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漢民（中國書院學會會長、湖南大學嶽麓書院教授）
唐宋變革之際，儒家士大夫崛起並進一步強化自己作為文化主體的自覺意識，他們不僅主導和推動唐宋之際的思想文化變革，同時還希望在山水之間搭建一個以“書”為中心的院落，以承載自己的師道精神和人文理想。他們將自己建立起來並苦心經營的新型文化教育機構叫做“書院”。
（一）
在創辦書院的熱潮中，宋代士大夫群體總是特別強調，他們之所以要在官辦的太學州學縣學之外另辦書院，是因為書院在教育理念、辦學宗旨上不同於官學。這就是後來學術界、教育界肯定的“書院精神”。其實，這就是宋代士大夫的師道精神。從中唐到宋初，在士大夫群體中有一個十分強烈的呼喚，就是在批判漢唐經師沉溺章句辭章之學時，強烈呼喚復興早期儒家士人的師道精神。“儒”本來就源於以教育為使命的“師儒”，孔子號召儒士應該“志於道”，其實就是強調士師與道結合的“師道”精神。孟子特別強調師道尊嚴，肯定儒者承擔的是“堯舜之道”，故而賦予了“師”具有“道”的崇高使命與精神權威。唐宋之際儒家士大夫積極倡導復興早期儒家“師道”，並希望以師道精神重登歷史舞臺。
宋代士大夫復興儒學、重建儒學是從師道復興開始的。歐陽修在《胡先生墓表》一文中說：“師道廢久矣，自景祐、明道以來，學者有師，惟先生（胡瑗）暨泰山孫明覆，石守道三人。”歐陽修肯定了胡瑗、孫明覆、石守道對推動師道復興的重要貢獻，他們三人開始中止“師道廢久”的歷史而重新開始使“學者有師”，肯定他們對宋學學統的建立之功。
可以發現，宋儒往往勉勵自己應該“以師道自居”，他們對於“師道”的責任意識內涵豐富：一方面，宋儒主張“以師道自居”而拓展出對帝王的教育，發展了宋代極有特色的經筵講學；另一方面，宋儒“以師道自居”而拓展對民間教化，故而大量創辦書院。在宋代士大夫的積極入世活動中貫穿著一個重要思想，就是一種師道精神的為政與為學，而特別體現在他們的書院教育中。關於宋儒的師道復興與書院教育的密切聯絡，明清之際王船山曾經有評論，他說：“鹹平四年，詔賜《九經》於聚徒講誦之所，與州縣學校等，此書院之始也。嗣是而孫明覆、胡安定起，師道立，學者興，以成乎周、程、張、朱之盛。”他認為，宋學由初起走向大盛，與師道主導下的書院教育密不可分。北宋初年，書院興起，特別是孫明覆、胡安定等宋初諸儒的推動，使得師道立而學者興，推動了宋學之興，最終形成了宋學的“周、程、張、朱之盛”。
（二）
宋代書院的師道精神體現在許多方面，而最為集中體現的是宋儒對書院宗旨的確立。有一個重要的文化現象：從宋代以來，創辦和主持書院的儒家士大夫，總是將“道”的承擔作為創辦書院的基本宗旨和教育目標。《宋元學案》曾經記載一段重要的對話，文靖（楊時）曰：學而不聞道，猶不學也。（程）若庸亦曰：創書院而不講明此道，與無書院等爾。程若庸非常明確地將書院的創辦與師道的使命緊密聯絡在一起。從宋初開始，儒家士大夫開始倡導復興以“師道”為思想旨趣的孔孟之道，後來還發展出以標榜“道學”“道統”為主流的新儒學思潮。他們倡導師道精神集中在民間書院，他們主導的書院是表達自己師道精神的最佳場所。
所以，一切立志復興儒學、重建儒學計程車大夫創辦書院，總是會將創辦書院的宗旨確立為“道”，弘揚宋代士大夫特別張揚的師道精神。從北宋的“宋初三先生”，到南宋乾淳“四君子”，他們都是透過創辦書院而復興師道，這正如理學家袁燮所說：“古者學校既設，復有澤宮。今長沙之嶽麓、衡陽之石鼓、武夷之精舍、星渚之白鹿，群居麗澤，服膺古訓，皆足以佐學校之不及。”
（三）
兩宋時期那些有師道精神追求計程車大夫，也是最有學術創新成就的宋學學者。如石介有非常明確“道學”目標的追求，他有著鮮明的傳承和復興儒家之道的道統意識，並且將此道統意識與書院建設結合起來。他在應邀作《泰山書院記》中，就將道統承傳與書院使命統一起來，他說：“夫堯、舜、禹、湯、文王、武王、周、孔之道，萬世常行不可易之道也。……吾學聖人之道，有攻我聖人之道者，吾不可不反攻彼也。”石介以書院教育承擔儒家之道的傳承，就是宋儒的師道精神。另外他還長期主持徂徠書院講學，被學者稱為“徂徠先生”。
特別是南宋著名的朱熹閩學、張栻湖湘學、陸氏象山學等主要理學學派，均在創辦書院過程中明確以復興先秦儒家之道為宗旨，其實就是將書院建設與師道精神結合起來。如南宋乾道淳熙年間，朱熹在福建武夷山創辦了寒泉精舍、武夷精舍、竹林精舍，因學徒增多而擴建並改名為滄州精舍。朱熹之所以積極創辦書院，是與其傳道精神緊密聯絡在一起的。淳熙年間韓元吉撰《武夷精舍記》，表達了朱熹創辦武夷精舍的宗旨，即希望解決秦漢以來師道不傳的問題，以“自得”孔子之道。
