助上層階級的管理工作，摩爾人則經常在田裡勞作，而且對園 藝農事很在行。國王幾乎總是有猶太人的財政顧問和幫手，腹痛的人都會去看猶太醫生，即使後來禁止猶太人行醫後亦然。
時至1300年，西班牙基督徒的心理狀態發生了轉變，開始歧視勞動的摩爾人和總是在數錢斂財的猶太人。西班牙基督徒以截然不 同的方式表現自己。重新佔領的家園、在戰爭中的勇氣、在物質上的貧乏、嚴肅莊重、對疆土和統治永不知足的渴望、全心全意向前的動力——這些都是他們民族的特色。正如西班牙作家卡斯特羅指出的那樣，西班牙找不到鼓勵和平、辛勤工作、開墾田地和貿易商業的賢君，因為這樣的君主不能適應西班牙社會的重要架構。這樣有條有理、充滿效率的統治，適用於整齊的荷蘭田地，上面有平和的牛和成排的鬱金香。
然而，卡斯蒂利亞卻是在原始荒涼的土地上磨鍊出了自己的靈魂，經受住了各種苦難；因此對物質的嚮往、累積，以及為物質工作，完全無法影響到卡斯蒂利亞的性格。不過，誰敢說當中沒有任何嫉妒的成分呢？畢竟一無所有者對別人的財產心存嫉妒是人之常情。再加上宗教因素和種族理想（血統純淨最早是猶太人的概念，後來才被西班牙人接收），於是有了宗教裁判所和後來的種種迫害。
儘管博學的國王在文化方面頗有貢獻，但若不點明阿方索十世在位時政局的混亂動盪就結束對他統治的分析，將會引起誤解。他 在位期間，政壇有各種陰謀、反抗、暴動，其中許多參與者都是他知名的貴族朋友，甚至是王室成員。阿方索之妻為政治因素棄他而去，藏身加泰羅尼亞。他的兄弟恩裡克、費利佩和法德里克（Fadrique）都起而謀反，就連他的兒子“勇者”桑喬（Sancho the Brave）也因心急篡位而反抗父親。阿方索國王痛心疾首地說：“我儘可能在各方面尊重桑喬，他卻以最殘酷的方式侮辱我。我全心愛他，他卻要把上帝給我的王國奪走，希望我死。”
這些絕望的文字清楚勾畫出西班牙政治的分歧。阿方索十世雖然發現了團結的關鍵在於宗教，但時機還不成熟，無法派上用場。在統治西班牙時，他也發現讓西班牙屬於歐洲主流的關鍵在於學問的復興，但他對祖國的熱愛太過強烈，未能有效運用這個方法。他
出版《西班牙通史》及其他可能成為中世紀文學裡程碑的作品時，使用的都是西班牙文，而非拉丁文。阿方索十世是他與世隔絕的國家的一個縮影，是無限潛力的種子。種子要兩個世紀後才會開出短暫的燦爛花朵，接著花園就消失了。
阿方索十世於1284年去世。其子桑喬四世為了登上王位反叛父親，違背法律，也不顧已故兄長年幼的兒子。許多貴族支援桑喬，他們醜惡的力量再次在國家政治中抬頭。對付摩爾人的戰爭結束了，國王不能再承諾新領土，所以貴族試圖透過決定誰坐上王座來維持自己的勢力。
原作者 | [美] 約翰·克羅
摘編 | 徐悅東
編輯丨肖舒妍
導語部分校對丨趙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