又如張栻在《潭州重修嶽麓書院記》中，明確了修復嶽麓書院的辦學宗旨：“豈將使子群居族談，但為決科利祿計乎？抑豈使子習為言語文詞之工而已乎？蓋欲成就人才，以傳斯道而濟斯民也。”他強調嶽麓書院的宗旨與目的是傳道濟民，這也是不同於科舉利祿、訓詁辭章的師道之學的復興。
陸九淵率弟子在江西建立了象山等諸多書院，其弟子袁甫在《象山書院記》中也明確指出：“書院之建，為明道也。”袁燮在其撰寫的《東湖書院記》中，進一步明確其師道的學派特點，他說：“雖然君子之學，豈徒屑屑於記誦之末者，固將求斯道焉。何謂道？曰：吾心是也。”袁燮是陸九淵的著名弟子，他不僅僅強調書院的教育宗旨是求道，同時進一步指出此道就是孔孟之道的“為己之學”“自得之學”，他認為此學只能夠源於“吾心”。
（四）
宋代士大夫之所以普遍將書院宗旨確立為“明道”，其實也是為了明確書院教育的核心、靈魂其實就是“師道”精神，它具體體現為不可分割的兩個方面。
書院的師道體現為儒家人文理想的實現。宋儒繼承了早期儒家的核心價值理念，這樣宋儒的師道就不僅僅涉及學校師生的授受關係，而是緊密聯絡家國天下、萬世太平的“天下之道”，啟動王道理想實現的關鍵在“師”。由此帶來書院師道精神的一系列特點：士大夫創辦書院的根本目標既在於“道”，他們堅信最終會落實於“治”；書院傳授的最重要內容不是知識技能，而是人文化成的“成人”。所以，朱熹制定的《白鹿洞書院揭示》，就以儒家之道的價值體系為基本內容。《揭示》首先以“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作為書院育人的“五教之目”，又以“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作為書院教學的“為學之序”；還以“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欲，遷善改過”作為學生人格教育的“修身之要”，以“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作為書院生徒的“接物之要”。可見，宋儒之所以會藐視辭章訓詁之學，是因為他們堅信師道精神才真正代表了儒家的人文理想，恢復了《周禮》關於“師儒”應該是“以賢得民”“以道得民”的教育責任。宋儒期待的師道精神，就是努力透過書院教育，最終實現和諧家國與大同天下，建立合乎“道”的天下秩序。所以，書院精神包括兩個方面：其一，在書院推崇以道修身的為己之學，完善自我人格，即所謂“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修身”；其二，以“道”治世，透過講道、行道以完善社會秩序，最終實現“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目標。
書院精神還體現為一種知識理性的學術精神。儒家文化是一種人文理性的文化，儒家強調“道”的價值信仰、經世實踐必須建立在“學”的知識理性基礎之上。所以，在書院的教育宗旨、教學實踐過程中，求道與求學應該是統一和相通的。所以，書院求道的價值關懷體現出對人格理想和社會理想的追求，絕不能夠排斥知識教育。宋代書院一直重視《四書》教育，而《論語》開篇即強調“學而時習之”，《大學》開篇即強調“格物致知”，《中庸》也特別強調“博學之”“道問學”，這些都是書院教育具有強烈學術精神的經典依據與思想源頭。宋儒包恢在《盱山書院記》中說得極為透明：“夫以書院名是，所主在讀書也……然予謂聖賢之書所以明道，書即道，道即書，非道外有書，書外有道，而為二物也。患在人以虛文讀書，而不以實理體道，遂致書自書，道自道，人自人，而三者判然支離矣……況讀書非為應舉也，若其所讀者徒以為取科第之媒，釣利祿之餌，則豈為貞志者哉。”宋代書院的知識追求十分迫切、學術精神十分強烈，但是書院教育也不是為知識而知識，學術創新總是以探求儒家之道的價值關懷為目的的。所以書院成為宋代以後新儒家學者探討知識學問的地方。以闡釋人的意義、社會的和諧、天下的治理為核心的經史之學成為古代書院的主要學習內容。宋代新儒學和書院的結合不僅使宋代學術獲得發展的依託，而且也使書院獲得了新的發展空間。
宋代以後，中國古代學術的發展經歷了諸多的轉型和發展，不同學術思潮、不同學派形成都與書院息息相關。書院的學術創新精神藉助於師道精神而不斷開拓和發展，師道精神凝聚成為書院學術創新的推動力，推動書院學術思想的不斷更新。
來源： 學習時報
